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史念海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特点与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16 次 更新时间:2023-01-03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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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  


【提要】史念海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关注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相较于政治史、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史念海突破传统片面强调血缘、族别的观念,立足于各民族所居多元地理环境,从民众在生产生活中的人地互动和族际互动入手,基于动态分析的视角,从疆域沿革、农牧分界线变迁、农牧区域盈缩、生态环境变化等过程,对民族空间分布变迁、民族交流融合、民族区域开发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与需求,这些理念与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特点并非在短期内形成,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和变化,并与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学术性与致用性形成共振。

【关键词】史念海;历史民族地理;史学理论;民族研究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史念海长期关注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的研究。不同于民族史、政治史、经济史等专门史领域对于民族问题的研究,史念海对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的研究在立足人地互动的基础上,具有多元性、动态性、致用性等鲜明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救亡图存、边疆史地学术发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生态保护、民族团结中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目前,学界对于史念海历史民族地理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多数研究主要基于《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历史民族地理”一章和《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论陕西省的历史民族地理》冠以“历史民族地理”专名的文章,对史念海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特点与成就进行总结。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史念海长期关注历史时期的民族问题,他对于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的研究不仅体现在冠以“历史民族地理”专名的著述中,更融合于其对历史时期沿革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古都学等多元研究领域中,所以我们在分析史念海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特点时,应注意其多元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史念海在长达七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学术实践过程有着一定的转变与发展,因而我们需要动态地看待其对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的研究。

本文基于史念海在多元研究领域中对历史民族地理相关问题的探讨,总结其研究特点与方法,并结合他个人治学经历和时代背景,分析其相关思想的形成及转变的原因。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史念海治学理念与学术贡献的同时,发掘先辈智慧,为当今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史、边疆学等研究领域提供启示。

一、疆域沿革与民族主义:考据与经世交互下的民族史地研究

史念海自1933年接触并研习历史地理学后,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沿革地理领域,依托传统乾嘉考据的方法,对历史时期政区变动、交通线路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凭借治疆域史的诸多成果,成为被顾颉刚认可的“当代卓越史学人才”之一。因此,学界对史念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治学思想与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基于传统考据的沿革地理领域。由于对这一时期史念海治学思想的研究主要基于他在《禹贡》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使得部分学者产生了史念海“对于边疆史和当代史,他似乎兴趣不高,也未因时事之变化而有何改变”的错觉。事实上,史念海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已经开始关注和思考与时事密切联系的民族问题,探索抗战救国之路,不仅发表了《西北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西北民族问题之另一看法》《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等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还参加了中国边疆学会,参与编辑《边疆》《西北资源月刊》等刊物,更于1939年10月至1940年8月赴榆林出任内迁的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秘书。因此,这一时期史念海虽专攻基于传统考据的沿革地理,但他无论在学术还是社会实践上都对民族国家构建、边疆民族史地与边地治理等应对日寇侵略的现实问题给予了积极关注与深入研究,并努力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史念海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虽未冠以“历史民族地理”的专名,但在具体研究中,已经开始关注民族地理问题。如,在沿革地理方面,史念海与顾颉刚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在我国沿革地理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其“所罗上下四千余年,纵横难以里数,可谓开创之作矣”。这部经典的沿革地理著作在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也有一定意义。该书在展现我国疆域变迁的过程中,关注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变迁,也展现了中原王朝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在春秋战国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疆域沿革等章节中,均采用疆域变迁与民族互动的叙述形式,展现出我国疆域的发展变化与民族间碰撞交融的紧密关系。这是一部疆域变迁史,亦是各民族间的交流互动史,不同于当时盛行的基于固定界线、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等欧洲民族国家式叙事,该书在厘清我国疆域变迁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中国历代疆域变迁与多民族民众互动的紧密联系。

