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声波 宋健:论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6 次 更新时间:2022-08-17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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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声波   宋健  


内容提要:从学科理论和学术观点角度,综述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认为史先生推动了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奠定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任务,并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开拓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疆域与政区沿革研究方法超出乾嘉传统,在历史人口地理领域提出人口稠密地区概念,在历史经济地理领域提出农牧分界线概念,首次对古运河进行系统研究,开辟农业地理研究方向,在历史城市地理领域重视经济都会和都城研究,创建中国古都学,在历史军事地理领域对长城的研究形成特色,在历史文化地理领域倡导古都文化和人物地理研究,推动地名学研究,在历史文献、历史地图和方志学领域也多有建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丰富的学术遗产。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之前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介绍与评价,但多侧重于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方面。今拟从学科理论和学术观点角度,再分学科进行综论,以纪念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历史地理学科理论

20世纪30年代,禹贡学派已经引入近代西方地理学思想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但时局纷乱,来不及形成独立学科。新中国成立不久,史先生编纂我国首部历史地理学讲稿《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时,就已经把历史地理学科轮廓通过《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三部分基本勾勒出来。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些讲授这门课程的同行,也都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只讲这三个部分。后来史先生应教育部要求正式编写《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时,经过深思熟虑,突破旧有框架,提出历史人文地理下面,应分为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聚落和城市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7个部分。1991年《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撰成出版时,他加进了十分厚重的《历史自然地理》作为首章,这便与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提出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二元性结构不谋而合。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说,历史地理学“是另外一门地理学,其本身是完整的,具备其所有各分支”,谭其骧也认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地理学的两大分支,人文地理现象包括经济、政治、人口、城市、文化、社会、民族等方面。至于《历史聚落和城市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其实已经发表有不少论文,他计划在再版时增加这二章。这个历史地理学科框架,基本上为后来诸多历史地理学论著所遵循。正如辛德勇评价,这个框架的建立,是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形成的标志之一。

史先生在撰写《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讲稿时,已经在理论上实现了由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转变,标志着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已经进入自觉的整体思考和研究阶段。他在唯物辩证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定义、学科属性和研究目的:历史地理学是探讨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及其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和历史学的辅助学科。20世纪70年代,日本地理学家菊地利夫提出:历史地理学是复原过去的地理并对其进行解释、叙述的科学,广义的地理学可划分为研究现存地理的现代地理学和研究以往地理的历史地理学两大类。与史先生的观点可互为表里。

关于研究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地理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有认为是研究自然、生物的,有认为是研究人地关系的,有认为是研究人类生态(环境)的,有认为是研究地物景观的,有认为是研究各种现象分布的。史先生则认为是研究地球表面各种与人的生活以至于生存有关的形态,大致是上述各种观点的综合却不流于片面。

关于研究范围,史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下与现代地理学相衔接。在此期间,各种形态时时在变化着,说明这些不断变化的形态,就可以有用于世;若是依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其应兴革的道理,则其有利于世的作用也就更为巨大。这样的任务是沿革地理学不可能完成的。

关于研究内容,史先生认为须注意研究有关地理现象的演变过程,有关人们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具体经过,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具体经过,以及这些演变和影响的规律。国外学者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不仅是其它学科之规律的“消费者”,也可衍生一些规律,为促进历史地理学发展,必须找出学科自身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自生性规律。

正如萧正洪指出:“在20世纪的几代历史学者中,史念海先生是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在学术风格上也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一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地关系辩证论,二是历史发展和环境变迁的过程论,三是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统一论。”关于学术风格(治学理念)和方法论,众多学者已经有多篇论文专门讨论,我们在此就不多费笔墨了。

史先生晚年与时俱进,十分关心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认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者,不仅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设计方案,还应揭露前人的竭泽而渔、留给后代人的恶果”,为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

二、历史自然地理

史先生关注历史自然地理演变早在治沿革地理时期就开始了,他在重庆编绘《西汉地理图》时,便不能不考虑黄河下游河道变迁问题。自清儒胡渭认定周定王五年(前602)河徙于河南浚县西南宿胥口,即黄河第一次改道,其后皆用其说。到20世纪70年代,史先生考证,卫都濮阳没有洪水泛滥的记载,春秋战国黄河下游河道一直未变,亦未在宿胥口改道,宿胥口以北的故渎为淇水故道,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才是黄河有记载的第一次河道迁徙。谭其骧赞成史先生对胡说的批判,认为“证据坚强,可成定论”,但对淇水故道之说仍持怀疑态度。后来史先生经过反复多次的实地考察,通过比较沙粒与蚌壳,证明这条遗迹确是淇水故道,与黄河故道无关。有人总结说:“史先生的认识也可以得到考古发掘的佐证。近年发掘的内黄三杨庄、岸上村商代墓葬皆位于宿胥口下游,距宿胥口只有20多公里,但均未发现汉代之前黄河改道和大洪水的迹象,汉代及其以后则多有发现。这就充分说明,汉代以前黄河并未在宿胥口决口。”

这段公案的解决只是牛刀小试。20世纪70年代史先生受兰州军区委托考察黄土高原,才是他在这方面大展身手的开始。

史先生发现,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经历了大原变小原,小原变梁峁的过程。现况不仅与隋唐时期不同,更与秦汉时期迥异,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条大沟可能比较古老外,其余纵横罗列的沟壑,乃是近五六百年间形成的,遂撰《黄河在山陕之间》《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等文,通过黄土高原的侵蚀、黄河中游的侧蚀、河床的下切和下游黄土的堆积等大量案例来证明。

