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海:唐诗的气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2 次 更新时间:2023-01-21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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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海  

“风骨”与“兴寄”、声律与辞章、兴象与韵味,这就是构成唐诗内在质素的几个基本的方面。这些要素汇集、组合在一起,呈现为唐诗的整体风貌,便叫作气象。气象并非与上述诸要素并列的另一种质素,它是各要素的总和,是唐诗的质的定性的外部表征。因此,我们在逐个地论述了组成唐诗的各要素之后,可以转而对唐诗的气象作一点综合研究。


“气象”一词,在唐人笔下已经出现。《河岳英灵集》录王湾《次北固山下》诗,结联作“从来观气象,唯向此中偏”,是指山川的气象。杜甫《秋兴八首》之八:“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指朝政的气象。皎然《诗式》卷一《诗有四深》一节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则是指诗歌的气象,都不是专论唐诗。不过从以上用法可以看出,“气象”之词多用于宏伟壮阔的事物,这对于后来术语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述及唐诗气象的,最早要推南北宋之交的叶梦得。他在《石林诗话》中说到:“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长恨无复继者。”这里虽只涉及杜甫的七言律诗,而感慨后无继者(意指宋人),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唐诗气象的认识与肯定。稍后,严羽《沧浪诗话》就这个问题作了更明确的论析。严羽把“气象”列作他论诗的重要方面之一。他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又说:“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均见《诗评》)还说:“‘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考证》)都是从气象上来谈论唐诗的。那么,所谓“唐人气象”或“盛唐人气象”,又是指的什么呢?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一段话解说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所以他不赞成吴景仙以“雄深雅健”来评论盛唐诗,建议改作“雄浑悲壮”,方为得体。严羽的主张与叶梦得完全一致,“盛唐气象”这个概念便是由他奠定下来的[1]。


把盛唐诗歌的风貌归结为“雄壮”与“浑厚”,究竟有什么根据呢?严格说来,“雄壮”并不是“浑厚”以外的东西,“浑厚”的“厚”,就包含了“雄壮”的成分。厚实才能有力,力劲而不怒张,才能复归于浑成,这就是“浑厚”的意思,或者也可以叫作“雄浑”。气象浑厚又是怎样造成的呢?严羽并没有作分析。在我看来,厚实来源于作品充实的内容,也就是唐诗的“风骨”与“兴寄”。没有这种刚劲有力、明朗阔大的精神气魄,没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和饱满的政治激情,就谈不上唐诗的“厚”与“雄”。至于浑成,则跟作品的艺术表现有关,也就是唐诗的兴象与文辞。正是由于唐代诗人创造出了一种精炼、含蓄、自然、清新的诗的语言,用以概括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构成外形鲜明而又内蕴深沉的艺术境界,雄厚才能返归于浑成。照这样看来,气象浑厚并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它就是唐诗诸要素的结合体,是唐诗的最基本的质态。这种浑厚的气象在盛唐诗中表现得特别充分,所以人们常用“盛唐气象”作为唐诗风貌的典型。


然而,正如前面一再论述过的,唐诗诸要素经常处在发展、转换、蜕变、分化的过程中,盛唐气象也就难以保持一成不变了。安史乱后的大历诗坛,尽管残留着盛唐的余韵,而“神情未远,气骨顿衰”(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这个时期的诗歌标准,已经不是什么“声律风骨始备”和“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却转向了“体状风雅,理致清新”(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尤其“清新”一词足以标示时人的审美趣尚。清新当然有别于浑厚,这是诗中“风骨”与“兴寄”衰减的结果,但清新中多少还存留着浑成的风味与悠扬的情韵,所以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浑厚。大历诗人被称作盛唐诗的“接武”(见高棅《唐诗品汇凡例》),不是没有道理的。