当然,受当时局势、作者自身认识及史料等影响,相关章节中的民族互动多以汉族为中心或少数民族融于汉族的单线叙述模式,对各少数民族的重要作用及能动性的展现相对不足。这些不足并不意味着顾颉刚与史念海有狭隘的民族观。1939年顾颉刚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和1940年史念海发表的《西北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等文章均认可中华民族内部的多元性和整体的不可分割性。他们在沿革地理研究中对统一性的强调更多的是为了防止日本等侵略势力对我国各民族的分化与离间,呼吁“当此国事危急之秋,如何团结中华民族各份子共赴国难,实是目前第一个重大的工作”。《中国疆域沿革史》的第一作者、全书结构的设计者、最终审定者是顾颉刚,史念海也曾称:“因为我只是从事起草工作,并非自己著书。如果按照我的设想来写,我是无法向顾先生交代的,也会辜负顾先生对我的盛意。后来在向商务印书馆交稿时,顾先生把我的名字写在他的后面,使我大为吃惊,固辞不获。这就彷佛是顾先生和我合作撰著的。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但该书无疑也体现了史念海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且由于这些认识多来自于顾颉刚的言传身教与指点,故在较多部分与顾颉刚相同,且该书也主要保留和体现了这些相同的部分。

除《中国疆域沿革史》外,《西北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一文集中反映了史念海的民族观,为其有关民族问题的历史地理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关于为何研究西北民族问题,史念海曾说:“是听说日本人在察绥一带成立伪蒙疆政府,又在鼓动回族同胞,分化各族兄弟,我因而写了这篇文章,揭穿他们的企图。”因而在《西北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一文中,史念海首先肯定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性,他指出中华民族“真好比由各种不同的矿石溶化而铸成的合金是一样,如果追溯他的本源,固然是许多的小族类少数民族,但是组织成立中华民族以后,已脱离了各自本来的面目,而有了共同的民族意识”,无论是西南的苗、瑶、“猓”,还是西北的蒙、回、藏、撒拉、哈萨克等均为“组成中华民族的份子”,汉族亦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史念海一方面反思“五族共和”的表述对于中华民族整体性与多元性的忽视,另一方面也反对仅用汉族代替中华民族整体的观念。其次,史念海虽然不否认中华民族的多元性,但他认为在日本等外部势力侵略的情况下,更应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与不可分割性,他以德国入侵奥地利、捷克、波兰为例,提醒民众警惕日本侵略者对民族问题的利用。最后,史念海以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为例,敏锐地认识到“一般人所谓的西北的民族问题,固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实际也不是过于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以民族问题为外表,以宗教问题为主干的错综的关系”,因而呼吁国人“减除各宗教集团的对立,消释各处居民的隔阂”,加强团结,一致对外。作为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极为重视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的地理,他将长期被人们视为荒凉之地的西北、西南地区称为“复兴民族的策源地”“中华民族反攻的根据地”,并对当时片面强调自然地理、忽略边疆地区,死记硬背、脱离现实式的地理教学极为不满。他呼吁要加强学生对我国疆域沿革地理的学习,特别是对边疆地理的认识与了解,他指出:“我们觉得今日的人们,尤其是青年的学生们,所需要的是刺激,多不需要的是安慰。我们与其讲西湖的胜蹟或白下的风光,何不剩出一点时间去说一说和林的所在?何不留些篇幅多写一点曼殊的情形?”他还要求增加对历代疆域变迁,特别是边疆地区地理的教育,以增强学生对国土沦丧的认识与警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念海虽主攻基于乾嘉考据的沿革地理,但同时也关注和思考民族起源与分布、民族经济与宗教、民族互动与交流等历史民族地理的诸多问题,并与当时抗战救国的时事互动共振。这与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密切关系。在边疆和民族研究成为显学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疆域沿革、边疆问题、民族问题三者被紧密结合起来,民族问题一度成为疆域沿革和边疆问题研究的重点,部分人甚至认为“关于边疆政治上之实施,应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盖中国边疆问题,亦即中国民族问题”, “在边政工作中,民族工作是一个具有关键性、基础性作用的主要方面,民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边政工作就难以措手”。民族危机下,无论边疆史地研究还是现实的边疆建设都逐渐将相关民族问题的研究放到了重要位置,这一学术发展特点也明显影响到了史念海,促使其在疆域沿革等问题的研究中加大对边疆民族的关注。与此同时,史念海的相关思想亦受到周围师友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如,与顾颉刚合作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时顾颉刚的言传身教;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马鹤天与史念海交往颇深,不仅先后邀请其参加边疆研究学术团体,编辑相关刊物,更提供了诸多边疆现实情况的信息,加深了史念海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尤其在担任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秘书期间,史念海主要负责“替马鹤天写来往信件,整理文稿”,其中多涉及蒙旗事务,他还结交了蒙旗自治指导长官公署的诸多同乡,这为史念海直观地了解、认识边疆民族情况创造了机会。