关于黄土高原的侵蚀,史先生从地图分析、考察所见及文献考索入手,选取典型案例论证了古今原(如彭原、周原、咸阳原、商原)的差异、沟壑的形成和发育、原的切割破坏、原梁峁的变迁。除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易发洪水,以及黄土垂直疏松节理易致水土流失外,史先生发现,在黄土高原上,由秦岭向北,沟壑年平均向上伸延度愈北愈大,其间最为显著的原因,是愈往北就愈接近沙漠,黄土中的含沙量就愈为繁多,黄土既已疏松,含沙量愈多,凝固力就愈小,也就愈易受到侵蚀。曾有人质疑史先生关于黄土高原侵蚀原因的解释没有考虑到自然力,这是有失偏颇的。

关于黄河中游的侧蚀,史先生举证山西河曲县城西岸、保德县城南岸、柳林县孟门、永济县蒲州城、陕西绥德县枣林坪、韩城县梁山、合阳县夏阳村、河南灵宝县阌乡城、陕县旧陕城等地皆因黄河摆动而受侧蚀,并以山西万荣县宝鼎镇城、庙前村秋风楼址变迁及河南灵宝县北唐沙丘城、浢津关的消失为例,给出了唐宋以来黄河侧蚀进展具体数据。交通道路的变迁也可说明侧蚀情况。如汉魏时期的潼关城,原筑在南原上,唐初由于黄河北岸崖壁的侵蚀,河水侧北而流,南岸河滨有了道路,潼关城也相应移到原下,濒水筑城,以便控制交通要道。

关于黄河中游的下切,史先生通过宁夏青铜峡黄河古引渠口向下游的改易、内蒙黄河岸新石器时代遗址与今河床的高差、陕西府谷县城水门与控远门位置的变化、壶口位置向上的推移、潼关古城向低处的迁徙等情况,考察河床下切幅度。更绝的例子是:《后汉书·董卓传》载,献帝由长安东归时,欲从陕县北渡河避乱,时黄河“岸高十余丈”,《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则载,当时有宫人带了10匹绢,用它“连续为辇”,系住献帝由高处缒下,才得上船。史先生分析:汉时10匹绢共长40丈,结成两股为“辇”,每股就是20丈,除过结头,折今30多米,除去坡度,应当就是10余丈左右。现在这里仍是高岸,约计有50米,按此计算,近2000年来此处黄河河床应加深了10多米。这些记载从无人关注,而史先生却能化“腐朽”为神奇,用来解决重要问题,自非常人所能及。

关于黄河下游黄土的堆积,史先生举出许多实例来证明黄河河床的增高、湖泊的淤平、城池的湮没、丘陵的沉沦以及平原的高起等流水侵蚀作用下诸多现象的存在,进而说明了黄河下游黄土堆积的情况。如山东滨县的秦台,《水经注》说高八丈,折18.56米,现在高1.3-2.3米,近1500年间,这里堆积厚度大约达到15米左右。宋初山东临清县的贝丘高5丈,折14.75米,现在这个丘却只有1.2米高了,以此计算,当地堆积已有13.55米。宋代开封附近有一条白渠,淤出地面,有人在故道中凿井,深到3丈方见旧底,说明白渠河床高出当时平地9.47米。华北平原大量“丘”字地名已无丘陵,“丘陵都消失了,湖泊当然更不易保存……不仅丘陵湖泊如此,就是一些县城也同样遭受淹没”,如河北的巨鹿,河南的濮阳、开封等城。

史先生由此进一步推论,严重的沟壑侵蚀、切割,不仅破坏了黄土高原的原面,而且泥沙随水由沟壑流至溪涧,最后都汇入黄河。“这么多的泥沙,除一部分随流入海外,相当多的部分则是随着黄河流到下游,水流迂缓,逐渐沉淀到河床上,形成河身的抬高。河床高于平地,成为悬河。河水稍涨,就易于溃决泛滥。历来河患之多,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

史先生深入探讨造成这些变化的人为因素,认为:“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为严重”。开垦土地、伐木烧炭导致森林的破坏,是从秦汉以来历代都曾经有过的事情,可是明代中叶以后,在边地屯驻重兵,参与垦殖之风日重。开垦既广,人力有限,只好广种薄收。到了清代,虽不必重兵驻守,可是广种薄收已成多年旧俗,积习难改。山陬沟隈,无不有田禾生长,因此侵蚀随之加剧,青山大都变成童山,以至有人慨叹“无地不垦”。显然“黄土高原的残破和广种薄收的旧俗有关”。

山上无森林,地上无草原,如之何不到处侵蚀,以至于原面切割,沟壑增多?土壤既经侵蚀,水土流失必然加剧,加以森林破坏导致河流流量减少,泥沙比例增多,其速度大致和黄河水中含泥沙量的增加成正比。发源于黄土高原的主要河流,如黄河支流的渭水、汾水和沁水,海河支流的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水,本来都是能够行船的,后来这些河流的流量都有所减低,难于继续行船,也是沿流森林破坏有以致之。在关中地区,泾、渭二水清浊变迁、西安地区诸河流量的变迁,更与当地植被的存毁与水土流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鉴于此,史先生提出了改善西安水环境的具体措施:应恢复秦岭山上的森林,增加河流流量。此项工程相当浩大,可先培育水源林,待有余力,再行推广。1992年,他将这个设想和建议向陕西省政府提出,引起重视,立即见诸实施。至于黄河治理,则应着眼全河,不能只治下游。河患的症结在于泥沙,要减少泥沙,就应保持黄土高原的水土。修补堤岸是治标,治理黄土高原是治本。本标兼施,就有可能减少黄河的决口泛滥,最后还有可能永庆安澜。如何本标兼施?史先生开出的良方是恢复森林和治沟排沙。

