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发展动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 次 更新时间:2021-04-18 0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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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  

   内容提要: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以动物为历史发展的主角,将人与动物的互动置于紧密联系、动态发展的生态网络中进行考察,揭示了动物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使人们以新的视角全面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深刻体会到人类与动物是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通过对近20年《环境史》杂志所刊相关文章以及部分西方环境史著作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在时空范围上不断扩展,研究对象日益多元化和细化,研究方法和路径则注重多学科交叉、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以及动态分析,研究议题也有所拓展和加深,且与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虽然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但其仍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国相关研究领域学者辩证地分析和借鉴。

  

   关键词:环境史 动物研究 生命共同体 人类中心主义 生物中心主义

  

   作者简介:张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后人类史学”“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等思潮的发展,西方史学界对于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等理念进一步反思。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不再仅局限于人类社会,动物、植物乃至非生物因素亦被其纳入分析范围内。其中,动物以其自主能动性、长期与人类密切互动等特点,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由此,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动物转向”(The Animal Turn)的趋势。环境史致力于分析“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化”,且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动物作为自然环境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成为环境史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对象,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动物研究通常被归类为环境史”。近20年来,随着研究视角、方法以及议题的多元化,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相关学者以不同地区人与动物的互动为视角,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和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新的解读与认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近年来,我国环境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仍相对薄弱,在研究视角、方法与议题上有待进一步的提升与拓展。目前,学界对于国外环境史研究的介绍与总结多集中于宏观理论领域,对于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等方面的进展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特点进行总结,以西方环境史学界的权威期刊《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近20年所刊相关文章以及部分西方环境史学术著作为例,对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时空范围、主要对象、路径方法以及研究议题等进行耙梳,探寻其研究发展的动向与路径,以期对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一、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特点

  

   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将动物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角,重视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更加全面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进行反思,这些均与传统的史学研究明显不同。此外,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受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影响,注重将人与动物的互动置于一个复杂多元的、互相联系的、动态发展的生态网络中进行考察。其中不仅有人与动物双方的互动,还有与之相关其他生物或非生物因素的存在,它们互相连通,影响着彼此,这与侧重分析人与动物两方互动关系的动物史及历史动物地理(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有所不同。正因如此,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往往能充分体现出人与动物以及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因素间复杂多元的联系,强调它们同处于一个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之中。

  

   (一)以动物为主角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将动物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角地位,通过不同生态系统中人与动物的多元互动,来观察和分析历史,与传统史学相比,更重视“生态的影响,以及其他各种生命与环境本身的价值”。休斯在环境史理论的第一个维度中指出:“一项研究除非既考虑人类社会中的变化,又考虑它们与之接触的自然界中各方面的变化,并将两方面的变化联系起来,否则就不能称为环境史。”伊懋可(Mark Elvin)也认为“环境史不是关于人类个人,而是关于社会和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的物种,从他们与周遭世界之关系来看的生和死的故事。”麦克尼尔亦指出,环境史“将人类历史置于地球与地球上的生命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之中,认为人类的活动只不过是这一宏大故事的一部分,而主角也并不仅仅只有人类。”因此,在环境史研究中,动物是主角,而非边缘和背景,环境史注重从多元环境下人与动物的互动入手,探究“人类如何改变、理解自然界,以及这些改造又是怎样影响人类这个物种的领域”,并积极参与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以及未来人与动物关系发展的思考之中,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界对于动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关注。

  

   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依托于西方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历史学新发展的影响。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等领域研究视角、方法和理念的支持,环境史研究亦侧重“用生态分析理解人类历史”,因而环境史研究注重以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的视角看待动物。生态学极为重视生物在生存过程中与其生存环境(包括有机、无机环境)的关系。在复杂广阔的生态系统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及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彼此关联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生态学“提出一种新的道德观:人类是其周围世界的一部分,既不优越于其他物种,也不能不受大自然的制约”,在“自然界中没有所谓的‘废物’”,生态网络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价值。如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要求“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而在环境伦理学中,“要求人们通过自我约束,把道德扩展到环境中去”,动物等非人类因素的价值、权利以及道德地位均得到承认与肯定。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阐述大自然所承载的14个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事物并不都是‘为了’人类才产生的;非人类存在物也捍卫它们自己的价值。人需要承认这些在他们之外的价值。”更为激进者则提出“生物中心主义”,直接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