正是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史念海关注疆域沿革等问题的同时,也深入思考和研究了其中的民族因素和各民族地理分布空间的变迁过程。这一研究一方面充分关注了民族空间分布的变迁,有助于打破片面基于血缘的民族研究模式,更能反映出各民族对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局势变化的适应;另一方面,对不同时期中原王朝疆域盈缩过程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各民族势力间力量的消长与交流互动,从而实现了动态的分析。不同于其他领域研究民族问题时吸取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史念海对相关民族问题的研究多基于中国传统考据学,通过对民族分布空间范围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在展现中原王朝疆域变迁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族与我国诸多少数民族间的互动,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对沿革地理的详细考证,为国家疆域的主张提供支持”。史念海虽然在方法上继承了传统乾嘉考据,但其相关研究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具有极强的现实关怀与实用性。史念海积极响应禹贡学会“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的宗旨,多关注边疆民族问题,一方面更全面地展现了中国疆域沿革等变迁,从而“使举国上下明了我国的版图及其历来的情况”,激发人们的爱国守土意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提供历史依据,特别是对一体性和不可分割性的强调,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主义精神的构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念海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对民族问题的关注与分析,对其个人学术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史念海自称大学毕业后,在全面抗战爆发的背景下,对于传统沿革地理研究产生了两个迷惑,一是这门学问在当时国家危亡之下是否具有实际作用;二是沿革地理属于历史学范畴,“它虽说是讲地理,其实和实际的地理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关系。这样讲来讲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史念海在秉承传统沿革地理考据精神与方法的同时,亦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尽管“有些探索不是很成功,有些研究却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对于以往传统的突破”。其中,史念海基于历史、地理眼光对古今民族问题、边疆史地的分析与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考据与时代需求联系在一起。濮德培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禹贡学派基于历史文献与传统考据“使用历史地理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彭明辉也认为20世纪中前期“考据与经世的交互为用,成为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在上述大势中,史念海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而其治学有用于世的精神也由此萌发并一直延续下去。

二、人地并重与人地互动:多元视角下的历史民族地理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快速发展,史念海凭借丰富的著述和极广的研究领域,成为这门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这一时期,史念海依然密切关注和思考民族问题,一方面将民族与地理环境关系作为研究重点,拓宽了历史人文地理和民族史研究;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历史地理的研究理念与方法逐渐传入我国并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雅尊斯基的历史地理四分法(即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更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与认可。史念海亦承认:“直到全国解放学习了苏联一些有关历史地理学的著作以后,他才恍然大悟过去自己不过是在这门科学全部领域中的一个小角落里打圈子,还有海阔天空的新天地压根儿没有接触到呢。”受此影响,史念海也扩展了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范围。但是,史念海也并不拘泥于苏联学者将民族列入历史人口地理范畴、注重分布情况的研究特点,而是将民族作为重要的考虑和分析因素之一,融入对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区域地理、古都学等研究中,极大地推动了历史民族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

