谢君:“强哉矫”:屈原的君子品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023 次 更新时间:2023-07-09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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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君  

 

汉以后,儒家学者往往用孔子圣人的标准来评价屈原,对屈原不合圣人的行为模式多有指摘。如,班固认为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离骚序》)孟郊认为屈原“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旅次湘沅有怀灵均》)。朱熹指责屈原“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楚辞集注序》)。他们看到了屈原在性格与行为方式上与孔子的不同之处,但却没能看到屈原在精神实质上与孔子的相通之处。事实上,屈原的品格完全符合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品格。

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品格有多方面的内涵。检索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述,其中最具概括性的一次是:“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这可看作是从总体人格与精神特点来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是仁者、智者、勇者的人格结合体,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则是不忧不惑不惧。

“仁者不忧”是孔子对君子的第一个要求。所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应时刻以仁为追求。而“仁者无忧”也并非指君子全然无所忧虑,而是说君子不应以个人成败得失为忧,而应以道为忧,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子路》)。为了实现道,君子不但要忧而且必要时需要豁出性命,牺牲自己,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要求君子首先是仁者,就是要求君子必须有为民为公之心,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追求,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仁义”是孔子及儒家之道的核心,实现仁义之道正是孔子给君子设定的理想与追求。以仁义为追求的君子,不会计较一己私利的得失与个人的成败,而全然以为人民谋公利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如此,便能从个人成败得失的计较中摆脱出来,获得一种“无忧”的精神气质。这便是孔子所谓的“仁者无忧”。屈原显然是仁者,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美政”理想的实现,而“美政”就是要推行仁义之道。为此,屈原如孔子一般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但其所痛苦和忧愤者均非为了个人成败得失,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所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而当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时,屈原高喊“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为了捍卫理想与道义,屈原最终不惜纵身一跃,沉江而死,杀身成仁。所以,屈原是全然为公为民的,他所忧患的是社稷而非个人,故而屈原之忧是君子之忧,与“仁者无忧”的品格实为相通。

“知者不惑”是孔子对君子的又一要求。“知”通智,子曰:“好学近乎知”(《中庸》)。智者首先应该是好学者,能“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不断地增长自己的学问见识。所谓“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君子必然是博学的。屈原显然符合这一要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从屈原作品中也可看出屈原对历史典故如数家珍,对天文地理了然于胸,并通晓古今治乱兴衰规律,绝对是好学博学之士。其次,孔子所要求的智还是一种政治才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智表现在政治才能上就是知人善任,能识人能用人。这也正是屈原的追求,屈原“美政”理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举贤授能。《离骚》曰:“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而且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拥有高超的政治才干。“知者”之“不惑”,不只是就认知层面而言,更多的是就精神思想层面而言的。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并不是说年到四十便没有了认知盲区,而是指已经了然生命的真谛,知道自己生命的目标与意义所在,不再为外在种种所迷惑。所以“知者”之智还是指一种人生境界。屈原显然也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尽管屈原(如在《天问》中)似乎对世界充满了困惑,但那都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的控诉和不理解,他心里其实有着坚定的信念,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与追求,并且不为外在的种种所迷惑和动摇,“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面对着女嬃、灵氛的劝告而也不为所动,坚持原则,坚持留在楚国,坚持特立独行。尽管不少人认为屈原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班固《离骚序》),缺乏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的智慧。但正如孟子所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屈原与孔、孟一样都是以身殉道者,只是选择的殉道方式不同而已。面对道之不行的乱世,孔、孟选择的是退而论《诗》《书》,授门徒,把自己的思想传播下去,屈原选择的却是以死明志,以死卫道。这个世界需要有孔、孟,也需要有屈原。所以扬雄一方面感慨“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另一方面却又明确地肯定屈原之智:“或问屈原知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法言·吾子》)屈原自沉并非愚者之糊涂,而是智者之通达,是殉道的一种方式,是另一种坚守。

“勇者不惧”也是孔子对君子的要求。“勇者不惧”绝非莽撞的无所畏惧,死而无悔。孔子明确反对简单的勇武,“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学而》)。不惧死不一定就是勇,而要看为何而死。正如《左传·文公二年》所说:“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孔颖达疏曰:“以死共国家之用,是之谓勇。”敢于为国捐躯,为公义而死方是真正的君子之勇。君子之勇必须以仁义为旨归。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屈原显然是拥有这种君子之勇的,他敢于控诉贵族的胡作非为与祸国殃民。面对着“众女嫉余之蛾眉”(《离骚》)“纷逢尤以离谤”(《惜诵》)“世混浊而莫余知”(《涉江》)的局面,屈原高喊“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涉江》),坚持操守,坚守道义而不惧毁谤、打击,不畏死亡,体现出“勇者不惧”的君子品格。

孔子在《中庸》中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君子之强就是不管境遇如何,都能守死善道,不随波逐流,这不正是屈原的人格写照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刘安《离骚传》评屈原曰:“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正是对“强哉矫”的屈原君子品格的高度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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