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海:唐诗的“风骨”与“兴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07 次 更新时间:2023-01-21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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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海  

唐诗是从六朝诗歌传统里脱胎出来的,它的特质也只有在变革六朝诗风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显现出来。作为这一过程的首要标志,便是“风骨”与“兴寄”。


“风骨”的概念,本不起于唐代。东汉开始,人们曾用以品藻人物,形容人的体貌与风度。六朝时移作绘画、书法的评论,指书画艺术中的气韵和笔力。到齐梁间刘勰著《文心雕龙》,才借取为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并赋以新的含义。关于“风骨”的解释,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据《文心雕龙·“风骨”》篇所云:“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大致可以推断:“风”属于文章情意方面的要求,其征象是气势的高峻与爽朗;“骨”属于文章语言方面的要求,其显现为言辞的端整与直切。不过“风”和“骨”又是紧密相联系的,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配合在一起,便构成了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这跟六朝后期文学创作中堆砌辞藻、柔靡不振的习气正相反对。刘勰的“风骨”论实际上导源于三国时曹丕的“文气”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倡言“文以气为主”,固然是强调作家才性的重要作用,但他特别推崇文章体气的高妙、放逸、遒劲、壮大,分明开启了“风骨”论的先河。而由于“尚气”是曹丕所处的建安时代文学的主要特点,所以后人论及“风骨”时,又常以“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作为标榜。


“风骨”在唐代,并不是一下子就提出来的。但唐初史家的文学观里,已经包含了“风骨”论的萌芽。我们知道,唐王朝建国以后,为了总结南北朝以来各个封建朝廷盛衰兴亡的历史教训,官修了大批史书,其中必然要触及如何对待前代文学传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唐初史家大抵采取“南北文风融合”的观点,以《隋书·文学传序》里的这段话最有代表性。它在概括介绍了南北朝文学创作的发展情况后说:“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轻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它把南朝与北朝文学传统的差异,归结为“轻绮”和“气质”的对立,要求取长补短,以形成新一代文风。其中所谓的“气质”或“贞刚”,显然带有“风骨”论的成分。但这还不能算是本来意义上的“风骨”论,因为唐初史家对“气质”的理解,是以儒家正统的“雅正”观念为核心的。《隋书·文学传序》批评梁后期的创作“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又称赞隋炀帝的变革文风,能做到“并存雅体,归于典制”,使“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都显示了这一思想倾向。与此相关联,“和而能壮,丽而能典”(《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便可认作他们对融合南北、开创新风的具体标准,这跟“建安风骨”的任气使才、追求个性自由解放,并非一码事。“南北文风融合”论的提出,实际上反映着唐初宫廷诗风的转变。它尽管还导扬着六朝文学绮错婉媚的流波,却初步革除了齐梁宫体多写艳情、浮靡轻薄的恶习。这是六朝诗歌向唐诗的过渡阶段,是唐诗的酝酿时期,还不算具有定质的唐诗。


唐高宗统治的后期,在“初唐四杰”反对“上官体”的斗争中,唐人的“风骨”理念正式成形了。杨炯《王勃集序》里谈到:“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接下来说:经过王勃的带头革新,一批追随者的共同努力,终于使“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在扭转文学创作风气上达到了“反诸宏博”的效果。这里对龙朔文坛的批评,实际上是对齐梁遗业的抨击;指责其“骨气都尽”,也正是要树立文章的“风骨”。而且以“刚健”、“宏博”来指示“风骨”的内涵,这就突破了唐初史家囿于“雅正”、“典则”的正统框子,恢复了“风骨”论的原有涵义[1]。这是唐诗的领导权由宫廷转向广大寒士群的重要征兆,而“四杰”所代表的新的诗歌潮流,于此成为唐音的肇始[2]。当然,要说“积年绮碎,一朝清廓”,自不免有所夸大,因为“四杰”的作品虽已具备新的灵魂,体貌上总还带有六朝的残余,并未能真正做到清廓。


把“四杰”创建唐诗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的,是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大声疾呼道: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这段文字由于经常为人征引,已经成了唐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巨大贡献在于鲜明地举起了“汉魏风骨”的大旗,作为扫荡六朝颓风的有力武器。比之唐初史家的鼓吹“南北文风融合”以及初唐四杰的攻击“上官体”,陈子昂把声讨的矛头直接指向晋、宋、齐、梁以来的不良诗风,公开提倡复兴建安、正始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变革旧习、确立新风的发展方向上,达到了空前的明确性和自觉性。如果说,“南北文风融合”的主张,不过是对旧传统的局部改良,是量的渐进,那么,“以汉魏变齐梁”的号召,恰恰是在复古的外衣下进行全面革新,是质的飞跃。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正体现了唐诗脱胎六朝而终于获得自身定性的演进过程。