上述系列成果大多编入1981年出版的《河山集》第二集,辛德勇称其为“我国的第一部历史自然地理论文集”。该项研究不仅支持了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中的观点,也是继侯仁之开创沙漠历史地理研究之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开拓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领域,因此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谓其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为今天认识黄河流域环境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也为治理和改造黄河流域环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甚至“具有时代意义”。一些地理学家指出,黄土高原的侵蚀与黄河下游黄土堆积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因素,但史先生的研究时段仅是秦汉以来两千年的历史时期,有大量详实可靠的人为因素实例作证,它与宏观视野的地质时期黄土地貌演变并不矛盾。

总之,史先生从论证黄土高原的下切、侵蚀导致水土流失入手,导出黄河下游黄土的堆积、淤积与丘陵河湖的变迁,将这个过程具体化、数量化,重新组构地理学的环境概念,复原环境映象,进而判断出黄河泛滥的加剧与黄土高原森林的破坏程度正成比关系,最后再提出治河之本。逻辑上层层递进,非常严密,空间上将黄河上、中、下游治理作通盘考虑,治标与治本相兼顾,实为高瞻远瞩、切实可行之宏谟。

三、历史政治地理

以疆域与政区为主要内容的沿革地理,是史先生早年入门致力的领域。他在协助顾颉刚编写《中国疆域沿革史》时,已发表多篇论文,采用文献互勘与数据统计相结合的方法探索政区沿革规律,在方法上已然超出于乾嘉传统。

史先生还研究战国时错综复杂的插花地,提出插花地的主要来源是用兵征伐远国取得,其次是弱国割地贿赂强国,第三个来源是强国的卿相在国外的采邑。当时列国关系不稳定,时兴以封建别国用事大臣的采邑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各国对于这些国外的插花地的统治方式,各有不同,大要不外采邑和郡县二种,因为战国时期的疆域区划制度正是混杂着采邑和郡县二种制度”。这对于我们探讨郡县起源,无疑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史先生虽然研究重点有所转移,但对于沿革地理不时仍有新见。他高度评价班固对沿革地理学的贡献,指出《汉书·地理志》记载全国地理的沿革,涉及夏、商、周三代,应该说这是班固的首创。他认为杨守敬《前汉地理图》置“新秦中”于朔方郡是误解了《汉书·地理志》关于匈归、浑怀、翁龙、埤是四障位于“塞外”,洛水、泥水源头是“蛮夷地”的记载,“所谓塞外是对秦昭襄王和秦始皇所修筑的长城而言”“所谓蛮夷并非就是匈奴,不能认为这些地方是匈奴的疆土,不在汉朝的版图之内”,指出“新秦中”涉及到汉代的朔方、西河、北地、上郡诸郡,与“河南地”范围不完全相同。并考证秦灭赵前,匈奴并未侵占过赵国的土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的三十六郡中仍有九原郡,不待蒙恬北征始行设置。

关于唐代的道,史先生认为仿佛西汉中叶的州的制度,其划分原则,固如《新唐志·地理志》所言依据的是“山川形便”,实际上是因高山大川而有军事意义;但山川形便也有不足之处,故在各地设关置守,在边陲设置都督府,以补苴山川形便的不足;另外人口多寡、经济强弱也是不可忽视的要素。

四、历史人口与民族地理

史先生对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早于历史民族地理。他在抗战时期就写过几篇关于永嘉乱后流人问题的论文,如《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指出:“坞壁的形成很可以说是永嘉乱后人民拿血肉所写成的历史,到现在,另一次流亡的情形又为我们的敌人逼迫着开演起来。”顾颉刚谓其文“慷慨论史,吊古伤今”,显然因缘于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史先生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之中。他认为人是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体,在20世纪50年代就创立“历史人口地理”学科分支,作为历史人文地理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列为《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首章。用大量篇幅论述历史上的人口稠密地区及其形成因素。指出: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城市、交通、农田水利及自然环境与人口分布的疏密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历史上城市(经济都会)、交通与人口稠密区分布的关系,史先生认为:“人口稠密与否,与交通道路的通塞有关。交通便捷,可以促进城市的发展和繁荣,甚至成为一个地区或当时全国的经济都会。城市能够发展并趋于繁荣,人口相应会有所增加。”他举证临淄城是战国时期人口最多而又最大的都会;魏国迁都大梁后,以大梁为中心开凿鸿沟系统中各运河,既便于交通,又可以灌溉农田,使大梁周围各处成为富庶的地区,因而人口更显得众多;太行山东麓有纵贯南北的大道,所以其间人口稠密,赵、中山地区的经济都会以邯郸为最大;秦始皇破灭六国之后,曾累次向都城咸阳及其附近地区迁徙人口,以咸阳为中心大修驰道,使都城所在的关中成为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

关于历史上农田水利与人口稠密区分布的关系,史先生认为:战国时魏国大梁及其附近人口之所以显得稠密,鸿沟系统诸渠的开凿和西门豹引漳水灌田为功至巨;秦国人口的明显增加,亦是郑国渠开凿成功以后的事。西汉时人口稠密地区除了关中泾、渭两水下游外,还有黄河下游和济水两侧,太行山东平原以至于山东半岛各处、河南中南部,这都是当时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汉代以长安为中心的灌溉网到唐时还未尽废,经过治理,不仅恢复,抑且扩大,唐代江南东道特别是太湖周围,以及河北道自幽州以南各州,绝大部分都有农田水利设施,也是富庶的农业地区,这些地方人口都很不少。因此“农业最为发达,而又有农田水利的措施以相辅助的地区,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不仅汉唐两代如此,其他时期亦莫不皆然”。

