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孙能传《剡溪漫笔》“采用诗题”条以及焦竑《焦氏笔乘》“诗用成语”条所拈出的唐诗“采用”《文选》诗题之现象，迄今未得到学界的系统检视。以文本比勘为中心，探考唐诗“采用”《文选》诗题之路径，可以发现：在唐人诗题层面，有承用/扩充诗题、套用句式、“咀嚼为我语”等模式；在唐人诗句层面，有“采诗题”与“采语词”两重维度。唐诗一方面会将《文选》诗题整体入诗，同时援用诗题所涵摄的“典故情境”；另一方面则对《文选》诗题中的语词进行有选择性的摘用，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唐诗之所以能“直与冥会”般地“采用”《文选》诗题，一方面是基于人事、地理等要素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则基于唐人与汉魏六朝文学情境的印合。同时，这两条内在理路又共同依托于《文选》诗题自身的“诗性”规律。通过本论题之探讨，可以对唐集校注中的“题典”问题进行再反思：在唐集校注的过程中，不单要关注唐诗的“古典”与“今典”，也应对唐人制题所涉先唐“题典”有所考求。

关键词：唐诗;《文选》;“采用”;诗题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文学研究  栏目

一  问题的提出

明孙能传《剡溪漫笔》卷二“采用诗题”条曰：

孟浩然读《选》诗，题中字面亦不放过，往往采以入咏。沈休文诗题有《早发定山》《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浩然诗“定山既早发”“中流见底清”“江入新安清”皆用之。谢灵运诗题有《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浩然诗“应闲池上楼”“孤屿共题诗”皆用之。李太白诗“可见羊何共和之”亦用灵运诗题全句。

又明焦竑《焦氏笔乘》卷四“诗用成语”条曰：

诗有就用成语为句者……谢灵运诗题《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太白亦用其全语为诗。

考孙能传与焦竑属于同一时代之人，且《焦氏笔乘》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刻于金陵，《剡溪漫笔》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于浙江，因此不排除孙能传此条受焦竑《焦氏笔乘》影响之可能。不过，即便确有其实，孙能传也只是迻录了焦竑所拈出的李白用谢灵运诗题入诗一条，而其“采用诗题”之理论概括以及举证孟浩然“采用”《文选》诗题之例证，仍是独立得出，亦可见出其问题意识之敏锐。今人刘鹏《〈昭明文选〉与初盛唐诗歌》尽管没有参考到《剡溪漫笔》一书，却也独立得出了“孟浩然借鉴《文选》，喜欢在诗歌中照应《文选》诗题”“将原诗题作为诗歌的内容融入己诗之中”的结论，正可与孙能传之说相印证。

其实不止孟浩然、李白二家，对于唐人而言，《文选》“诗甲”到“诗庚”所录诸体诗的诗题，是一块本然存在的富矿，唐人在作诗时予以“采用”，自然合于常理；而其锤炼痕迹，也颇值得予以考求。唐诗之用《文选》，并非仅仅盯着《文选》中的诗句，对于诗题、并序以及《文选》李善注，唐人也多有留心。不过，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后世学者在研究唐诗与《文选》之关系时，虽于《文选》诗题偶有涉及，但都没有将唐诗“采用”《文选》诗题作为专门的问题意识进行探讨，故本文拟补此阙典。需要预加说明的是，本文凡引《文选》之诗句及诗题，皆据宋淳熙本李善注《文选》；凡引唐诗，首据诸别集之点校整理本，参稽《全唐诗》及陈尚君纂校之《唐五代诗全编》。为行文简净起见，引文凡出自《文选》《全唐诗》《唐五代诗全编》者，除行文需要者外，不一一标注卷数及页码。偶有唐诗采用《文选》未收之六朝诗题者，则概不阑入，以明断限。

二 从《剡溪漫笔》《焦氏笔乘》谈起

前揭孙能传《剡溪漫笔》、焦竑《焦氏笔乘》的两条札记，在揭橥问题之余，其实隐含着古人对于诗歌“用典”的普遍性看法。李白曾截取谢灵运题末六字入诗，见于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末尾四句：

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别后遥传临海作，可见羊何共和之。

四句之中，每两句为一组，都在有意识地“回向”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为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见羊何共和之”即照应前句之“临海作”。如果用全式标点对李白这四句诗进行点定的话，实际应标作：

