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炳罡:轴心文明与齐鲁文化的多重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 次 更新时间:2022-11-30 0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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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炳罡  

  

  

   摘    要:近四十年来,齐鲁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齐鲁文化究竟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相加的集合概念,还是自身统一的非集合概念?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明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齐鲁文化有四重意义:其一,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西周到秦统一这一时期齐国与鲁国的文化;其二,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主要指秦汉到魏晋流行的齐学与鲁学;其三,行政区位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山东文化;其四,思想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始于轴心时代,以德为先,以修、齐、治、平为目的,主张礼法并治的治理体系与生活方式。思想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曾长期充当中国文化主体角色,且对东亚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齐鲁文化既是集合概念,又是非集合概念,立足于山东是集合概念,自身作为一个整体的齐鲁文化是非集合概念。齐鲁文化的四层意涵既相对独立,又交叉重合。齐鲁文化作为轴心文明的时代产物是中华文化发展永世不竭的源头活水,有着超越时空、跨越族界与国度的普遍意义与永恒价值。

   关键词:齐鲁文化;轴心文明;齐学;鲁学;非集合概念;主流价值;

  

   齐鲁文化原初的意思是指齐国文化与鲁国文化。由于齐鲁两国作为近邻,又是联姻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思想交流非常密切,进入到战国后期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本成为一个整体文化系统,后人将这个整体文化系统称为齐鲁文化。齐鲁文化既是齐国文化加鲁国文化的集合概念,又是作为区域意义上和思想意义上的非集合概念。齐鲁文化的存在与后来的发展表明:它既是历史性存在,又是一个活在当下通往未来的普遍性概念。不过,作为具时性或区域限定性存在的齐鲁文化大都成为过去式,其学术意义大于思想价值,而作为思想性或美德意涵的齐鲁文化则具有超越时空、跨越族界与国度的普遍意义与永恒价值,其思想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

   一、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即先秦时代齐国文化与鲁国文化的整合,是中国文化的主体

   轴心时代或轴心文明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世界历史的轴心位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它存在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发生的精神历史进程之中。那里有最深刻的历史转折。”“这一段时间简称轴心时代。”【1】这个时期,人类思想取得重大突破,各大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墨子、庄子、列子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哲学家。在印度产生《奥义书》,释迦牟尼横空出世,形成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虚无主义;古希腊有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里特、柏拉图等,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有大致相类的表述,他认为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之内,“哲学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发生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无论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还是帕森斯划定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在中国乃至东亚都属于齐鲁文化最为活跃、最为辉煌的时期,孔子、孙武、晏婴、墨子、孟子、庄子、邹衍等等在齐鲁大地诞生,管仲、荀况等政治家、思想家也于斯成名。齐鲁大地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核心区域,东方的“哲学突破”在这片文化沃土实现。

   在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理论、帕森斯提出“哲学的突破”说之前,梁启超在1901年就提出了“地球盛运”说。他说:“呜呼,世运之说,岂不信哉!当春秋战国之交,岂特中国民智为全盛时代而已,盖徵诸全球,莫不尔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韩非、李斯,凡三百余年,九流十家皆起于是,前空往劫,后绝来尘,尚矣。”以印度、希腊征之,无不是“全盛时期也”。“由是观之,此前后一千年间,实为全地球有生以来空前绝后之盛运。”【2】梁启超明确指出:中、西、印各民族哲学思想在差不多相同的时期内几乎同时提出“宇宙是什么”“人生所为何来”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可称为“哲学之问”。如果说梁启超的“地球盛运”说是现象发现的话,那么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说就是对“地球盛运”说的纵深阅读;如果说梁启超的“哲学之问”是事实陈述的话,那么帕森斯的“哲学突破”则是对“哲学之问”的定性。从“地球盛运”说、“轴心文明”说、“哲学突破”说的角度来观照、审视齐鲁文化,我们对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会有更深层的解读。

   有齐国与鲁国,才有齐文化、鲁文化之名,进而有齐鲁文化之名,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过齐国、鲁国,齐鲁文化之名则不能成立。就历史的意义说,齐鲁文化就是自西周初期到秦统一全国期间齐国文化与鲁国文化的总称,齐鲁文化与齐国、鲁国的历史共存亡。而齐、鲁作为邦国,其历史存续时间与梁启超所说的地球盛运一千年、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期、帕森斯所说“哲学突破”的一千年大体相当,而齐、鲁文化的鼎盛期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几乎一致。

   齐国是姜尚的封地,姜尚因辅佐武王功勋卓著而获封于齐。从公元前11世纪受封到公元前211年亡国,齐国在历史上存续800余年。在这800多年中,又分姜齐与田齐两个时期。公元前481年,田恒弑齐简公,姜氏政权落入田氏之手。前386年田和正式被周安王列为诸侯,姜齐政权名实俱亡,真正进入田齐时代。公元前221年,齐国为秦始皇所灭。齐文化“是指自姜太公封疆营丘始建齐国(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起,至秦始皇消灭田齐建(公元前221年)止,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建立的文化。”【3】此说有一定的道理。