关于历史上自然环境与人口稠密区分布的关系,史先生创见性地指出,人口疏密与畜牧区、农耕区不同的土地承载力有关,认为:“以畜牧业和农耕不同地区相较量,畜牧地区的人口自然稀少,不如农耕地区的稠密。就以农耕地区而论,其间的疏密也是参差不一。人口的疏密分布不均,与土地的承载力有关。畜牧地区土地承载力较小,因而人口的增加就不免受到相应的制约。农耕地区广大,各地区之间彼此也有差异,人口分布也是有所制约的。”这样就合理解释了《史记》所言中山国“地薄人众”的矛盾现象——即人口超过了土地承载力,故“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又如在唐代汴河故道之北,土壤呈成灰褐色,是黄河泛滥时挟带的泥土,相当肥沃,土地承载量力强,其南的土壤呈淡赤色,较为瘠薄,则承载力弱。故曰:“土地承载强弱不同,人口的稠稀亦异”。

史先生认为人口迁移对于改变人口地理格局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他指出:“以前有些王朝或政权都曾经期望其所统治的区域中的一些地区,人口能够有所增加,甚而能成为人口稠密的地区,就尽量迁徙人口,使之集中,可是没有相应的具体因素,还是难于达到目的。”他举例说:西汉在诸帝陵寝附近设置陵县,累次迁徙人口以实之,但陵县都只和普通县邑一样,人口终未显得十分稠密。十六国时各割据的霸主,无不频繁迁徙人口,迨其政权崩溃,所迁徙的人口也就流离四散了。

上述研究揭示了历史时期人口稠密地区演变的轨迹和内在机制,对深入开展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社会人群按照文化属性分为若干民族,研究人口地理不能不涉及民族地理。我国历史上周边地区不经常列入内地王朝的版籍之中,故当地各族人口的多寡及其间的增损变迁率不为职方所记。史先生撰成《我国历史上周边地区人口变迁蠡测》《论陕西省的历史民族地理》等文,揭示民族人口分布若干崖略。他在《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之《历史民族地理》一章中,按照我国的地理特征,将古代民族分成黄河长江流域、瀚海(蒙古大漠)、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东北、西南五个大的区域。周伟洲评价说:“这种中国民族分布的地理特征来分类的观点,打破了中国传统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分类法,紧密结合了各族的地理环境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特征和种族特征,因而具有科学性和典型意义。以地理因素为纲,综合阐述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也许就是历史民族地理的内涵,较之过去历史地理与民族史研究中仅考证民族居地,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五、历史经济与交通地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本着“有用于世”的理念,史先生在研究历史人口地理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发表10多篇论文,于1963年汇编为《河山集》出版,成为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历史经济地理文集”。

农业是我国立国之本,是历史经济地理的重要内容。史先生发现,《史记·货殖列传》分国内为四个经济区,碣石龙门一线以北,应是从事畜牧的地区;碣石西南行经今北京、太原之北,越过吕梁山至于今山西和陕西交界之龙门,再向西南,经岐、梁诸山,越过陇山伸延到当时的天水郡南,这条界线就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或半农半牧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在东汉初年已经显现变化迹象,半农半牧地区增加了畜牧业的比重。曹魏初年,山西句注山以北已完全成为游牧地区。至晋,匈奴盘据于汾水流域,则汾水以西与黄河以西相类似,已全为畜牧地区。唐代农耕区已向北推广,农牧分界线移到燕山山脉之上,桑干河中游和白狼水(今大凌河)流域仍应是半农半牧地区,再北才是游牧地区。司马迁所规定的农业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分界线,是与当时生态环境相符合的,后来有所变化和改易,则是出自人为的原因。宋代黄河的溃决改道层出不穷,应和唐末五代以来这条分界线之北过分发展农业有关,明清两代河患迄无已时,可以说是与这样接踵而来的恶果有连带关系。因此,这条分界线在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农业地理”这一研究方向是史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的,起初他认为在绘制农牧业地图时写出的论文就可称之为历史农业地理,后来在他指导的一批博士论文出版时所作序言中作了补充阐发:“历史农业地理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地理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不仅探讨农业发展的时间历程,还探讨农业发展的空间特征,通过对农业发展时空差异性的研究来揭示农业发展的规律,分析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因素对农业生产布局的影响,从而为当前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在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有用于世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于是历史农业地理概念逐渐成型。

史先生始终认为,种桑养蚕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事业。如在秦汉时期,齐鲁的人口是相当稠密的,应该与当地的颇有桑麻之业有关。到唐代,这样的现象更为明显。他从《唐六典》全国各地产绢记载发现,开元、天宝年间的人口分布,以河北、河南最为稠密,“能够成为人口稠密地区,蚕桑事业的发展应该是有关系的。”他坚信,今日“黄河流域的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不是不再适宜于蚕桑事业的发展的”,在黄河中下游恢复蚕桑事业并不是不可能的。即便在陕北,也有不少事例可以破除所谓“土燥风寒,不宜蚕桑”的谬论。