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别后遥传《临海》作，可“见羊、何共和之”。

由之便能明晰地看出，李白诗四句，三采诗题而一采诗句。“《登楼》诗”“《临海》作”两处，实际代表了唐诗“采用”《文选》诗题的第一个模式化类型，即将诗题压缩、删减为二字词语，然后入诗。这种“采语”，一方面尚存其来源地之面目，不至于让读者觌面不知出处；另一方面也精简瘦身，将所采之“题语”浃畅地作为词汇语料被用在唐人自作诗句之中。复次，孟浩然《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中的“定山既早发”一句，全用沈约《早发定山》诗题，代表了唐诗“采用”《文选》诗题的另一个模式化类型：颠倒腾挪，以就诗律。平心而论，沈约诗题“早发定山”四字作为一个陈述性短语，很难在不改变字序的情况下敷衍成五言诗句，因此孟浩然在“采用”的同时会对其进行调适，插入“既”这一虚字予以颠倒盘活。

唐诗对《文选》诗题之“采用”，最为典型的案例便是孙能传所举沈约《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历代注家已经注意到了沈约此题对唐诗的影响，故而多有揭橥。例如，李白《清溪行》起首：“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杨齐贤注曰：“沈休文有《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诗。”杜甫《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起句“秋水清无底，萧然静客心”，赵次公注曰：“沈休文诗题有《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又似挨傍而翻用，于字为典实。”杜牧《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一溪寒水浅深清”，冯集梧注也指出此句化用《沈隐侯集》诗题。抽绎出了这一问题视角，我们会发现另有多位唐代诗人，于沈约此题有时不过“采用”二、三字，但用典的诗心还是皎皎可见的。采“浅深”二字如李颀《与诸公游济渎泛舟》“浅深露沙石”，刘长卿《送张栩扶侍之睦州》“浅深看水石”，元稹《遣春十首》“渚牙浅深出”，韩偓《花时与钱尊师同醉因成二十字》“桥下浅深水”；采“新安”“清”二语组合如皎然《送韦向睦州谒独孤使君汜》“新安江色长如此，何似新安太守清”；采“见底”“清”二语组合如张九龄《自豫章南还江上作》“归去南江水，磷磷见底清”，李白《赠清漳明府侄聿》“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白居易《浔阳三题·东林寺白莲》“东林北塘水，湛湛见底清”，皮日休《松江早春》“松陵清净雪消初，见底新安恐未如”，杜荀鹤《送陈昈归麻川》“麻川清见底，似入武陵溪”等。总之，唐人“采用”沈约诗题之着眼点皆不出此十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白《题宛溪馆》：“吾怜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何谢新安水，千寻见底清。白沙留月色，绿竹助秋声。却笑严湍上，于今独擅名。”清王琦注太白诗前四句，唯引《江南通志》曰：

宛溪，在宁国府东，水至清澈。新安江，在徽州府，其源有四，一出歙之黟山，一出休宁之率山，一出绩溪之大鄣山，一出婺源之浙岭。四水皆达歙浦，会流至严州，合金华水，入浙江。为滩凡三百六十。水至清，深浅皆见底。

未注出沈约《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之诗题。于此可见，倘缺失对唐诗“采用”《文选》诗题之“题典”以及“典故情境”的考求意识，在校注唐集时很可能对某些唐人诗句的出处失之眉睫。至于沈约诗题中的“贻京邑游好”，唐人尽管未见有诗句化用之例，但却偶于诗题中模仿，如卢照邻诗题《还赴蜀中贻示京邑游好》——这其实也是唐人诗题“采用”《文选》诗题的一种模式，下节拟具论之。

至于孙能传《剡溪漫笔》所举孟浩然“应闲池上楼”句，出自孟浩然《九日怀襄阳》颈联“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同李白一样也局部地“采用”了谢灵运《登池上楼》诗题。察孟浩然诗意，略谓重阳九日，己身不在襄阳而怀故园——己身不在，故言不知谁在襄阳采菊；又无人像谢灵运那样“登”池上楼，故言“应闲”。在此例中，孟浩然从谢灵运《登池上楼》四字诗题中采其后三字“池上楼”，使之成为可以灵活安置的名物词汇。唐诗之近似例证如储光羲《题陆山人楼》“独见海中月，照君池上楼”、元稹《韦氏馆与周隐客杜归和泛舟》“轻舟闲缴绕，不远池上楼”，“采用”模式攸同。如果说“登池上楼”四字属于具有特殊性的“题典”，那么“池上楼”三字则具有双层属性，表层是具有普适性的“事典”，深层则仍具备“题典”特有的唯一指向。也就是说，当读到“池上楼”三字时，我们的表层解读是对谢灵运“池上楼”意象的用典，但我们同步地会因“池上楼”三字而回忆起《登池上楼》四字诗题所涵摄的全诗二十句的全部意象、诗思和“典故情境”。考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注“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曰：“池上楼：谢灵运有《登池上楼》诗，李善注：‘永嘉郡池上楼。’以上二句，作者以陶渊明、谢灵运自比，因自己不在故居，故无人采菊，池上楼闲。”该注精准地溯源了孟浩然此句的“事典”与“题典”，而元稹集之整理本，“不远池上楼”句并未出注。