盛唐以后,唐诗的“风骨”特征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中说到“蓬莱文章建安骨”,“建安骨”就是“建安风骨”的简称。杜甫《戏为六绝句》宣扬“凌云健笔”和“碧海掣鲸”的气魄,其实也是对“风骨”的形容。最有概括意义的,是殷璠《河岳英灵集叙》里以“声律风骨始备”视作唐诗进入全盛阶段的主要标记,其书中评语也多从“风骨”着眼来肯定作家的成就,如论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论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论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论李嶷“词虽不多,翩翩然佚气在目”。作为一种有影响的盛唐诗歌的选本,《河岳英灵集》的提法是有代表性的,“风骨”确实成了唐诗成熟的显要表征。


唐诗的“风骨”来自“汉魏风骨”已如上述,而又要看到,两者并不能全然混同。建安诗歌孕育于动乱的年代,尽管因社会的变动促成人们的思想解放和强烈的事业心,但面临着残破的山河与凋敝的民生,总不免要引起重重哀感,致使慷慨任气的歌唱中时时杂有悲凉的音调。如居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的曹操,一方面在抒写“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壮怀,一方面又要发出“人生几何”、“忧思难忘”的感慨(见《短歌行》),这种矛盾的心情是具有时代普遍性的。《文心雕龙·时序》篇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来说明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特点,可谓切中肯綮。稍后一点的正始诗歌,则诞生在一个政争剧烈、士夫文人处境险恶的环境里,所以发摅忧愤的志意更为强烈,而明朗清新的色彩愈形减退。阮籍《咏怀》八十二首被体认为“忧生之嗟”(见《文选》李善注),是完全有道理的。相比之下,唐代社会的变革、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政治的相对开明,促使一般士子对前景抱有坚强的信念,诗作也充满青春活力。“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正是诗人乐观心理的典型写照。即使当国家命运出现曲折或个人生活遭受挫跌时,也不会轻易抛弃对未来的希望。这种唐人固有的乐观情绪,与建安文学中的英雄性格以及屈原以来的理想精神的传统相结合,就构成了唐诗(尤其是盛唐诗)的“风骨”。它扬弃了“汉魏风骨”中感慨悲凉的成分,而着重展开其豪壮明朗的一面,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特有的素质。这也是唐诗作为一代新风的客观依据。


但要注意的是,对“风骨”的追求到中晚唐之间,似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中唐以后的人较少谈到“风骨”,理解上也有了差距。韩愈论文标举“气盛言宜”(见《答李翊书》),虽然偏重在散文的创作,而与他论诗推崇“巨刃摩天”的气势(见《调张籍》)是相一致的,有“风骨”论的倾向。不过韩愈着眼在“横空盘硬语”式的文气(见《荐士》诗),不免翻空凿奇、趋险入怪,较之汉魏以至盛唐“风骨”的纯任自然、发诸胸臆,自有区别。晚唐杜牧也讲求文气,但他主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见《答庄充书》),可见“风骨”已下降为从属的概念,不再在人们心目中占据首要的位置。“风骨”的地位与内涵上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唐诗的质的转变。


现在来谈“兴寄”。


“兴寄”一词,也是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里提出来的。前面引到此文论及齐梁间诗,批评它们“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便是这个范畴的出典。“兴寄”的含义是比“兴寄”托,即指用比兴的手法来寄托诗人的政治怀抱,所以有时也简称为“比兴”。陈子昂《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中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诸?”这里的“比兴”,就是比“兴寄”托的意思。


“兴寄”说渊源于汉人诗说中的“美刺比兴”的观念。汉代儒家十分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要求诗歌创作为巩固封建政治服务,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这种政治教化的功能又可以区分为“美”和“刺”两大方面。“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郑玄《诗谱序》)无论是颂美或讥刺,都是为了达到改良政治、化成民俗的目的,这是汉儒论诗的基本出发点。与此同时,汉人诗说中还很注重比兴手法对于发挥诗歌美刺功能的巨大效应。“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比和兴同属于比较婉曲、含蓄的表现形式,跟“直书其事”的赋体(见钟嵘《诗品序》),不是一个路子。用赋体作颂美,说过了火,难免露出阿谀奉承的痕迹,不如比兴之为委婉得体。用赋体作讥刺,言词激切,容易招致讦直犯上的罪名,更不比比兴之能收到“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毛诗序》)的效果。因而汉人讲美刺,经常跟比兴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美刺比兴”成了儒家诗论的一个重要传统。陈子昂的“兴寄”说,正是从这个传统中孕育出来的。不过“兴寄”口号的提出,主要针对六朝后期诗作一味雕彩饰绘,缺乏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倒并不特别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


陈子昂之后,杜甫和元结继承、发扬了“兴寄”的精神。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中,高度赞扬了元结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说是“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指的就是诗中有所托讽。元结对这个问题谈得更多,尽管搬弄了许多传统儒家的话头,而立意仍在于“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针时砭俗的用心一目了然,不能片面归之于“复古”。