关于农田水利,史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拿过去历史来证明,关中旱灾的频繁,并且多已成了周期性。惟一补救的方法,就是兴修水利,开渠溉田,以人为的劳力,补救自然的不足。”若干年后,他犹念念于兹,撰文论述西安水利事业的变迁,结论是:“开渠引水,灌溉农田,汉唐各代皆素所重视,明清时也应如此……新中国建立以来,大力兴复农事,灌溉之利也最为广博,遍及西安周围各县,仅就这一点来说,八水绕长安,由汉唐以至现代,都是如此。”他对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农田水利事业也有研究,如西门豹渠、郑国渠、芍陂等,认为鸿沟、云梦之渠、邗沟、离堆(都江堰)这样的大规模工程,则是农田水利功能和交通功能结合在一起。史先生还写成我国第一部通史性运河专著《中国的运河》,对整治旧运河和开凿新运河起到了参考作用。此书“不是一般地讲运河历史的书,它是把讲运河的发展、变迁跟当时的社会结合起来”,不仅复原了各主要运河变迁过程,而且说明了运河变迁的缘由和影响。他写此书,是希望有朝一日恢复大运河。现在大运河申遗已经成功,而且实现全线通水,航运正在恢复,当可告慰于先生矣。

史先生还结合经济都会的发展,写过一系列历史交通地理论文,如《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三门峡与古代漕运》《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等,指出:战国时太行山东麓有纵贯南北的大道,其间赵、中山地区的经济都会以邯郸为最大;卫地的东郡濒于黄河,战国时人每以陶、卫并称,陶为天下之中,卫既与陶并称,亦应是一方都会。他解释道: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凿沟于江、淮之间,又凿沟于济、泗之间,于是江、淮、河、济四渎相互都能连系起来,陶位于菏水和济水分流之处,必然会繁荣起来。史先生也客观地举出反面的例子:汉代张骞凿空之后开辟的河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十六国时期曾经作过几个凉国的都城,到隋唐时期,改为凉、甘、肃、沙四州,就都成为一方的都会,但据天宝年间的户口记载,四州的人口都相当稀疏。他解释道:盖河西诸州本来是畜牧地区,就是兴修水利,布置屯田,勉强耕种,也不易有丰硕的收获。“由于这样一些因素,虽是沟通中外大道经过的地方,人口也还是相当稀疏,不能和内地的稠密地区相提并论。”

关于中外交通,史先生认为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行抵西海之后300多年间,使人、僧侣、贾客在域外涉及的地区似未能太多地超两汉时期。至隋唐时期,“一些使人和僧侣,以及其他有关的人等,向域外做了无尽的探索和了解,这就使当时中土人士对于世界的认识再次得到扩大”。

六、历史聚落、城市地理与古都学

史先生是较早关注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关系的学者之一。他在1959年发表的《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中,就敏锐地观察到至少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在选择居址时,既不能远离河流也不能靠近大河,而是多选择在小河的旁边。后来随着人口增长,居住聚落才逐渐向更低的台地和向更高更远的地方推进。史先生晚年又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以诸侯国都城为例,揭示中国早期城市营建的规模和形制特点,指出:“这些繁多都城的建置,殆各因其具体条件,自成体系,无所承袭。都城所在地既各不相同,这就难得都能一致。就以城墙的建筑来说,就不能不因地制宜,形成各种不同的类别,不仅大小不同,形态亦各异。就是城门设置的多寡,城内道路的排列,也难得都能相同。不过诸侯之国的都城,宫殿的设施应居于重要的位置。”

史先生早年对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比较宏观的“经济都会”地理格局上。他认为《史记·货殖列传》中经济都会的形成,绝大部分都是因为位于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区。如在关中,人口首数京兆的长安,为当时政治中心,固然也有一定的经济作用;其次栎阳所在的左冯翊和雍所在的右扶风,在西汉末年都是当时的人口稠密地区。和关中相似的还有河南、河内和河东三郡,其经济都会以洛阳最为繁荣,为“都国诸侯所聚会”。水道交通便于船舶往来,经济都会更为繁多,如唐代汴河岸上的宋州、汴州,永济渠旁的魏州、贝州,江南运河上的常州、苏州,都相当繁荣,皆因农业经济有一定的基础。史先生对“扬一益二”之说也有独到解释:扬州在旧日邗沟与长江交汇之处,隋时开凿漕渠、通济渠,修复邗沟,长江流域的漕粮和商品皆可以经过扬州运到长安,这样就可助长扬州的繁荣;至于益州,唐时交通仍相当便捷,舟船上下,无所阻遏,以“水陆所凑,货殖所萃”见称于当世;虽然论经济的繁荣益州不及扬州,可是天宝年间的人口却远超于扬州之上,这是两地农业发展不同有以致之。

史先生还科学地预见到随着工业的发展,聚集大批人口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必然到来。他说:如果人口的增加不能得到完全遏制,则除过增加农耕收获外,还须更多的发展工业,现代工业门类更多,效果也必相应更好。“根据历来往事,扩大和增加经济都会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现在也应该是一样的。在以前,经济都会是以商业为主,现在经济都会,商业之外,兼有工业,人口当然会更为稠密。”

史先生对城市内部结构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古都学进行的。1985年,他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倡议从历史城市地理中分出古都学,并作了纲领性论述: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中国古都学不仅研究这些古都演变的过程和现象,而且研究其中的规律,可为当前重建现代城市作参考。古都不仅是独立的王朝或政权的都城,还应该具有较为长久的年代,其遗址的地理位置应是确切的,还不应是距现在城市很远的废墟;有些王朝或政权仅名义上受到其他王朝或政权的册封,如十国中的吴越及历代周边各族政权,其都城同样应视作古都;战国七雄的都城作为古都亦应从韩、赵、魏三家列为诸侯,周王室对它们失去最后控制算起;陪都具有都城的地位,却不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因而不能以之为古都。这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和理论,为中国古都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