类似地，看似表层用“事典”而实则内里用“题典”的情况，也体现在孙能传所举唐诗“采用”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一例。孟浩然“孤屿共题诗”一句的诗题为《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永嘉”正切合了谢灵运诗的“典故情境”。孟浩然之“孤屿”二字用谢灵运之“事典”，而孟诗尾联“乡园万余里，失路一相悲”，则化用了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之“题典”所笼罩的南渡之后“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的感喟。刘良注康乐句曰：“怀想新知，其道转远。寻求奇异，则光景不长。”颇能道出谢客心曲。

以上就孙能传《剡溪漫笔》、焦竑《焦氏笔乘》所举的例证进行了解析，循着见树木也应见森林的逻辑，我们有必要以文本比勘为中心，就唐诗“采用”《文选》诗题的模式类型进行整体性鸟瞰，并进而思考这类“采用”得以成立的内在理路。

三  唐诗对《文选》诗题的“采用”路径

同样是孙能传，在《剡溪漫笔》卷一“孟浩然诗出《文选》”条还曾提到：“唐人重《文选》学，平日口诵心惟，直与冥会，流出笔端，绝不见痕迹。”此语有精当处，也有可议处，因为唐诗之用《文选》，有时不仅痕迹宛然，甚且也有不那么成功的案例。即以唐人名家“采用”《文选》诗题而论，李白诗题《送二季之江东》首二句“初发强中作，题诗与惠连”，显见也是化用前揭谢灵运诗题。为了组成五言，李白在谢灵运诗题“初发彊中作”“与惠连”之间添补了“题诗”二字。严评本载明人批语曰：“‘作’字与‘题诗’字犯。全以康乐诗题入诗用，亦觉生硬。”覆按之确然，并非明人故意地吹毛求疵。当然，“不见痕迹”者确实也在在多有。清张溍曾指出，杜诗的一大特点便是宗法《文选》，“摭其英华，旁罗曲探，咀嚼为我语”。李审言《杜诗证选序》论杜诗之化用《文选》也说：“少陵每句有兼使数事者，有暗用其语者，但举其偏与略而不及，皆有愧于杜陵‘熟精’二字。”这启发我们，倘欲讨论唐诗对《文选》诗题的“采用”，首先应关注“咀嚼为我语”之实现方法以及“熟精”的具体表现，亦即对孙能传所说的“痕迹”进行系统的考求。在这个意义上，抽绎模式类型，分析内在机理，便成为一项有必要且能落地的工作。

就唐诗而言，天然的文本区隔有两部分：作为副文本的诗题，以及作为正文本的诗句。本节不妨循此区隔，厘分诗题、诗句两部分予以讨论。

兹先论唐诗诗题对《文选》诗题的“采用”。唐诗诗题“采用”《文选》诗题，一个最显而易见的文本现象便是很多唐诗（尤其是乐府诗），会原封不动地承用《文选》中的诗题，如李白《燕歌行》《白马篇》《出自蓟北门行》，杜甫《卜居》等，不烦赘举。再进者，唐诗诗题每于《文选》诗题踵事增华，呈现出基于叙事性的加长状文本形态。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曾讨论过谢灵运诗题的制题模式对唐人如杜甫、柳宗元等的影响，实际上，谢灵运之影响也确实最具有代表性。以见载于《文选》者为例，谢灵运《述祖德诗》，皎然增补作《述祖德赠湖上诸沈》；谢灵运《游南亭》，韦应物增补作《春游南亭》，柳宗元增补作《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谢灵运《初去郡》，薛据增补作《初去郡斋书怀》；谢灵运《道路忆山中》，王建增补作《醉后忆山中故人》，崔备增补作《使院忆山中道侣兼怀李约》；谢灵运《入彭蠡湖口》，李白增补作《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如果将观察视角延展，《文选》卷二二载谢朓《游东田》，李端亦增补作《晚游东田寄司空曙》；《文选》卷二三载刘桢《赠从弟》，唐诗每喜制题作“赠从弟厶厶”。总括而言，《文选》中类似的诗题模式、构件尚多，如“效古”“叹逝”“捣衣”“移居”“讲德”“登望”“望水”“还至”等，皆在唐诗诗题中被踵事增华般地“采用”。

