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江林昌:传统楚辞学向现代楚辞学的转型——姜亮夫先生的楚辞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71 次 更新时间:2024-04-15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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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江林昌  

 

姜亮夫先生(1902—1995)是一位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的著名文史学家。200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1200多万字的《姜亮夫全集》,共24卷,内容涉及楚辞学、敦煌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古典文献学、古典文学,以及日记、回忆录8个方面。全集第一至八卷为楚辞学,包括《楚辞通故》《楚辞书目五种》《屈原赋校注》《楚辞今绎讲录》《楚辞学论文集》等经典著作。这既是姜亮夫先生全部学术的重心所在,更是20世纪中国楚辞学的一座高峰。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拜师姜门开始,一直认真学习、主动请教、悉心体会,也写过一些心得,但远远未能仰望这座楚辞学高峰的巍峨全貌,更没有得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

姜亮夫先生具有顽强拼搏的毅力、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终生秉持强烈的民族情怀。这就决定了先生的楚辞学研究不仅是一份精深的学术遗产,更是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在全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新时代,深入理解姜亮夫先生的楚辞学研究,弘扬其学术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屈原是楚辞的奠基人,到了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国家图书,把屈原、宋玉、东方朔、淮南小山、王褒等人作品编在一起,称为《楚辞》。东汉王逸又作《楚辞章句》,从而开启了《楚辞》整理研究的学术史,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当代,《楚辞》研究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资料条件、学科背景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由传统楚辞学向现代楚辞学转型。这个重大的转型,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姜亮夫先生的《楚辞》研究,是这个变化转型的集中代表。本文试图将姜亮夫先生的《楚辞》研究放在两千多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变化、转型的学术史大背景下,作出具体的考察,进而就姜亮夫先生的楚辞学成就作出初步判断与定位。

在研究方法上实现继往开来

对《楚辞》文本的阅读、理解、研究,自西汉司马迁以来,历代都有章句、集注、考据、评论等著作刊行于世。姜亮夫先生曾从研究方法上将20世纪以前的楚辞研究概括为“三家论”与“二体说”。所谓“三家论”,即义理家、音义家、考证家;“二体说”即评论屈原其人、评论屈原赋的思想。

姜亮夫先生在青少年时代即奠定了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他曾在回忆少年时代的《论语》阅读时说道:“一部《论语》是父亲从头给我讲到底,印象很深。”青年时代,姜亮夫先生到成都师从林山腴先生读《左传》《史记》,师从龚向农先生读诸子,师从廖季平先生读经学。这几位都是闻名全国的一代硕儒。而后姜先生又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国学大师,并在王国维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诗骚联绵字考》。1931年,姜亮夫先生又在上海拜识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正式投师章门。其后就《尚书》《左传》等经典向章太炎先生请教,大有获益。

因为这样的学术背景,使得姜亮夫先生研究《楚辞》时能自觉继承并熟练运用传统的“三家论”与“二体说”。其《诗骚联绵字考》《屈原赋校注》《敦煌写本隋释智鶱〈楚辞音〉跋》《洪庆善楚辞补注所引释文考》《楚辞书目五种》等,都属于“三家论”范畴;而《史记屈原列传疏证》《屈原事迹续考》《屈子思想简述》《九歌解题》《天问问例述》等,则属于评人又评文的“二体说”。姜亮夫先生的楚辞学是我们这些成长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学者了解传统楚辞学的一座桥梁。

1979年,姜亮夫先生受教育部委托给全国重点大学开办“楚辞学讲习班”。其《楚辞今绎讲录》第一讲即指出,“我们研究《楚辞》,也应当接触全部社会科学的东西”,并推荐学员重点读3部理论著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毛根的《史前人类》。