史念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历史民族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通过考据各民族分布变迁及其与中原王朝的互动来叙述中国疆域的沿革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将汉族及中原王朝作为研究中心,而诸少数民族则被边缘化,起着“配角”或“背景”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念海的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则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第一,史念海加强了对各民族所居地理环境多元性和异质性的关注。在部分民族史地研究中,一些学者往往侧重族别、血缘等要素,并将一个民族均质化看待,忽略其内部基于不同地理环境的生产生活多元性。史念海则立足于多元地理环境对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分布变迁、交流融合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在《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历史民族地理”一章中,将我国历史时期各民族分为先秦时期华族和非华族的杂居、华族居住地区的扩展及其间杂居的族类、瀚海南北的游牧族类、陇山以西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的族类、居住于东北的族类等,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片面强调族别、血缘的束缚,对于分析各民族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和开发、各民族间的互动与融合、打破对不同民族的均质认识等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有学者称:“这种按中国民族分布的地理特征来分类的观点,打破了中国传统按四个方位(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分类法,从历史民族地理角度来看,这种分类法紧密地结合了各族的地理环境,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特征和种族特征,因而具有了科学性和典型意义。”史念海基于多元地理环境对民族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集中在冠以“历史民族地理”的相关研究中,在历史地理的其他分支研究中亦有充分体现。如,在对少数民族政权都城的研究中,史念海没有按照族属或政权进行划分,而是基于地理因素将其划分为北陲、西域、青藏高原、西南和东北等地诸政权的都城,这更加明显地纵向展现与横向对比了不同少数民族政权都城建设的地理基础与环境利用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不同民族对不同地理环境的利用与开发,等等。

第二,在加强对多元地理环境关注的同时,史念海也加大了对“人”的因素的关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史念海对于民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多以汉族及其文化为中心,强调少数民族的同化。对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其空间分布变迁,多将其作为中原王朝疆域沿革的“配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的民族关系下,史念海对于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逐渐从以关注地为主到人、地并重,在关注地理现象的同时,更加关注人地互动关系。如,在《论陕西省的历史民族地理》中,史念海将“五胡”、鲜卑、党项诸民族作为主角,通过对其在今陕西省域内居住变迁等活动的分析,展现多民族间的互动及其对陕西省历史的重要性。又如,在《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中,史念海以各民族政权内人口政策及变动为视角,展现各族的交流与融合。此外,在其他历史地理分支研究中,史念海亦加强对各少数民族民众生产及文化的关注。如在古都学研究中,史念海一方面拓展视野,除中原王朝外,也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对其选址、建造、布局、利用等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明确指出民族关系对于都城建置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在研究各中原王朝都城时,对其中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也给予了关注与研究,并将多民族风俗并存视为中国古都文化的特点之一。在史念海关于陕西地区历史军事地理的部分研究中,则展现出游牧民族在与中原王朝的战争攻守中对交通要道、据点的抉择与利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牧民族对军事地理环境的利用,等等。

第三,对多元地理环境、多民族生产生活,以及学科实用性的关注,使得史念海的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视人与自然互动、重视总结和利用自然规律的特点。史念海强调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的科学不仅要说明自然本身演变的过程,还要着重说明人的克服自然、利用自然,并进而改造自然,以及自然受人的影响而演变的过程,从而得出各种演变的规律”,进而使得“人能掌握这样的规律,将会更好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在这一过程中,史念海较早地关注生态问题,并基于生态平衡、自然规律等因素,对畜牧生产、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以及对部分地区保持草原环境的意义进行深入分析。如,对明清时期农耕区在北部蒙古草原地区的扩展,相当部分学者将其视为是一种发展、“进步”“文明扩展”的表现,但史念海明确指出:“显然可见,这是不合乎自然规律的。不按照自然规律也就难于避免自然规律的报应。这样的报应实际上是等于惩戒,其所得的恶果也就是显然易见的。”强调草原的过度减少,不利于当地的生态平衡与长远发展。又如,在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等地环境变迁的研究中,史念海一方面揭示了自然环境变迁与农牧民族力量交锋、势力消长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指出无论农耕民族北进带来的农业北拓,还是游牧民族南下带来的牧业南扩,一旦超过自然条件的限度,则“每一次变迁都引起生态平衡的失掉”。黄土高原部分地区“由于有些时期的人为作用,这条农牧地区分界线就不免受到推移,生态因而失去平衡,不仅农牧业生产畸轻畸重,而且导致恶劣影响,引起不良后果,甚至演变为祸患”;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则“农林牧分布地区曾经有过不只一次而且都相当明显的变迁。这样的变迁不能不对自然环境有所影响,甚至还是相当严重的影响。沙漠的增加和扩大以及一些地方盐碱化都是引人注意的问题”,因而史念海建议在上述两大地区部分地段要适当退耕还牧,保证牧业用地的面积。