唐诗诗题对于《文选》诗题之“采用”，另一显著模式为套用句式。《文选》所录诗题的句式化特点，有一部分在唐人那里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唐诗诗题凡用“归去来”者有数十例；潘岳《河阳县作》，唐诗诗题凡用“厶厶县作”者，有十余例；刘琨《重赠卢谌》，唐诗诗题凡用“重赠厶厶”者，亦有十余例。兹将不足十例但颇典型者，表列如下：

上表所示诗题的套用之余，唐诗诗题还会基于“文学现场”对所采诗题进行熔铸锤炼，更加凸显了“咀嚼为我语”的特质。例如，上表所列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除孟浩然、鲍防、严维、白居易等句式套用外，杜甫另有诗题《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不仅套用谢灵运诗题的句式，还附着上了更加浓重的叙事性信息，于此亦可见杜甫诗题在制题史上的意义。又《文选》卷二六谢玄晖有《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诗题，张九龄采“高斋闲坐”而改拟诗题曰《高斋闲望言怀》，岑参则省并为《郡斋闲坐》；《文选》卷二七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张九龄《秋晚登楼望南江入始兴郡路》、袁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皆属于套用句式。至于李白《三山望金陵寄殷淑》，尽管也是套用了谢朓诗题句法，但加缀了一个动宾结构，熔铸的程度更高。有意思的是，李白于本诗起首明确写出诗思之源：“三山怀谢朓，水澹望长安。”杨齐贤在注中也明确点出此题出自“谢玄晖《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准此规律，我们还可对一些业已失传的文学文献进行还原性研究。长庆三年秋，张籍有诗题《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可证白居易当日可能有“郡楼登望画图”寄张籍之作，只不过未曾收录进《白氏文集》。察白氏制题，实本于《文选》卷三十谢玄晖诗题《郡内登望》。不止于此，方干诗题《同萧山陈长官县楼登望》，“县楼登望”构式亦同于“郡内登望”。

接下来再探讨唐诗诗句对《文选》诗题的“采用”，细辨之，又有“采题中语词”与“采全题”之不同。所谓“采题中语词”，不过是将《文选》诗题看作诗料，从一题之中自由择取语词为我所用，并不一定纳取完整诗题所涵摄的意象、诗思与“典故情境”；所谓“采全题”，则是将《文选》诗题（通常为短题）整体性纳入所制诗题、诗句之中，于是自己的诗题、诗句也便涵纳了原诗的意象、诗思与“典故情境”。

在“采全题”层面，通常性的径采，比较容易辨析，如白居易《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金谷诗谁赏，芜城赋众传”，分别采用《文选》所载《金谷诗》《芜城赋》之题。另有特殊情况，亦即《文选》中会出现同题之作，这时便需要落实具体的“题典”与“典故情境”，从而进行按断。钱起《送时暹避难适荆南》“七哀深我情”，陆龟蒙《次幽独君韵》“秋声含七哀”，皎然《题余不溪废寺》“应堪赋七哀”，造语时皆有《文选》所录王粲《七哀诗》诗题之“题典”与“典故情境”在。何以言此？因为《文选》亦载曹植《七哀诗》，然系闺怨诗，与唐人三诗运思取径不合，故知非唐诗所本者。

在“采语词”层面，通常性的径采之外，我们发现：六朝诗人对诗题的“诗性”有着自觉意识，因此常常在制题时自铸伟词；唐人又会很敏感地捕捉到这类语词，从而在唐诗中延续其生命力。谢灵运诗题有一例证，久为论诗家所乐道，那就是《田南树园激流植援》。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曰：

尝读《选》中沈、谢诸公诗，有题《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及《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及《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斋中读书》《南楼中望所迟客》《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数端，皆奇崛精当，冠绝古今，无曾发其韫奥者。逮盛唐沈、宋、独孤及、李嘉祐、韦应物等诸才子集中，往往各有数题，片言不苟，皆不减其风度，此则无传之妙。逮元和以下，佳题尚罕，况于诗乎！

