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啸:中国文学史的百年爬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 次 更新时间:2021-05-03 22: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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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啸  

  

   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之前,还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史的专门著作,但已有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史的意识和概念,有了可称为中国文学史最早的萌芽读本——或谓“中国文学史之纲”。这话怎讲?港台学者黄维梁在他的论文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六朝时的刘勰,在其宏著《文心雕龙》的《时序》篇中,大胆涉及了文学史的早期意识,这篇《时序》,堪称为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的浓缩读本(全篇1700多字)。黄文认为,《文心雕龙·时序》阐发了刘勰本人初步的文学史观,可概括为两句话——“时文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中刘勰以周、汉、魏三代为主,重点阐述了《诗经》、楚辞及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其论述涉及了十个朝代的90余位作家及相关作品。为此,黄维梁提出,刘勰的这篇《时序》完全可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学史读本来读,它至少可称为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之纲,笔者完全赞同黄维梁的观点,中国早在六朝时代即已产生了文学史的思想和观念,并已具有了文学史著述的雏形——尽管它离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的标准还很远。

   但是,虽然中国在六朝时,已有了文学史意识的萌芽和雏形,然毕竟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让其很好地得到继续和弘扬发展,特别是没有真正地从史的角度对文学的发展作系统的书写,作有历史眼光的审视、观察和评价,因而实事求是说,真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还没有诞生。真正书写文学发展历史的正规的国别文学史,开始于欧洲,其最早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主要是英、法、德、意等国。这类文学史著作包含三个方面标准:一,文学史观念的确立;二,文学进化概念的贯穿;三,实证研究在分析阐释中的体现。按照这三个标准,国别文学史的正式产生,属于欧洲文明史的重要成果,它成了史学的一个分支,贯穿了进化论的因子,形成了一个知识体系,且从社会和历史发展角度,诠释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一般认为,外国人编写并出版中国文学史,最早问世于十九世纪中叶,是由德国学者萧特撰写的《中国文学论纲》(1853),之后,1880年,俄国学者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要》,1901年,英国翟理斯《中国文学史》问世,1902年,德国葛禄博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受欧洲影响,也开始染指国别文学史,相继问世了多部中国文学史,如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1897)、川种郎《支那文学史》(1898)、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1901)等。

   笔者拟对受欧洲和日本影响后,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本土走过的历程作一番大致的梳理。总体上,择其要者,作概要性点评,不求面面俱到,但求代表性著作简要特色的评点到位。应该肯定,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本土正式诞生了自己本国的文学史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逐渐增多,质量不断提高,呈现了一定的高潮,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文学史著作的数量相应减少,但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国家学术趋向繁荣,文学史的著作也随之涌现,其数量相当可观,展现出了蓬勃的崭新局面。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上半叶(1900—1949)

   中国土地上真正开始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起步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初。其时,先后有黄人和林传甲的两部文学史(应该称讲义,而非著作)出现。林著原为京师大学堂讲义,约七万余字,完成于1904年,黄著系其任教东吴大学所编教材,部分内容始发表于1908年,全书长达170万字,但多为引录原文,作者自己的论述很少。两书同时正式出版于1910年,算是中国最早具有西方文学史坯胎模式的中国文学史。但这两部文学史,只能说是粗框架型仿效西方(及日本)中国文学史的雏形,其实际内容与具体文字表述,离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史标准,差距很大。

   这个阶段的前期,据陈玉堂编《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其中很大部分所谓文学史,并不符合文学史的基本定义,正如柳存仁所说:“坊间所流传之文学史,多仅罗列各时代作家之姓名,而略不叙述其个性、环境、作品内容,有类辞典,直《录鬼簿》之不若。”在柳存仁看来,真正的“文学史应为历史之一部分,而以叙述各时代之演变为其原则”。“故文学史之作,不惟对于文学作者之个人生活须有精细之探讨,即对于产生某一时期文学之时代精神、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亦应有确切之认识,再依据事实认识而考察其所发生之影响。”当然,这一阶段的中后期有了不少富开创性、具独家特色、且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学史,试择其代表,略述如下——

   首先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这是一部断代(宋、元)文体分类(戏曲)文学史,原名《宋元戏曲考》,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中国第一部史料详赡、论证严密、见解独到的戏曲史,也是中国第一部按文体分类撰写的文学史专著。虽然全书只有七万余字,作者却能以宋元戏曲为考察对象,追溯描述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并对戏曲(尤其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作了准确的概括,奠定了戏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王国维在该书中提出了涉及文学史发展的重要理念——“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这个论断,总结概括了文学史的发展阶段与历程,点明了文学进化的历史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鲁迅1923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了一部讲义,当时题为《中国文学史略》,后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鲁迅去世后,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时,这部讲义正式改名《汉文学史纲要》,收入全集中,后以单本书出版。该书虽写到西汉两司马,篇幅不大,却无论选材、体例和观点,均甚富特色,有不少独到精辟看法,在文学史界影响很大。笔者特别感到,此书的冠名极有道理,改“中国文学史略”为“汉文学史纲要”,这个改动极具意义,因为其所述的文学史,确确实实是汉民族的文学史,而不是包括中华国土上56个民族在内的文学史。鲁迅同时还有《中国小说史略》问世,这是一部分体文学史,单就小说一种文体展开论述,其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史上,属于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堪称比肩的双子星座——一个戏曲,一个小说,中国文学史上两个相对出现于稍后阶段的文学样式,在两位大家的两部史著内,被系统而又精辟地予以了阐述和梳理。