姜亮夫先生认为,语言文字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因此考释语言文字必须要有动态发展的眼光;而历史的发展又往往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因此考察历史又需要从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文字当中去获取信息。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要证明“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者,于是而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乃能透达”。这里的其他相关学科有“古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考古学、哲学、逻辑学”,等等。姜亮夫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姜亮夫先生的《说高阳》《为屈子庚寅日生进一解》《荆楚名义及楚史地》诸文,是从语言文字入手立论;而《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说屈赋中之巫》等文,是从历史学角度解说。无论是从语言学还是历史学切入,都涉及众多学科,最终把楚辞、楚史、楚地、楚俗乃至整个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史等重大问题都讲解清楚了。

在学术判断上展现科学卓见

姜亮夫先生研究楚辞有一个宏伟的总目标,就是求得一个“近真的屈子、近真的版本、近真的解说”。姜亮夫先生以文史哲融通的国学根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有利条件,对楚辞展开了以历史与语言为中心、多学科协调的突破性研究。例如,从神话学、宗教学角度穷原竟委,说明楚辞文化意象之所以然。《天问》《离骚》《九歌》中常常出现伏羲、羲和、常仪、女娲、扶桑、汤谷、若木、东君、东皇、云中君等原始意象,姜亮夫先生以西方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理论为依据,结合《山海经》《尚书》《逸周书》《淮南子》等传统文献与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等出土资料,又以人类社会发展史为背景指出,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光明崇拜原始宗教的人格化、社会化。“伏羲者乃生日之神,语源于晨曦,或为日御,在《尚书》则为天官,司日。而女娲以生月之神,语源于常仪,而登立为帝……《山海经》则羲娲日月本配偶之神,固初民所崇敬者也,又以血缘为婚姻,则氏族前期之初民社会风习尔”。

又如,《离骚》开头说屈原生于“庚寅”。传统学者仅从干支角度解释“庚寅”,姜亮夫先生认为这是未得其深意。“庚寅”一词,古今并无异论,然而它的意义却至关紧要,不能简单理解为推历定年的干支层面。因此,姜亮夫先生作专论《为屈子庚寅日生进一解》,从五百多条青铜铭文资料的统计中探知“庚寅”实际上是楚国常用的吉祥日。尤其是“寅”字,《离骚》开头“摄提”为寅年,“孟陬”为寅月,“庚寅”为寅日,合而成三寅。姜亮夫先生根据以上材料,探索“寅”字的本义为双手捧矢祭日神;到了宗法文明社会,“寅”字成为宗族图腾、祖先及君王大家长的专用词;再往后,散在民间而成为百姓喜用的吉祥之日。这是结合汉字形、音、义发展的过程与社会发展阶段而作出的辩证分析。类似的例子,在姜亮夫的楚辞论著中很多,不胜枚举。读姜亮夫先生的楚辞论著,不仅能知其然,而且能进一步知其所以然,从而领悟到民族经典的深刻性、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在学术思想上弘扬民族精神

2024年2月8日,在龙年春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国务院举办的春节团拜会上指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我们要弘扬龙的“刚健威武雄姿,勇猛无畏气概,福泽四海情怀”。

早在1933年,姜亮夫先生在《民族月刊》上发表《夏殷民族考》一文,提出了夏部族以龙为图腾的命题。他后来回忆说:“写此文时,正是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来之时。”先生研究龙图腾,怀有强烈的爱民族、爱国家的情怀。先生研究楚辞,也始终以弘扬民族精神、爱国情怀为宗旨。1928年至1931年,先生作《屈原赋校注》,正是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并企图蚕食华北、华东之时,他坚信研究屈原及其作品是可以唤起民众的爱国激情的。1983年,先生为《屈原问题论战史稿》所作的序言中再次指出:“屈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株大树,是汉民族文艺的总的根源之一。”先生还特别指出,屈原的爱国思想是与其耿介光明的品格、坚韧不拔的精神相统一的。因此,先生专门归纳了屈原赋中由几个中心词根所构成的屈原赋独有的文化语词。