后来针对《田南树园激流植援》一题，陈祚明评曰“命题甚佳”，沈德潜评曰“命题简古”，但同辛文房一样，都没有具体解释出究竟“韫奥”何在？钟惺评语则一言以蔽之曰：“题妙可庇其诗。”实际指的就是诗句与诗题相蒙。方东树《昭昧詹言》在评点谢灵运《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时细细展开，为我们示范性解析了什么叫作“题妙可庇其诗”：

“中园”十句细，还题。“卜室”二句，树园也。“激涧”，激流也。“插槿”，植援也。“群木”四句总写景；“寡欲”二句，入议起下，总结“树”字“激”字“植”字，顿住。

殷石臞注谢氏此题又曰：“刘坦之曰：‘田南，按《水经注》，灵运祖车骑有田居在太康湖。疑即此处，所谓始宁墅也。’树，立也。植，种也。引流水种木为援，如墙院也。援，卫也。”字字淬炼密实，疏解开来，其叙事性也未有损失，堪称制题简净。谢灵运诗题之所以没用“插槿/种木为援卫”，盖以其非“诗性”用语，必得萃取新的语词，方才合于大谢心目中诗题该有的样子。此义既明，再看唐人诗句，便可发现唐人已经注意到谢灵运此题的精炼，温庭筠《鄠杜郊居》“槿篱芳援近樵家”，曾益《温飞卿诗集笺注》已注出飞卿用谢灵运《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题，刘学锴承之。又白居易《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激流”用谢灵运诗题《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至于“潺湲”的取用，实际在音韵上也受了谢灵运“植援”的影响，因为白居易在此诗中有“面滩开小亭”之句，“面”字也是“采用”谢灵运此诗中的“启扉面南江”之句。为得一整体观照，兹择取三谢诗题（谢灵运、谢惠连、谢朓）为样本，表列如下：

通过此表，可见唐人对三谢之推重，并非泛泛谩言。李白《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起首：“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分别“采用”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登石门最高顶》《登江中孤屿》三则诗题。李群玉《送于少监自广州还紫逻》“鸣皋山水似麻源，谢监东还忆故园”，上句用谢灵运《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诗题，下句用谢灵运《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诗题，皆可谓尽“采用”诗题之能事。

唐诗另有一些分支性的传统，则是同时“采用”诗题及题下诗句，或打并一处，或散在自撰诗题、诗句之中。许浑《送令闲上人》“秋江莫惜题佳句，正是磷磷见底时”，“见底”用沈约诗题《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而“磷磷”则用沈约此诗正文之“俯映石磷磷”一句。崔融《哭蒋詹事俨》“夕宴芙蓉池”句，合并采用《文选》卷二二魏文帝《芙蓉池作》诗题及首句“乘辇夜行游”。崔备《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前字、秋字二篇》“清景同千里”，兼用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诗题及诗句“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此外，唐人为求对仗，也会于《文选》诗、赋同采，孟浩然《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缅怀赤城标，更忆临海峤”，据李景白校注，上句用《文选》中孙绰《游天台山赋》“赤城霞起而建标”，下句则“采用”《文选》所录谢灵运诗题《登临海峤初发彊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于此益可看出，《文选》之诗题、诗句，与唐诗之诗题、诗句，已然融会成缠绕交织的诗网，仅诠解诗句而忽视诗题，自然难以窥见《文选》影响唐诗之全貌。

四  唐诗“采用”《文选》诗题内在理路

唐诗之所以能够浃畅地“采用”《文选》诗题，一方面基于人事、地理层面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则是唐代与汉魏六朝文学情境的印合使然。当然，这两条内在理路又共同依托于诗题文本自身的“诗性”规律，因为无论是怎样的“采用”，其本质皆是将《文选》散行形态的诗题“文句”熔铸成有意味的“诗句”。