总之,史念海对于历史民族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人、地并重的特点,深入分析了各民族所居多元地理环境及民众的多元生产生活,展现了历史时期各民族与其所居地理环境的互动和不同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边疆环境均质化、片面强调族别血缘等旧有研究视角的窠臼,有助于揭示各民族对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多样利用、开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此外,史念海也没有用社会进化论、农业中心论等观念强调游牧生产的所谓“落后性”,而是基于生态条件、自然规律等承认游牧民族及畜牧生产的经济与生态价值。史念海基于生态环境、地理条件等对各民族人地互动、族际交流进行的深入研究,不仅在学术上有助于我们打破牧业落后论、游牧民族落后论等观念,也为我国北部、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三、农牧互动与经世致用:动态视角下的历史民族地理研究

史念海对于历史民族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并非静止、固化的,而是以动态的视角进行分析,一方面体现在对各民族空间分布变迁的研究中,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农牧分界线及变化等研究中。民国时期,关于农牧分界线及所谓“半农半牧区”范围的问题已经得到学界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农半牧区作为一个独立的,与农业区、牧业区并立的区域地位更加稳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1953年赵松乔进一步明确了“农牧交错带”的概念,并与周立三、吴传钧等开始了对西北、西南地区农牧交错带的深入调查研究,关于农牧分界线与农牧交错带的研究在地理学、经济学等领域逐渐兴盛。作为历史地理学者的史念海也尝试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分析相关问题。史念海对我国农牧分界线形成与变迁的研究,从表面上看固然属于历史经济地理或区域地理问题,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出农牧民族之间的力量消长与互动交融。学界以往相当数量的研究往往将长城、阴山、大兴安岭、黄河等自然或人工事物视为农牧分界,且多用静态的视角进行分析。史念海在指出司马迁所规划“龙门—碣石”一线在经济区域划分等方面重要意义的同时,强调这一界线“不是永恒无所变化的”,且“变化并不等于消失,还应该探索其间变化的痕迹,以显示农业地区的扩展和缩小”。史念海进而在结合历代农牧民族互动及力量消长的基础上,对各历史时期农牧分界线的变动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以动态的视角还原了农牧分界线的发展变化,展现了变动背后以不同生产方式为生计的民族之间力量的消长和碰撞、交融。史念海也根据相关史实扩展了司马迁“龙门—碣石”线的长度,使其更加清晰准确。如,在对两周时期农牧分界线的研究中,史念海并未将其西界定在龙门,而是通过考证明确指出“龙门山以西还应继续向西南引伸,达到陇山之下,再越过陇山,顺嘉陵江上游西侧趋向西南,经今四川省平武,茂汶诸县之南,西南过岷江,再经天全县西,荥经,汉源诸县之东,又经冕宁,西昌诸县市之西,而达到今云南省剑川县及其迤西的地方”,展现出中原汉族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互动。