史先生还指出,中国古代都城建立考虑的地理因素不外乎是:探求国土中心点,利用交通冲要位置,凭恃险要地势,考量对外策略,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根据地,优选经济中心的关系。他希望学界研究古代都城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及其影响。并且身体力行,以汉唐都城长安为中心,撰成10多篇份量厚重的论文,主编出版了《西安历史地图集》,复原了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历史地理环境,并本着为现实服务的河山情怀,为改善当代西安城市水环境献计献策,多被采纳,推动了中国古都学的发展。

只要学术“有用于世”,史先生并不固执己见。他后来根据地方建议,对古都概念有所修订,即古都与现代城市不一定要求完全重叠,可以有一定的距离,如殷墟、邺与安阳的关系等。1988年,他主持召开的安阳年会即通过决议,增入安阳,将“六大古都”改为“七大古都”,以致后来又增入郑州,成为“八大古都”。

七、历史军事地理

史先生在抗战时期发表有《晁错及其边防政策》一文,谓汉朝初年因为娄敬的建议,国都得到一个适当的地方,消灭许多不安的因素,晁错的移民实边计划更使汉朝的边疆得以巩固。其又发表《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一文,论述诸葛亮北伐一再出兵祁山的原因之一是祁山附近产麦,军食可以不乏。他对诸葛亮后期军事策略偏重于汉中—秦川一线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即是根据丢失荆州后形势变化,放弃了先前《隆中对》制定的先由荆襄以趋宛洛的战略。作为青年,能有这样卓尔不群的见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当然史先生也没有忽视区位与地形在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性。他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西北军事地理时,就指出陕西境内发生过多次战争,无论东西对峙和南北对峙,作为军事形胜的崤山及秦岭山脉的重要性都关系綦重。此外,军事要道、关隘、长城等军事设施,也都是史先生研究历史军事地理的重点对象,相关成果裒集为《河山集》四集(1991年),谭其骧序言:数千百年的中国学术史上,并没有产生过这样一部能将历史文献和野外考察结合起来的历史军事地理著作,这无疑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喜事,也定能对军事地理学作出重大贡献。这样的高度评价不无来由,兹举数例:

《史记·六国年表》载,战国时魏国“筑长城,塞固阳”。旧说以为固阳即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的“稒阳”。但其地本属赵国,而且魏国至稒阳要穿过秦国的上郡,魏长城如何能筑到秦、赵土地上去?史先生解释:“其实魏国亦自有上郡,应设在魏国的河西。有人谓固(读若涸)阳就是合阳,也很有道理。”为了证实这个推断,史先生多次前往陕西合阳考察,发现魏国西长城大致尚称完好,至于今陕西韩城黄河岸边,并未再向北筑。于是稒阳之说不攻自破。上郡的秦长城,史先生也通过实地考察,证实是循窟野河北,蜿蜒到达十二连城之北。秦昭襄王所筑长城,并非由宁夏固原东北直达甘肃环县,而是由固原东南行,绕今甘肃庆阳西南,再折向东北。原来在固原和环县之间,相当广大的地区皆是盐碱地,草木都不易生长。“当时筑长城在这里绕了一个圈子,以盐碱地诿诸匈奴人,匈奴人就是能冲过盐碱地,也难以顿兵长城之下,向南进攻。”

《史记》言:秦始皇时“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前人理解为秦始皇自榆中(今兰州市东)沿黄河修筑长城至阴山。史先生根据《汉书》关于武帝击破匈奴,降浑邪、休屠王后,“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之记载,认为武帝新筑长城接着秦长城以令居(今永登县西北)为起点向西延伸,因此秦长城之西至是令居,而非榆中,相当于将秦帝国的西至推进至令居所在的乌鞘岭。

关于长城的形制与工程,《汉书·匈奴传》引侯应说:“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治工,功费久远,不可胜计。”其中有些词句比较费解。史先生认为,“因山岩石”是指用岩石垒积筑成,不过这也仅限于多石的山区。他亲自考察过的陕西蒲城秦长城、韩城魏长城、内蒙古呼和浩特赵长城,准格尔旗秦长城,都是以土筑成,“这些长城遗迹能够久经风雨,不至于多所剥蚀,直至现在,犹能屹立于地上,应与密集的夯土有关”。关于“堑洛”“堑河”,史先生解释为铲岸与筑城兼而有之。甘肃敦煌的汉长城,因为附近多沙,用红柳枝夹砂子筑城,相当耐久,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善策。至于“木柴僵落,溪谷水门”,史先生从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在长城跨越河谷处,“砍大树倒著河中,狭处仅二三丈,以巨木为栅,其外纵横布石,以限戎马”。至于长城之上的建筑,史先生推测:“可能只有雉堞,再无其他有关战备的建筑。”亭障和烽燧,史先生认为虽和长城有关,却不建在长城之上,有的设在长城近旁,有的设在离长城很远的地方,其置于较远者,当然不是长城的组成部分。由是可知,长城的防御功能并不是平均用力,军事要道处更易受攻击。可见“夯土筑城已经极费功力,可是在紧要关头,仍不易起到屏蔽的作用”。因此史先生不认为长城是国防的万全之策,是基于客观分析的结论。

直道是秦始皇修筑的军事专用道,具体路线《史记》语焉不详。史先生是最早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发现其具体走向是沿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北上,并为谭图所采用。但他对于北段是持审慎态度的:“由红庆河往西南到定边县,可能经过乌审旗之北。这一段沙碛连连,小道错综,欲探寻直道遗址确实所在,还需继续从事考古工作。”虽然后来陕西考古界发现了陕北一带的秦直道“东线”遗迹,但史先生发现的子午岭之“直道”作为通往西北的“西线”也是被学界承认的,其贡献依然存在。