人事、地理等因素的相关性，从小了说是“采用”《文选》诗题的内在理路，从大了说则是一切用典得以实现的前提之一。人事层面如唐德宗曾下《罪己诏》，时论认为痛切甚至有过于汉武帝《轮台罪己诏》，故武元衡《德宗皇帝挽歌词三首》“岁岁《秋风辞》，兆人歌不足”，“采用”《文选》卷四五刘彻《秋风辞》诗题，隐含的表达则是将唐德宗比作汉武帝。地理层面，更是指不胜屈。唐人与汉魏六朝人同样地“宅兹中国”，前人的所历所见，在唐人处往往又被重新登临观览，因此最容易产生地理之相关性。仍以三谢诗为例，唐释灵一《送陈允初卜居麻园》首四句曰：“欲向麻源隐，能寻谢客踪。空山几千里，幽谷第三重。”因友人要卜居于谢灵运足迹曾到的麻源，故灵一的四句诗整体推阐《文选》卷二六谢灵运《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释皎然《送陆判官归杭州》“明朝富春渚，应见谢公船”、郎士元《送奚贾归吴》“东南富春渚，曾是谢公游”，皆采谢灵运《富春渚》诗题。诗题中的“麻源”“富春渚”等地名，投射出的实际是谢灵运诗整体的意象群。再如朱庆余《送僧游温州》“石门期独往，谢守有遗篇”，指涉谢灵运诗题《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盖唐人多以谢灵运之“石门”为永嘉石门，而朱庆余所送之僧人恰往游永嘉（温州），故产生地理之相关性。同样的理路，见于韩翃《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山阴苏少府》“他日如寻始宁墅，题诗早晚寄西人”、皇甫冉《曾东游以诗寄之》“迢迢始宁墅，芜没谢公宅”，“采用”《文选》卷二六谢灵运《过始宁墅》诗题。刘长卿《送杜越江佐觐省往新安江》结句曰：“见说江中孤屿在，此行应赋谢公诗。”尽管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之“江”为“永嘉江”，但大谢在经新安江赴任永嘉的途中作诗多首，故刘长卿未曾深考而浑言之。至于谢惠连、谢朓之诗题，皇甫冉《西陵寄灵一上人》起句曰：“西陵遇风处，自古是通津。”采用《文选》卷二五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诗题。李白《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时时慰风俗，往往出东田”，“出东田”三字用《文选》卷二二谢朓《游东田》，盖以谢朓曾任宣城太守，与“宣城宇文太守”存在地理相关性。

在文学情境的印合层面，同样是谢灵运所创制的“迟客”一语最为典型。所谓“迟客”，清王琦引《韵会》曰：“迟，待也。”亦即等待客人。等待客人的到来，是中古时期一个具有共感的文学情境。因此，唐人在写等待客人题材时，往往会联想到《文选》所录谢灵运的《南楼中望所迟客》诗题。例如，韦应物诗题《台上迟客》，钱起《寄袁州李嘉祐员外》“迟客月频圆”，严维《九日登高》“迟客高斋瞰浙江”，权德舆《送薛温州》“楼中迟客情”，赵嘏《越中寺居》“迟客疏林下”，皆用之。唐人在用此题时，“谓宾”结构是很明显的，如韦庄《同旧韵》“迟客虚高阁，迎僧出乱岑”，平行比勘即可见出。更有诗人如羊士谔会在不同诗作中反复用“迟客”一语，而李白也会专门拈取“迟”字以表等待之义，见其《送二季之江东》末两句：“此行俱有适，迟尔早归旋。”需要注意的是，如同上文所举朱庆余例，权德舆《送薛温州》“楼中迟客情”之用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诗题，也并非泛泛而用，盖因谢客所谓“南楼”，“李善谓在始宁，《文选钞》云‘于时在永嘉’。载之此诗题‘温州’，与《钞》合”。考求及此，方见权德舆用事之精妙。

文学情境是多样的，而唐人与《文选》中诗人之印合，也因此便具有了丰富性。如“玩月”，皎然《奉同颜使君真卿袁侍御骆驼桥玩月》“人咏鲍家诗”一句，马燕鑫已经指出系采自鲍照诗题《玩月城西门廨中》。再如“行药”，常建《闲斋卧病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二首》“行药至石壁”、于良史《闲居寄薛华》“行药至西城”，皆用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诗题，句式亦同。再如“看花”，康造《竹山连句题潘氏书堂》“花发胜河阳”，下句“采用”《文选》卷二六潘安仁《河阳县作》诗题及诗中“时菊耀秋华”之句。玩月、行药、看花，从六朝到唐代，皆是真实存在、深入文士的生活日常且附加一定仪式的文学情境。唐诗中“采用”六朝人类似的诗题，在某种意义上真可谓是“尚友古人”了。