史念海并未将农牧分界线抽象为绝对的线性界线,他认为“如欲在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之间明确标出一条界线,那将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故未将其两侧的农耕区和游牧区视为泾渭分明的均质性区域。如他在对两周农牧分界线的研究中指出,“司马迁所规划的碣石龙门一线以北,实际上并非纯粹的游牧地区”;在对隋唐农牧分界线变迁的分析中强调:“隋长城以南也并非都是农耕地区。实际上半农半牧地区超过了农耕地区。”正因如此,史念海敏锐地注意到农牧势力交错中灵活变动的“半农半牧区”的重要性,这一区域内的资源多样,多种生产方式共存,多民族共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处于灵活变动之中,是中原王朝或游牧势力兴盛的重要因素。如,在对隋唐时期农牧分界线变化及王朝兴衰的分析中,史念海指出:“隋唐两代都是竭尽全力,不使周边从事游牧的族类进入农耕地区,更进一步还要控制半农半牧地区。如果控制不住半农半牧地区,自然难得繁殖更多的良好马匹,国力就会感到危殆。”此外,“作为以农立国的王朝,隋唐两代统治了所有的农耕地区,还有半农半牧地区,而国都长安居其中枢。这农耕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犹如左右两臂,指挥裕如,在内政清明的前提下,是可以国富民强,郅治太平的。”又如,史念海在对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也强调“畜牧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显然是不能和关中、关东两个地区相提并论的。不过畜牧事业在经济方面也是不能少的部门,它对秦汉王朝也起过一定的作用,是应该有它的地位的”,进而肯定了游牧民族生产的经济与生态价值。在这些对半农半牧区重要作用的分析中,史念海摒弃农牧对立论,而是基于生产方式与资源利用的角度强调“半农半牧地区是可农可牧的。隋唐两代正可借此以弥补农业地区的不足”,分析其在中原王朝发展中的重要性,有助于突破均质化的视角、农牧对立思维,展现多民族的互动融合。着眼于农牧势力交锋过程中半农半牧区内的资源与民众的重要作用,对于当今的研究亦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史念海在对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等地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中,也动态分析了历代农牧民族力量消长带来的农牧区范围的变化及生态影响。如,他在对黄土高原环境的研究中指出:“由于历史时期国内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这个农牧皆宜的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几次大的改变。其中由牧区转为农区,先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由战国后期至于秦汉王朝,第二次是隋唐时期,第三次则是明清以来。在一、二两次之间,这里又恢复到游牧地区。当时游牧地区不仅得到恢复,而其有了扩大,远远超出于黄土高原之外。在二、三两次之间,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参差并存。”在此动态变迁的基础上,史念海分析了部分时期农牧区过度盈缩带来的植被减少、土地沙漠化等现象的原因,探寻符合当地历史传统和自然规律的最佳产业模式,提出对部分过度开垦区进行退耕还牧、还林等建议,为当今黄土高原等地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杨向奎提道:“生态平衡,非千古不变者……不存在一个千古不变的绝对平衡,但有相对平衡……史公之研究历史地理,也就是寻找这种平衡的数据。”史念海对历代农牧民族势力互动过程中农牧分界线、生态环境变迁状况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对动态平衡的研究,史念海对这个动态平衡点的探寻,为现今的农牧林业建设提供了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念海的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研究在社会实用性上有了更大突破。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曾因沿革地理的实用性问题而陷入迷惘, “国土大片沦陷,战争方殷,已无待于笔墨论辩。而且当时的社会也好像并不需要这样一门学科,社会不感到需要,也确实不易有所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念海继续秉承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与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历史地理学研究更加焕发活力,史念海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能够以崭新的面貌,成为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用于世的学科。这是它与沿革地理学迥然不相同的地方。”而且这种实用性“不能只等待国家的召唤,而是应该预先早走一步,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和要求。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研治,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等到国家召唤,就难免措手莫及,贻误大事。临渴掘井,永远不会马上止渴的”。而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的研究对国家的发展建设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史念海指出:“由于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各民族活动的地区就不免有所移动和变迁。说清楚这些移动和变迁的过程和确定其具体的所在,是会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当前有些国家的别有用心的统治者,利用达赖喇嘛,簧言惑众,拨弄是非,妄图使西藏自治区脱离我国版图。这是举国上下都难以容忍的侵略企图。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有责任,对此作出详尽的剖断,揭露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诡计。”这就是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意义所在。除此之外,史念海在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等地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中,注意到了游牧民族及畜牧生产在地理条件利用上的合理性和生态环境上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历代农牧力量互动带来的农牧区范围盈缩的生态影响,史念海指出部分时期农耕民众对边疆牧区的过度开垦并不符合自然规律,因而要根据实际的地理条件进行环境治理与产业规划。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游牧民族的经济生产及生态价值,而且保护与恢复草地的建议也维护了以牧业为生的民族的利益。