先生认为,“就此等词语综计论之,则屈子对道德之基点,可能为一中字。中者持两极而守其中。守中则平正,平正则端,端则直,直则诚。而贞良忠贞固亦同此义。则中者,直《易》之所谓‘刚中正’”。“凡不为曲说、诡行、诈伪者,其人必中正,此正屈子之人格也,故自状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矣。”

楚辞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探索

目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正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体系”建设为努力方向,坚持“两个结合”,在各自领域内作不懈地探索。我们仔细研读姜亮夫先生的楚辞学论著,就会获得一个强烈的印象,先生在20世纪已经为建设中国楚辞学的“三大体系”作出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就。

1.探索楚族历史文化源流,说明楚辞的形成发展。先生研究楚辞的一大特色,是从历史的纵深角度探索楚辞文本表层之下的深层结构原因,其经典论文《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楚辞今绎讲录》《楚辞的源流系统》等,都有系统的考辨与阐释。其主要结论为,夏部族起源于黄河上游,属于西方;商部族起源于黄河下游,属于东方;周部族与楚部族都是夏部族的分支,属于同源,但在发展过程中彼此走了不同的道路:“盖周沿黄河东来,与殷族交于伊洛之间;楚沿汉水而东南行,至江介之间,与三苗文化相切。(楚与周)大本虽一源,而支派则各自扬镳矣。故楚文化不仅有别于殷商,亦与(周后的)齐鲁三晋之传不同。”

基于此广阔的视野,姜亮夫先生再分析《楚辞》,总结出了许多独特的规律。例如,《楚辞》中保存了浓厚的原始氏族图腾资料,“上通于天,陈辞于舜,迎宓妃,求二姚,逐日月,使西皇,无处不怪”。《楚辞》论历史以夏史最详,其次是商史。“于夏初尤甚。鲧、禹、启、益、太康、少康,乃至羿、浇、寒浞,动多周史所不载”,“甚至殷之先公先王在夏后氏之世者,亦复所在多有,足以补《殷本纪》”,等等。

2.比较区域文化异同,揭示《楚辞》的独特内涵。考古学上的区系类型学文化历史研究与聚落形态学社会历史研究表明,自公元前3300年左右,中华文明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八个区域内各自独立起源后又独立发展而又相互影响。到了夏商西周,各区域文化向中原汇聚,出现了夏代以夏部族为部族联盟共主、商代以商部族为方国联盟共主、周代以周部族为封国联盟共主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中华文明史上“多元一体”的发展态势。周边各区域文化既保持其血缘管理之“多元”,又接受中原共主政治上的统一领导。先生作《屈原赋校注》时,便已自觉从区域文化的异同中来把握楚辞了。他认为,西周以后,黄河流域的齐鲁三晋等诸侯国直接受到周代礼乐文化的影响,并快速理性化,出现了神话的历史化倾向,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学说。而楚国由南阳地区沿汉水东南方向发展进入长江流域后,与中原文化渐行渐远,从而“保持着比较多的氏族社会意识形态”。

屈赋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其许多自身特点。例如,齐鲁三晋言鲧治水无功被投杀于羽山,而《离骚》却说“鲧婞直”,持肯定赞美之意。儒家言夏禹为大圣,而《天问》谓禹娶涂山女而为快一朝饱,不无微辞。如此例证在先生的楚辞学著作中比比皆是。先生正是通过分析屈原赋中所叙述的古史与人物的特殊内涵与立场,指出屈原的思想不能以齐鲁三晋的思想原则来判断,也不适合将屈原归入某一家。而在楚辞学史上,历来评屈子思想,喜用《汉书·艺文志》九流之说以为比附。至近世纪,此情愈演愈烈,于是屈子为儒家、为道家、为阴阳家、为神仙家,乃至于是巫者、法家,可谓五花八门之至。其实,“屈原有许许多多思想,不能用某一家或某几家来绳束。盖先秦诸‘家’‘家法’‘家数’,皆不十分谨严,故用以比附屈子,皆不恰当”。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先生在旧版《屈原赋校注》序言中提出了要从不同的区域文化背景下认识《楚辞》的著名论断。先生早年提出的楚文化与齐鲁三晋文化不同的观点,与考古学上后来所认识的区系类型文化正相吻合,而这之间的时间差竟有半个多世纪,可见其学术洞察力与学术预见性。这不能不令我们后辈产生由衷的敬意。