上文已经讨论了人事、地理的相关性以及文学情境的印合这两个层面，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聚焦于这两条内在理路所共同依托的《文选》诗题之“诗性”特征。所谓“诗性”特征，至少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文选》诗题本身就具有“诗的意味”——内层情感、中层节奏韵律、外层形象而富有美感的语言文字。也正因为《文选》所录沈、谢等人的诗题具有“诗的意味”，才导致典籍征引时往往错认诗题为诗句，例如，王象之《舆地纪胜》称所截取沈约诗题的一部分“江水至深清见底”为“《文选》沈休文诗”，便是一例。第二个维度则是《文选》诗题具有转为诗句的“可塑性”，当然，这种转化需要唐代诗人的二度熔铸。例如，沈约有诗题《应王中丞思远咏月》，至唐刘商《送从弟赴上都》则将“思远咏月”熔铸为“月明思远道”这样一句浑成的诗家语。刘商的熔铸之法，不仅在于将沈约诗题腾挪调适，还引入了同样见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绵绵思远道”“所思在远道”之句。

从唐人习常的近体诗来看，“采用”《文选》诗题入诗，首先需要处理好平仄格律。若所采诗题合于平仄，不妨径用，如韩翃《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山阴苏少府》尾二句“他日知寻始宁墅，题诗早晚寄西人”，采自谢灵运诗题《过始宁墅》。“始宁墅”三字恰与本句“他日知寻”自为拗救。若所采诗题不合平仄，则需要改字，如李益《度破讷沙二首》“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用《日出东南隅行》诗题，然“隅”字平声失律，故改为仄声的“地”字。罗隐《升仙桥》“直须论运命，不得逞文词”，用李康《运命论》诗题而颠倒顺序，使之合律。对于古体而言，可能不需要费神于平仄，有时可以整截入诗，如李颀《魏仓曹东堂柽树》“洛阳墨客游云间，若到麻源第三谷”，采自谢灵运诗题《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不过，当所采诗题恰在韵脚区位的时候，也需要改字以就韵。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有句曰“闻道金陵龙虎盘，还同谢朓望长安”，用谢朓诗题《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因这两句之前一段押“欢、观、鞍、兰”，之后一段押“寒、前、烟、仙”，故李白改“望京邑”为“望长安”，使“安”字入韵。

五  余论：重思唐集校注中的“题典”问题

既往的唐集校注，学人于唐诗之“采用”《文选》诗题，往往有随宜笺注之功，前文已经多有征引。不过，总体而言，历代学人于“题典”的关注未足，故而很多颇易查考的“题典”出处也失之眉睫。即以李白集为例，李白《赠闾丘处士》“闲读〈山海经〉，散帙卧遥帷”，用《文选》卷三十陶渊明《读山海经》诗题，唯加一“闲”字。李白集之整理本自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以降如《李白集校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李太白全集校注》尽管也出注，但仅注《山海经》的部类归属及书中记述，并未注出源自《文选》的“题典”亦即陶渊明《读山海经》。又李白《游谢氏山亭》曰：“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借君西池游，聊以散我情。扫雪松下去，扪萝石道行。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王琦仅于“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句注曰：“因谢氏山亭，故用灵运‘池塘生春草’之句作映带。”詹锳等注则引：“《李白安徽诗文校笺》：谢公池，在当涂青山谢公宅西北。”郁贤皓注本因之。诸家注本皆未留意的是，“借君西池游”句实际“采用”《文选》卷二二谢混《游西池》诗题。逆察诸家失注之缘故，很可能是由于“西池游”看起来显豁明了，反而容易被当作寻常语而轻易滑过。近似地，李白《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着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起首采录且套用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诗题之构式，王琦以降诸家亦未注出，同样可能是以为“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无难解处，遂尔失注。李白集中另有“采用”《文选》诗题处，尽管注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笺注成果，但因“题典”的意识不够，容易留有未竟之功。例如，李白《新林浦阻风寄友人》尾句曰：“明发新林浦，空吟谢朓诗。”王琦注谓：“谢朓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察诗中“发”字，也可能是同步并行般地“采用”《文选》所录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何以见得？盖李白题下有句“草草客中悲”，詹锳等注、郁贤皓注皆谓本于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实际不如揭橥李白句本于《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更为熨帖。当然，这恰能佐证李白“三拟《文选》”之后对《文选》的熟稔程度，诚如第三节引孙能传所谓“直与冥会，流出笔端”。