  

   在史学领域,自启蒙运动以来,部分史学家已开始加大对动物的关注,揭示其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但动物在历史研究中真正受到广泛重视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特别是新动物史以及历史动物地理等研究的兴起。其中,动物史研究“致力于研究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强调动物的史学主体性,其目标是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历史创造者和参与者”。历史动物地理则侧重研究“人类与动物在空间上的关系如何随时间而变化”。这两个研究领域近年来的发展对于西方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进一步推动了史学界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反思,也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提供了借鉴。但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与动物史和历史动物地理相比,更注重在多元、动态生态系统中人与动物的互动,这一过程中还包括其他生物或非生物因素,而非仅仅是动物和人双方的直接互动。

  

   因此,美国史学家曼宁指出,环境史学家的研究使“我们发现这种分析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推动力层面,进而体现了人类历史中无意识的重要性和生物的力量。”动物史专家里特沃也认为:“环境史的蓬勃发展也有助于引导其他历史学家对动物的关注。”可见,环境史研究在推动史学界的“动物转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生态网络中的互动与生命共同体

  

   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不再仅仅关注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双方关系,而是将这种互动关系置于更广阔的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人与动物被置于特定研究时段与地域内更广大的生态网络、社会网络之中,人、动物和其他诸如地质、水文、植物、微生物等要素之间息息相关,一个要素发生变化,会牵动整个网络,从而构成一个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这样,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多元、动态的。

  

   这种分析路径主要借鉴生物学、生态学与环境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早在19世纪,生物学家达尔文就指出“自然界里的各种关系绝不会这样简单。”自然界等级中相距甚远的植物和动物均可以被复杂的关系网络连在一起。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一旦你真正读懂了达尔文,你就不可能再将人类事务同森林、昆虫、土壤线虫或者细菌等事务割裂开来。”在此基础上,生态学将相互关联的网络扩展至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特别是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更加强调“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总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它们通过能量、物质、信息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整体”。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强调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各要素是相互连接的,“在任何经验中都存在着那种提醒我们是依赖于土壤-植物-动物-人这个食物链,以及属于生物最基本的组织的价值”。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提出生态学的四个法则,其中第一条便是“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大部分生态系统都是那么复杂,以致它们的循环都不是在简单的圆圈内进行的,而是由许多分支交叉起来形成了一个网络,或者是内部相互联系的结构”。环境伦理学的奠基人罗尔斯顿亦指出:“生命的故事是复杂的、多样化的、出乎意料的,但并不完全是零散的片段。自然选择的压力迫使物种在生命共同体中完成一定的功能,适应其小生境,把生命流传下去,并把这些不同的生命故事汇合成完整的生态系统的故事。”这一理念突出强调生物与其环境的整体性,重视生态系统中同一物种或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压力对于生物提升生存能力的重要作用,所以,“动物园和植物园把物种和栖息地隔开”就被视为一种不利于物种长久发展的做法。

  

   环境史研究充分吸收了上述生物学、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注重把“物种与生态过程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地球生态系统”,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置于广阔生态网络中加以分析。休斯指出:“我认为我们要考虑的是生命共同体。在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只是诸多物种之一。”克罗斯比将猪、马、牛、羊、驴、鼠等动物和各种病菌置于美洲广阔的生态系统以及欧洲殖民者和美洲土著的社会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动物、植物、微生物与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等要素紧密联系,互相之间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关系网。在此基础上,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史,乃至整个欧洲扩张史就不仅仅是人类的事,而是人类与动物及其产生的病菌共同的事业,猪、马等动物以及各种病菌与人类殖民者一并成为这些扩张活动的主角。克罗农亦指出:“不同的人类选择了不同的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他们的选择不仅通过人类的社区,而且还通过更广大的生态系统,产生了网状的分叉和联系。”他在对殖民时期新英格兰地区环境变迁的分析中,亦将猪、海狸这些动物融入殖民地广阔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中,撰写了一部真正跨越各种人类制度界限的生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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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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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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