八、历史文化地理与地名学

文化地理包容面广,史先生的研究采用的是中心突破、以点带面的方法。他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亘不绝,无微不烛、无处不照,都城所在,更是显然。都城因是全国政治的中心,也是全国文化中心。”以唐代都城长安为例,举凡当时的诗人、名胜、书法、绘画和乐舞艺术,宫殿、官署、里坊、街道、园林、寺观和墓葬景观,无不有其文化特色,它们不仅汇集了全国的风俗习尚,也吸取了外来文化,因此都城成为文化通融的场所,长安的文化可作为唐朝全国的代表,“但都城的文化也相应向全国传播,为各地所效法。”

除对古都文化有深入研究外,史先生还首开研究著名人物本贯地理分布之先河。他通过勾勒唐代人物本贯分布的轮廓,划分出“长安及关陇人物”“山东人物”“关东关西将相”“关东关西世族”等几类文化人群,发现这些人物地理分布的变迁、数量的多寡与当时政局、经济存在密切关系,并由此展开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研究,解释了自西晋末年出现的“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通则何以到唐代前期仍然能显示出一定的影响。续又撰文论述魏、蜀汉、吴三国人物和晋代永嘉丧乱后侨寓江左的北方人物,十六国时期留居北方的人物,东晋隶籍扬、荆两州的人物,东晋高门大族本贯的地理分布。又以益州和扬州为例:“东汉之时,益州人物还较多于扬州,自经三国时期的分裂,益州就逐渐弱于扬州……东晋偏安江左,扬州为城所在地,高门大族又复多方控制,门第观念风靡一时,这不仅梁、益两州人物不易望其项背,就是其他各州也是难于都比拟的。”

地名包含历史地理诸多信息,可谓人文活化石。史先生于1979年参加第一次全国地名工作会议后,感到地名学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遂撰成几篇论文,申述地名工作的重要性,从理论上阐明了地名学与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指出:“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都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和历史地理学一样,各自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在现实意义方面,地名学与历史地理学并不相上下,甚至还有过之。”他为地名整理工作提出了五大任务:追溯来源、详究沿革、参照地形变化进行调整、订正讹误、探索命名规律。由于这样的高度重视,史先生于1985年主编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地名学专辑,约请全国各地专家撰写了十几篇地名学方面的论文,并亲自撰写了《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一文,开启了地名学研究的新局面。

九、历史地理文献、历史地图与方志学

作为最古历史地理文献的《禹贡》,乾嘉以来多认为是出自战国人士之手,但还不够具体。史先生早年治沿革地理,即博览群书,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积累了丰富的读书心得。他从考证《禹贡》贡道所经路线入手,提出徐州的菏水是《禹贡》成书年代最早的极限,《禹贡》以夏禹相标榜,梁惠王乘夏车,称夏王,《禹贡》的撰述与梁惠王的霸业有关,成书年代可能在梁惠王初年。这个结论极具说服力,对于我们重新考虑《禹贡》“九州”的地理范围及其与《周礼·职方》《吕氏春秋》《尔雅》的九州之间的关系,都深具启发意义。

《考工记》据说是西汉河间献王以之补《周礼·冬官》的佚文。史先生发现其中《匠人营国》篇所说的都城之制,不与文献记载中的丰镐相合,明见其非西周的制度。据现在东周春秋战国诸侯都城考古所见,充分说明它是博采东周王城及诸侯国中的优异之处撰成的,并且所取法的应是魏国的安邑城,而不是鲁国的曲阜城,其撰著时期,可能在战国初期或中期,即秦国营建雍城以后、魏国未迁离安邑之前。

宋人张礼撰有《游城南记》,记其游唐长安城南樊川各处事。但千百年来,不唯乡里名称有所改易,就是往来道路也难悉得其旧迹。史先生追踪寻迹,往返多次,于汉唐长安城内外之唐人别业、自周秦至于明清各代之胜迹,都能略事明了,故有《〈游城南记〉校注》之撰成,不仅有助于《西安历史地图集》之编成,而且因依凭考察校证古籍使本书独具特色。

史先生对历史地图也情有独钟。早年在重庆北碚时,就曾绘制过《西汉地理图》30余幅,撰写《中国的运河》又绘出一系列运河图,《河山集》集中历史地貌、人口、经济、交通、都会、军事设施地图,内容充实独特,特别是《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根据大量研究数据精心绘制的黄河中游森林分布图,成为研究黄土高原环境演变反复引据的经典。据统计,史先生编绘过500幅以上的单幅历史地图。“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大大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1996年问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是史先生晚年耗费大量精力主持编绘的杰作。此图集绘有彩图180余幅,内容涉及西安地区自然环境变迁、政区沿革、城市变迁及古代陵寝、园林建置等要素,时间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1995年。将各时期的地理要素表示在今西安市实测图上,特别强调周、秦、汉、唐统一王朝的都城建置,每个朝代皆有图,并附说明文字、照片,使图集具有连续性、可读性。时任西安市委崔林涛书记作序称赞:“这部地图集的出版无疑是西安市文化建设事业上的一件大事。”邹逸麟评价说:《图集》全面、系统地反映西安地区历史地理变迁过程,不啻为西安地区史的一部百科全图,其科学价值已远远超过以往有关研究,为研究西安历史、地理和环境变迁的学者提供了全面丰富的基础资料,是我国城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为绘制其它地区环境变迁图提供了典范。