“题典”意识也提醒我们，读唐诗时应留意“整句”。循整句去寻觅“题典”出处，有时要比循单字单词去寻觅“事典”出处更得唐人用典之意。张九龄《冬中至玉泉山寺属穷阴冰闭崖谷无景及仲春行县复往焉故有此作》诗有“石壁开精舍，金光照法筵”之句，校注者仅注“精舍：此指僧人所居房舍”，未详出典。按此句实际采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马燕鑫《唐诗证选》考证曰：“吕向注：‘言灵运游山寺也。’曲江诗以精舍为寺，与五臣注同。九龄于开元二十四年贬荆州长史，吕延祚进《五臣文选》在开元六年，则其所据盖即五臣本。”所论可从。他如孟浩然诗题《登江中孤屿话白云先生》，整体搬用谢灵运诗题《登江中孤屿》，《孟浩然诗集笺注》亦失注。刘长卿诗题《送州人孙沅自本州却归句章新营所居》，采自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刘长卿集之整理者唯注“句章”，未注“新营所居”四字所采谢灵运诗题处。

对“题典”的关注，不单能匡补唐集校注之疏失，也能帮助我们对唐集诸版本的真确程度乃至异文有所按断。宋本《孟浩然诗集》卷上《与崔二十一游镜湘寄句贺》有句“试览镜湖物，中流到底清”，关于此题，集前总目、卷首目皆作《游镜湖》，可理校诗题“镜湘”当为“镜湖”之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到底清”三字，《全唐诗》本同，而《英华》、明活字本、汲本、清本同作“见底清”。考虑到本文第二节已考张九龄、李白、白居易、皮日休、杜荀鹤等人诗句皆曾“采用”沈约《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诗题之“见底清”为诗语，我们有充分理由判断孟浩然当也熟谙这一“采用”《文选》诗题的传统，再加上“见底清”尚有《英华》的文献证据，故可按断孟浩然此诗句原貌当作“中流见底清”，即便是宋本作“到底清”，亦不足为据。复次，《全唐诗》卷二三九载录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二二曰：“登（一作带）舟非（一作维）古岸，还似阻西陵。箕伯无多少，回头讵不能。”此诗前两句，钱起集最新整理本王定璋《钱起集校注》唯言：“‘带舟’句，《全唐诗》作‘登舟非古岸’。‘西陵’，西陵峡，长江三峡之一。”并未试着判定异文之是非，也未注出“题典”。覆阅此诗，我们可以发现其模式合于唐诗两句分用《文选》两则诗题之例：“带舟维古岸”之“舟维”用《文选》卷二六任昉《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之诗题；“还似阻西陵”则用《文选》卷二五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之诗题。于是，我们反过来又可判定“非”“维”二字之异文，当以“维”为是。

既往的唐集校注，每于唐人诗文字句恪遵原样，而后觅典出注，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谨严可取的，但有时不免如禅宗所云“死在句下”。因此，当我们以为已经很顺畅地拈出了用典的时候，还要回归唐诗的“典故情境”，逆向核验。杜甫《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末曰“处处邻家笛，飘飘客子蓬。强吟怀旧赋，已作白头翁”，“邻家笛”系用向秀《思旧赋》典，自无疑议，而“怀旧赋”典出何处？却颇可商。自北宋王洙起，便指出“潘安仁尝作《怀旧赋》”，赵次公注亦曰：“《怀旧赋》，潘安仁所作，以怀杨肇父子。盖怀二人也，公今所怀韦、萧二人，可借用矣。”嗣后讨论，多沿承此说，如明杨伦也指出“潘岳有《怀旧赋》”。不过，《怀旧赋》系潘岳路过岳父家坟垄空馆时的悼亡之作，杜甫缅怀韦侍御、萧尊师而用此典，颇觉不伦。也正是有见于此，谢思炜《杜甫集校注》于杜甫“处处邻家笛”两句和“强吟怀旧赋”两句合于一处加注曰：

处处四句：向秀《思旧赋》序：“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

也就是说，谢思炜认为杜诗中的“怀旧赋”三字之“题典”并非潘岳之《怀旧赋》，而实为向秀之《思旧赋》，如此方合于追怀友人之“典故情境”。并且，我们在唐诗中多可寻得同构之用典例证，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怀旧空吟闻笛赋”，李德裕《仆射相公偶话于故集贤张学士厅写得德裕与仆射旧唱和诗其时和者五人惟仆射与德裕皆列高位凄然怀旧辄献此诗》“赋感邻人笛”，皆以“怀旧”指称向秀之《思旧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更有一类唐集校注在具体某些个案上“后出未能转精”的情况，值得重视。就“题典”来说，前文曾引杜牧《湖州正初招李郢秀才》“一溪寒水浅深清”，冯集梧注本已经注出：“《沈隐侯集》：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然今人整理本如《樊川文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杜牧选集》皆未承继，遂又失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