真正把“兴寄”说推上顶峰的,是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他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明确提出“风雅比兴”(有时也叫“美刺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并把离开了这一基点的作品一概斥之为“空文”。他的《与元九书》还根据这一标准来审察历代的诗人诗作,对屈原以下,直至李白、杜甫诸家都有所讥评,最不满意于梁陈间那种“嘲风雪,弄花草”、“不知其所讽焉”的作品,给予严厉的诃责。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白居易的观点未免褊狭,诗歌天地广阔,哪能局限在直接讽谕政治这一点上呢?但就当时实际而言,这个主张却是有为而发,它是唐王朝的政治“自救”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也是贞元、元和之际勃兴的写实诗潮的理论概括。白居易的思想与元稹等一批诗人相应和,有力地配合着新题、古题乐府及其他讽谕诗的创作,并不是偶然的。


探讨白居易的诗论,还应当注意到这样两点:其一,在接受和阐发传统的“美刺比兴”观念时,白居易所看重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即诗歌批评、讽刺时政的作用,尤重在体察民瘼,宣泄民情。所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可以说是他的理论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写作《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的指导原则(《秦中吟》十首全部是刺诗,《新乐府》五十首中也只有寥寥几篇为应景的颂美)。这跟汉代儒家的“美刺”并提,乃至以“美”为“正”、以“刺”为“变”,伸正诎变的态度,是颇有距离的。其二,在表现方法上,白居易鼓吹“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新乐府序》),力求把话说得明白激切,以便耸动视听,产生强烈的社会功效。这也不同于传统诗论的推崇委婉含蓄、“主文而谲谏”的比兴作风。事实上,白居易本人的讽谕诗很少借助比兴手法,大多采用赋体,往往直书其事,锋芒外露,按封建正统的尺子来衡量,是不怎么符合礼教矩矱的。由此看来,白居易的“风雅比兴”或“美刺比兴”的主张,尽管与汉儒诗说有因缘关系,却并不能等量齐观。前者以教化为中心,带有较多的保守、复古的倾向;后者则以补缺救民为目的,更富于写实精神。白居易的诗论是陈子昂、杜甫以来的“兴寄”说的合乎逻辑的推演,它对于传统诗教的突破,正显示了唐诗自身的独特内涵。


“兴寄”说到了晚唐,也并未完全消歇,从皮日休《正乐府序》、吴融《禅月集序》、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等篇翰中,都可以找到它的遗响。但声势与影响远不及元、白之时,所论也罕有超轶前人之处,只能算是唐诗光辉历史的一个尾声了。


综上所述,“风骨”与“兴寄”是唐诗在长时期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稳定的质素,贯串于唐诗进程的始末。这一对范畴,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各自又包含着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在“风骨”,是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相配合;在“兴寄”,是比兴手法与所寄托的政治怀抱相渗透。它们都不是单一的概念。不过从唐诗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唐人对“风骨”和“兴寄”的要求,又都偏重在诗歌内容方面,前者着眼于诗人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气概,后者系心于诗篇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倒并不很计较它们的表现形式。而恰恰是上述这两种倾向,构成了唐诗内容上的两大支柱。凭藉这两大支柱,唐诗建立起一种“风骨”健举、“兴寄”深植的艺术传统,以它对人生的执著追求,对社会的普遍关注,以它严肃的思考和感情的力度,打动了千秋万世的读者,赢得人们的高度叹赏。这是我们研究唐诗特质所不能不首加肯定的。


还要看到,“风骨”与“兴寄”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们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并不排斥在具体形态上的矛盾和差异。比较来说,“风骨”注重气势,容易导向诗人主体性的发扬;而“兴寄”讲求寄托,往往要落脚到诗篇所反映的社会客体。就一般创作过程而言,主体和客体是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所以“风骨”的倡导和“兴寄”的追求,也是可以同时并举的。但侧重主体和侧重客体毕竟有所区别,于是以“风骨”为主或“兴寄”为主,也就分头衍生出各异的诗歌倾向和诗歌潮流。从历史的演进线索来看,“风骨”论流传在先,盛唐之前已经风行;“兴寄”说产生稍后,中唐以下始形发达。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不光是理论观念上的迁革,亦且是诗歌创作实践的变化,即从唐前期侧重诗人主观情怀的抒述,逐渐过渡到中叶以后偏向客观社会事象的描绘。唐诗发展史上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这样通过“风骨”与“兴寄”两种质素间主导地位的交替转换而呈现出来的。


[1] 王勃等人的言论中也有不少鼓吹政教的话语,跟曹丕《典论·论文》宣扬“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是盛事”是一个意思,但他们能够不囿于传统儒家思想,从发扬个性的角度来倡导文章“风骨”,就有了新意。


[2] 元杨士弘撰《唐音》,首列王、杨、卢、骆四家为唐诗“始音”,可见他们的作品被认为初步具备了唐诗的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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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唐诗学引论(增订本)》,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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