史先生早年做过方志学大师张国淦的助手,深受薰陶。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常务理事和陕西省地方志编委副主任,主持制定《〈陕西通志〉纂修方案》。继撰《方志刍议》(1986年),阐述方志学理论,指出:“从两汉以来很长时间,方志分成述地和记人两种类型。后来这两种类型混合为一,但述地还占相当比例。述地实际上就是论述自然。自然一直在变化着,可是以前的方志,不论原来的两种类型,还是后来的混合为一,都很少记述自然的变化。因此,陈陈相因,就成了旧志的特点。为了改变这陈规烂套,就必须从根本入手,另辟新径。”如何另辟新径?史先生认为,方志学与历史地理学是“同胞孪生”的关系,虽同源异派,但两者在学术理路、论述对象、征引资料等方面可以互通。方志学的发展“要能像历史地理学这样的演变和发展,首先似应不再限于堆集资料,仍仿佛现在的资料汇编,其次似应融合述地、记人两者,探求人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他反对因陈旧规续修旧志,新方志应当重视追源溯本、学理辨析、规律探寻、现实功用、实地考察,“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探索出事物演变的规律。”史先生对方志学发展提出的新看法、新建议,不仅提高了新方志编纂质量,而且推动了中国方志编纂从“旧”到“新”的转变。

十、结语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8世纪建立了绝对空间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西方开始建立以相对空间为基础概念的现代地理学。从绝对空间向相对空间的过渡,体现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随着物理学空间概念的变化而改变区域概念,创立模式研究,进行计量分析;另一方向是重新组构地理学的环境概念,研究环境映象的集合。这种变化,有人称为“地理学革命”。

几乎与此同时,史念海先生与同辈历史地理学家也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结合各自从事的研究领域进行理论建构。史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理论思想和认识论、方法论,主要是受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斯大林等人的影响。他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中反复征引他们的观点来阐述对历史地理学性质的理解:“这些经典作家都论述到地理环境对于社会生产各方面的作用,虽都没有具体提到中国历史地理学,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所应阐明的问题。”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言,史先生在唯物辩证理论指导下,提出将沿革地理学发展为历史地理学的设想。他十分重视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但又避免陷入“环境决定论”,他说:“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探索地理环境时,就必须注意其间各组成部分的联系,而不能孤立地看问题。既观察变化的过程,还必须分析所有的内在的矛盾。更不能有静止的观点,把一切都看成永恒不变的现象,一切都应依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令人惊讶的是,在与西方互相隔绝的年代,史先生同辈们创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居然有相当一部分观点与西方的历史地理学不谋而合。比如历史地理学的二元结构及学科定义、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内容等。菊地利夫在1977年提出:“贯穿于地理学史的本质,是人类群体为生活如何组织空间这现象。所谓过去的地理,就是人类集团无数次不断改造其空间组织的实况”,与史先生的观点也是大同小异,不同之处仅在于史先生提到的是人地互动关系,即包括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而菊地只考虑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造。这样一些“英雄所见略同”的事例,只能解释为同样作为历史地理学大家,他们的大思想、大智慧都是有灵犀相通的。

在经历“地理学革命”后,西方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论研究范围虽然很广,但若要从中指出一种历史地理学科特有的理论却相当困难。于是菊地利夫顺势提出:“在不同的国家中,往往某一(地理学)本质理论受到普遍青睐,而其它一些本质理论却遭受冷遇……既然历史地理学中有许多本质理论,采用其中哪一个,就应当由研究者的学术信仰来决定,也应该允许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国家有所差异。”因此在史先生辈学者所处的特殊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向与西方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独立发展道路,那就是十分正常的。有人批评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未同世界(西方)接轨,显然是有偏见或不切实际的。

我们也要承认,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地理学界在研究方法上有极大改变,借助于航空遥感、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开始将大量研究对象定量化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这些新方法、新理念使地理学研究范围大为扩大。在这些方面,当时不仅是历史地理学,即便在整个地理学界,我国与西方都存在较大差距。史先生等同辈历史地理学家结合中国国情,尽可能运用近代地理学先进的研究方法开展历史地理学研究并努力进行理论建构,扎扎实实地开展多项国家所需的历史地理基础研究项目,如历史地图、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及历史地理文献整理等,取得一系列光辉成就,为复原中国长时段历史时期环境映象打开了局面。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起,培养和带动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加入其中,又创办了多种专业刊物,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繁荣兴旺的时代。

我们的短板,主要在于“地理学革命”所需要的对象定量化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特别是相关的技术手段。而改革开放以来,史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都逐渐掌握并发挥了这些方法与技术,不仅参加国外一些学术机构的大数据平台建设,而且也逐渐在国内建立了很多大数据平台。除近代档案文献外,我国有几千年的文献传统,古代地理书、地方志等也或多或少有一些长时段数据资料,还有就是史先生等前辈学者取得的大批实学研究成果,这就使得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可供转化为数据的成果最多,最有优势,学术队伍也是世界各国中最庞大的,最有后劲,这是主要依靠航海材料和档案文献的西方历史地理学无法比拟的。

总而言之,史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主要是为我们留下了六大宝贵遗产:1.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与框架,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出发点;2.历史地理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学习的范本及地理信息转化源泉,是复原环境映象的重要依据;3.“有用于世”的治学理念,是我们矢志不忘的座右铭;4.文献与考察(含考古)并重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攀登学术高峰的两条“铁腿”;5.历史地理学术队伍,是我们参与世界学术竞赛的生力军;6.历史地理学术刊物,是我们成长的园地。感恩先生!

先生生于黄河之滨,卒于终南山麓,一生与河岳相始终,故文集以“河山”为名。其为学之道,一以贯之,即“有用于世”,故能在历史地理领域不断开拓进取,观察事物高瞻远瞩,学科架构高屋建瓴,出色完成了他们那一代历史地理学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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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3辑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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