3.“个别分析、综合理解”,建构屈赋完整体系。先生提出了研究楚辞的总原则:“个别分析,综合理解。”所谓“个别分析”,是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包括字、词、句、章、意象、事件、人物等,都应该在楚史、楚地、楚俗、楚言等大背景下作出详细考辨。而所谓“综合理解”,就是要在个别分析基础上作出整体把握,归纳出其中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先生拉网式的个别分析,使得其楚辞研究在词法、句法、章法、篇旨、版本、历史、文化、思想、艺术等方面,都有一系列超越前人的突破性贡献。我们曾作有《个别分析、综合理解:读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姜亮夫先生的楚辞学研究》等文,对其楚辞学贡献作过介绍研究。比如,在文辞方面,先生对“旧乡”“故都”的区别,对“灵氛”“灵保”“巫咸”“彭咸”“女媭”的考证等;在句法方面,姜先生读“凌余陈”为“余凌陈”,读“步余马”为“余步马”等,都发前人所未发。尤其是在章法方面,先生的《屈原赋校注》更有许多创造性的突破。比如,“就《天问》文例言,凡四句一韵而第三句用‘何’作问者,前后两句必为一事之正反两义,绝无例外”。先生的这一发现,使《天问》中如“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等数十处相同的章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解。

必须指出的是,先生以词法、句法、章法来分析《楚辞》,实际上采用了西方语法学、逻辑学的新方法、新知识,因此能够纠正自王逸以来历代注家的许多误解。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指出的:“在最近的八十年以前,没有哪一个古人能从语法、词汇、音韵等方面分析文章”,“从语言上的习性来判断是个科学的方法”。

在全面系统的个别分析基础上,先生对屈原赋25篇作了综合理解,将其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类:以《离骚》为主,《远游》《卜居》《渔父》《九章》诸篇属之,共13篇。第二类:《天问》,1篇。第三类:《九歌》,11篇。他认为,第一类是对屈原一生思想与踪迹发展变化的系统反映,应该从整体上去把握。其中,“要把《渔父》和《卜居》配在《离骚》的前半部分来研究”。《九章》7篇是屈原政治失意、被两次流放后的作品。其中,《惜往日》《惜诵》《抽思》《思美人》《橘颂》5篇作于汉北,属于怀王时期的作品。而《涉江》《哀郢》《悲回风》《怀沙》4篇已到了长江以南、洞庭以西了,属于顷襄王时期,第二次流放时期的作品。其中,作于怀王时期的5篇可以与《离骚》的前半部分相对应,作于顷襄王时期的4篇则可以与《离骚》的后半部分相对应。至于《远游》1篇,作于屈原晚期。先生认为,《离骚》中有两条线索,其中的一条线索是屈原一生事迹,《九章》可以与之相应;另一条线索是屈原一生思想,《远游》可以与之相对应。可见,他对《远游》的评价很高。

王逸、洪兴祖以来所载《楚辞》的所有作品共17卷65篇。先生经过具体的个别分析、综合理解后,认定其中的25篇为屈原的作品,又将这25篇分为如上所说的三类,进而形成了他见解独到的屈原赋的完整体系。先生指出:“研究学问要从全面来看。要完整、准确地掌握一个思想体系。”

先生以毕生精力研究《楚辞》,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以语言与历史为基础背景,以个别分析、综合理解为根本原则,最终建立了其独特的屈原赋的完整学术体系。这个体系达到了整个20世纪楚辞研究的高点,既很好地继承了传统楚辞学的优良传统,又开启了现代楚辞学的广阔道路。先生所建构的屈原赋的完整学术体系,对21世纪楚辞学的繁荣昌盛具有指导价值,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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