贞元、元和之际,韩、孟、元、白等一大批名家崛起于诗坛,诗风有了急遽的转变。李肇《国史补》云:“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荡”是狂放,“怪”是险怪,这确是当时诗风的显著特点。不过我以为,奇险与恣纵似还不能完全包括元和诗坛的精神面貌。像元、白诗歌里的平易流畅的作风,就很难归入“荡”与“怪”的范畴里去。即使以“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见《荆潭唱和诗序》)相号召的韩愈,也“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赵翼《瓯北诗话》)。虽然如此,元和诗人的致力于独辟蹊径、开拓诗境,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们在题材、结构、语言、体制各方面都有大胆的实践与创新,可以说是千汇万状,尽入笔底,随物赋形,曲尽情致。借用刚才引述赵翼的“雄厚博大”四个字来称许这一时期的诗风,应该是比较恰当的,“荡”与“怪”不过是它的极端表现罢了。那么,雄厚博大与盛唐气象又有什么关系呢?显而易见,雄厚即气象浑厚之“厚”,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博大则是雄厚的进一步发展,是唐前期诗歌中“风骨”与“兴寄”的内涵向多方面展开、扩大的结果,这跟追求“荡”与“怪”的时代风气紧密相关联。另一方面,喜好奇险与恣纵,又不免走向精思苦炼,时见斧凿痕迹,于是在气象浑成上便落在盛唐人后面,这又是“兴象”说向“假象见意”转变的缘由。于此看来,盛唐气象到元和年间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浑成走向刻露,由雄厚进为博大,体现了唐诗本身历史发展中的部分质变,下开宋人“以文为诗”之先河。但元和诗人的博大,毕竟没有离开唐诗“风骨”与“兴寄”的传统,不像宋以后诗人(尤其是江西诗派)的“避熟就生”,一意在“小结裹”上翻新斗奇,往往只见刻削而不见雄厚,所以还是跟盛唐气象保持着血缘的关系。


晚唐以后,流派歧出,风气庞杂。有学白居易浅俗者,如罗隐、韦庄;有学贾岛苦吟者,如李洞、唐求;有学张籍雅正者,如项斯、司空图;有学元结古淡者,如聂夷中、曹邺;也有学韩愈奥奇者,如皮日休、陆龟蒙。而作为晚唐诗的大宗,自应以李商隐、温庭筠一派为代表。温、李的诗风,襞绩层深而命意婉曲,文辞精美而音韵谐和,正是唐诗重韵味、讲声律、求“兴寄”的结晶;而境界狭小,笔力荏弱,情长气短,文浮于质,则是他们的致命伤。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自然达不到气象浑厚的胜境,那种精深婉丽的作风,恰恰成了宋词(以婉约派为正宗)的先导,从而构成了唐诗质变的另一种形态。不过温、李诗中仍有所寄托,又特别注重情韵的深沉优美,所谓“秾丽之中,时带沉郁”、“意多沉至,词不纤佻”(均引自施补华《岘佣说诗》评李商隐语),也还不能说完全跟盛唐气象绝缘。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唐诗的气象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以盛唐气象作为自己的典型形态,而在其他历史阶段又会有种种变形。单纯用盛唐气象来包括全部唐诗,无疑是片面的;而否认盛唐为唐诗总体风貌的代表,亦非持平之论。盛唐气象之足以代表唐诗,是因为它实现了唐诗各个要素的比较圆满的结合,是唐诗自身风格发展成熟的标志;而中晚唐诗风的转变,则反映着唐诗内在结构的调整与重建,预示了唐诗向其他品类诗歌(如宋诗、宋词)过渡的先兆[2]。


由此又可以进一步论断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大家知道,我国古典诗歌自《诗》、《骚》以来,一直是以“言志抒情”作为自己独特的传统的。《诗经》的白描、《楚辞》的写意、汉魏的“风骨”、齐梁的声律,都是这一传统的自然演进。而唐诗的诸要素及其综合体盛唐气象,也正是对于历史传统的全面总结和发扬。可是宋代以后,我国诗歌走上了“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评宋诗语),总之是“以文为诗”的途径,诗歌抒情的本色起了质的变化。与此同时,“缘情绮靡”的风气却在曲子词的领域里得到了畸形发展,但又往往丢失了言志述怀的传统功能。宋以后诗歌性能的变化与诗、词的分流,是古代诗歌史上的一大关节,而唐诗就处在其节骨眼上。它一手伸向过去,一手又指向未来。或者另打个比方,它是站在整个山群的制高点上,背后的千岩万壑向它攒集,而眼前的众支各派又由它分出。唐诗不仅是唐人一代的诗,它是我们民族诗歌的一个缩影,于此可以窥见民族文学传统之一斑。


注解:

[1] 今人用语中也常提到“盛唐气象”,多半指盛唐诗歌里所反映的那种时代精神,而非指唐诗的艺术风貌,跟严羽所论尚有距离。本文谈盛唐气象,也是取的艺术风貌的概念。

[2] 这里只涉及诗歌创作风貌的源流正变,并无以“正”为盛、以“变”为衰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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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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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唐诗学引论(增订本)》,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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