   胡适的《国语文学史》与《白话文学史》几乎同时问世,但《白话文学史》相比《国语文学史》,显然影响更大。遗憾的是,《白话文学史》只出版了上卷(如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再也没能问世。但虽仅上卷,《白话文学史》毕竟在那个时代喊出了倡导白话文的口号,掀起了当时中国从上到下的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的语言、文学乃至社会改良运动,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和推波助澜作用。该书共十六章,从汉乐府写到唐新乐府,书中论述,不乏独到创见之处,尤其是以现代的眼光分析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的进化。胡适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失去了它的固有价值,文言文学毫无价值,属于“死文学”,中国汉代以后的文学,就是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的彼此争斗,表面上是文言文学为正宗,实际上却是白话文学不断战胜文言文学。胡适的这些论断,不免片面武断,言之过激,但从社会和文化进化角度看,他在那个时代,能如此大胆地下这样的判断,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胆量和魄力——当然,文学史本身发展的实际,并非完全如胡适所言,这也是历史的客观现实。

   郑振铎早年有《文学大纲》面世(1927),后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相比之下,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影响较大,形式也比较活泼。郑振铎是在看到当时文坛文学史的多种缺陷之后,才下决心编写属于他个人、能体现特色、论述到位的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它出版后,成了鲁迅所推重的文学史著之一。这部文学史不仅体现了郑振铎的文学史观——包括人文性、审美观、进化论,且着眼于时代、民众与外来影响,这是同时期及之前问世的文学史所忽略或未顾及的。该书在体例上也独创一格,不拘泥于具体的历史朝代,而是将整部文学史分为三卷——上卷古代文学、中卷中世文学、下卷近代文学,这样的分卷体例,明显可见打破传统、受西方文学史影响的痕迹。全书材料丰富、论述全面,其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乃是书中有大量配合叙述的精制插图,这是郑振铎多年精心搜求所得,很多是从历代孤本、珍本中觅得,大大增加了这部文学史的生动性和参考价值。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在中国俗文学研究上绝对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在郑著之前,虽有学者或文人涉及俗文学(或谓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但尚无任何系统整理阐述俗文学产生、发展、演变的正规文学史著。该书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对中国历代民间的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等,凡属民间的通俗的文学样式作品,都作了尽可能系统、全面的梳理与阐述,资料之全而丰富,堪称前无故人。郑振铎这部俗文学史,奠下了中国俗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学科的基石。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47年,朱自清专为此书撰写了序。林庚编写此书的初意,是为了沟通新旧文学,并将视野拓宽到世界文学范畴,试图探索中国为何没有史诗?中国的戏剧为何晚出?中国历来为何缺少悲剧?并同时解释中国文学史留下的许多疑点问题。朱自清的序文,给了林庚此著以很高的评价,朱序说,文学史的编著已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但研究还停留在童年时代,缺少“见”“识”“史观”和“一以贯之”,林著着眼于文学主潮的起伏,将文学的发展看成是有生机的——童年、少年、老年、再生,著者有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能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在许多节目上有新发现,且著者用诗人的笔写书,发挥的地方很多,此书既是史,也是文学,更是创作——这是朱自清对此书的高度褒扬。我们看此书,它的体例,确有独具一格处,从上古到清末,分为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四大阶段,每个阶段的章节,不拘于一般的书写表达,而是独倡一格,如:女性的歌唱、苦闷的觉醒、人物的追求、原野的认识等。

   第二阶段1949—1979

   这一阶段,由于各种因素,文学史的数量不如第一阶段,主要为配合高校文科特别是中文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同时适应社会一般读者的需要,出版了一批文学史著作,其中三部著作堪称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学史》(196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6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社科院文研所主编本和游国恩等主编本的共同特点,都是集体编著,集众人智慧之长,每个历史朝代或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编写者,都是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如社科院文研所主编本,总负责是余冠英,具体主持人除余冠英,还有钱锺书、范宁。游国恩主编本,包括游国恩共五位主编,另四人是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两部文学史阐述文学发展脉络线条清晰、重点突出、评价稳妥平实,是当时时代条件下具有权威性的文学史代表著作,出版问世后,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大,被教育部列为高校文科教材或重要参考资料。

特别要说明的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因为它初版并非在这个时间段,该书写于三十年代,初版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修订再版,而后,六十年代增订改写,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出版修订本,到七十年代,又问世了迎合当时时代、扬法抑儒色彩十分浓厚的再版本。相较之下,学界一致认为,刘大杰的六十年代版文学史最有特色,较少政治因素干扰,能显示他个人的学术眼光和水准。笔者以为,刘大杰六十年代版这部文学史,相比这个时期的其他文学史,最鲜明的特色是独家撰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充分发挥和展示个人的独立见解。虽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都是作者独立撰写,但到这个时期(包括之后),已大多是集体编著文学史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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