无论在历史民族地理领域,还是在农牧分界线变迁、黄土高原等地的生态环境变迁及经济产业结构等与历史民族地理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史念海均采用动态分析的视角与方法。他并未将农牧分界线视为固定的线性界线,也没有将农牧生产区视为固定的、相互对立的区域,而是关注到了农牧分界线、农牧生产区随各民族势力碰撞与交融过程中的变迁与发展。正因如此,史念海对农牧分界线变迁与农牧生产区盈缩过程的动态分析,展现了历代农牧民族间的复杂互动过程。他对灵活变动的半农半牧地区资源与民众重要性的关注与分析,对当今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史的研究有较大借鉴意义。史念海对历史民族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无论是基于多元地理环境对各民族分布空间的动态分析,还是基于农牧分界线与农牧生产区变动对民族生计与民族互动的研究,对维护我国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生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均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当然,受时代背景、技术条件等限制,史念海的研究亦有一定的缺陷,如在农牧分界线的确定及变动的分析中,对多元气候代用指标等利用较少,对于农牧交错地区各民族所处环境复杂性的认识与分析仍有不足,对游牧民族思想文化的认识仍待深入,等等,但瑕不掩瑜,这些可以在继承史念海相关研究思想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深入完善。

结论

史念海在各个历史地理分支领域的研究中,长期关注历史民族地理相关问题。相较于政治史、民族史等领域对于历史时期民族问题的研究,史念海打破传统研究中对多民族聚居边疆地区环境的均质化认知,以及片面基于血缘、族别的单一化视角,立足于多元地理环境及各民族多元生计基础,以人地互动、族际互动为视角,对各民族的空间分布变迁和地理环境的利用与开发、各族间的碰撞与融合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而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史念海拓宽研究视野,一方面细致分析各民族空间分布、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农牧分界线变动、农牧区范围的盈缩等问题的研究,动态分析各民族间力量的消长及相互间的互动交融。此种基于时间尺度的动态分析和空间尺度的多元考察使史念海能够更为客观和深入地研究民族史地问题。此外,史念海始终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建设需求密切结合,可以说现实问题与需求促进了史念海上述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特点的形成,反之,正因上述独到的研究特点,使得史念海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现实。

史念海对历史民族地理相关问题研究的特点并非在短期内形成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与变化,而这又与社会变迁有着极大的联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战救国和边疆研究高潮下,沿革地理、边疆研究、民族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民族问题成为相关研究绕不开的重要因素,长于疆域沿革考据的史念海也开始关注相关研究中的民族问题。与此同时,顾颉刚、马鹤天等人的影响,以及史念海参与边疆研究学术团体、参与边政建设等经历,也加深了其对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的认识。是故,这一时期史念海对民族相关问题的研究虽仍基于考据,但力求将沿革地理、边疆民族史地研究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史念海基于民族空间分布变迁对各民族互动交融等问题的深入分析,不仅推动了疆域沿革研究,也为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受时代所限,其研究仍多以中原王朝、汉族及其文化为中心,各少数民族多作为“配角”出现,对其历史作用、主动性及多元生存环境与生活生计等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建设需求、历史地理学科快速发展和苏联历史地理学理论等影响下,史念海对历史民族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在范围上明显扩大,不仅在对各民族分布空间变迁的研究中,在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区域地理、古都学等研究中也大多涉及历史民族地理的相关问题。史念海一方面突破传统研究中的汉族中心观、边疆均质化等窠臼,立足诸民族所居多元地理环境,从民众生计、人地互动视角入手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进一步从动态分析视角,依托农牧分界线移动、农牧区盈缩、民族杂居区生态环境变化等方面对各民族人地互动、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提升相关研究学术价值的同时,更为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建设等提供历史经验教训。

总之,多元性、动态性、致用性是史念海对历史民族地理相关问题研究的显著特征,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又时刻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与共振。虽然,史念海并非专门的民族学家,也不专治民族史,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史料的利用、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民族学理论方法的利用等也存在薄弱环节,但其在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研究中对关键地理要素的敏锐把握,在关注地的同时更重视人的作用,以及从动态视角分析不同民族与生存环境的互动等理念均值得我们继续发扬。不同时代背景影响了史念海关于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的研究,其相关研究又反过来回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史念海既在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研究中守正创新的思想理念仍值得我们继续总结、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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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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