   在春秋时代,齐桓公为五霸之首;在战国时代,齐国为七雄之一,而且是七雄之中最后才灭亡的大国。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齐国自然有其立国之道、文化特色、价值支撑。姜尚是殷未周初中国最杰出的战略家,他针对齐国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确立其治国原则与发展战略。其一,在经济上,姜太公“以齐地负海而瀉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地薄人少,是齐国自然环境的劣势,而负海瀉卤又是其优势,太公确立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经济政策,使齐国农、工、商、渔、盐等全面发展。为齐国在春秋时期称霸、在战国时代称雄确立了物质基础。其二,在政治上,姜太公推行“尊贤尚功”的治国方略,这与西周的“亲亲尚恩”的治国方略迥然有异。“亲亲尚恩”重宗法血缘关系,“尊贤尚功”重德才与社会贡献,后者比前者更公正、更合理、更进步,有利于吸收社会精英加入到齐国领导集团,为齐国强大提供了政治保证。其三,在文化上,以东夷文明为基础,建立齐国的文化系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这里的“因”是因袭、继承,“简”是简易,既有简别意,也有简略、简化意。就夷礼而言,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就繁杂的周礼而言,加以简化、简略,使之更加平易近人。由于姜太公谋国有方,在齐国800多年历史中,先后出现了像管仲、齐桓公、孙武、晏婴、扁鹊、田常、齐威王、尹文、孙膑、邹衍、田骈、淳于髡、田单等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产生了如《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考工记》等文化巨著,形成了源远流长、洋洋大观的齐文化。笔者曾指出:“齐文化以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为特征,以富国强兵,开拓疆域乃至诏令天下为旨归,以实用主义为本质,构成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为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4】

   鲁国从周初封国到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存续不足800年,鲁文化就是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鲁国所建立的文化。鲁国是殷末周初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文化世匠周公旦的封国,周武王死得早,周成王年幼,周公辅佐周成王,无法来鲁就封,周公的长子伯禽是鲁国的第一任国君。周公虽然不是鲁国的开国之君,却是鲁国立国之道的确立者,或者说鲁文化是在周公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伯禽正是遵照父命,针对鲁国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特点,确立鲁国的治国理念与发展方略。其一,政治上,周公确立了“亲亲尚恩”的政治方略,重德治教化;其二,经济上,根据鲁国“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史记·货殖列传》)的特点,确立以农为本的经济方针。其三,文化上,“变其俗,革其礼”,推行全盘周化政策,到春秋时期,天下大乱,礼坏乐崩,鲁国成为保存周礼最好的国家。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对鲁国的礼乐文化大为赞叹;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国大夫韩宣子访鲁,见《易》《象》《鲁春秋》,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鲁文化守德重礼,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当今学者论及齐文化与鲁文化,往往更为注意二者之间的不同,什么齐文化是开放的、兼融的、智者型的;鲁文化是守成的、单一的、仁者型的。有的学者甚至将这种差异无限放大,甚至以中西文化之不同来对应鲁文化与齐文化之异。我们认为,在长达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影响,所同大于所异,齐鲁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系统,而不是对立的两个文化体系。

   姜太公是齐国开国之君,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周公与姜太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如果说齐鲁立国之道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异,也是各自因地制宜所形成。如果将他们的封国置换一下,二人很可能会“易地而皆然”,可以说齐国与鲁国立国之道术异而心同。鲁国与齐国在后世发展中虽然有强弱之分、大小之别,文化上则通过长期的交流越来越走向一体,到战国后期,统一的齐鲁文化已经基本形成。荀子在《性恶》中明确将齐鲁看作一个整体概念加以使用,他说:“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齐鲁文化作为整体观念在战国后期已经形成,而且有突出特点:重礼义,守伦常。

   齐国与鲁国是邻邦,世代联姻,来往频繁,鲁国人可以到齐国做官、讲学,齐国人也可以随时前往鲁国,齐鲁之间文化交流不断,走向融合。在军事、经济上,齐国强于鲁国,而在文化上,鲁国强于齐国。相比而言,鲁国对齐国是文化“输出国”。孔子前往齐国,给齐景公讲君臣父子之道,齐景公十分称赏。齐景公与晏婴借狩猎之机,入鲁郊,问礼于鲁,主动吸收鲁文化。如果说在前孔子时代,齐国的治国方针是“尊贤而尚功”的话,到了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婴之时,其治国之道已扭转为礼治主义。晏婴指出:“夫礼者,民之纪。纪乱则民失,乱纪失民,危道也。”(《晏子春秋·谏》下第十二)“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质也。”(《晏子春秋·外篇》上第十五)礼就是社会伦理规范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如果不遵守礼,就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兄弟无礼,不能久同;故礼不可去也。”(《晏子春秋·外篇》上第一)晏子强调君主要带头维护礼:“君若无礼,则好礼者去,无礼者至;君若好礼,则有礼者至,无礼者去。”(同上)晏子对礼的理解与孔子没有本质的不同,也可以说都是指周礼。《管子》一书具体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显然不完全是管仲本人的作品,其中大量的内容是综合儒家、道家、法家等而成。《管子·牧民》明确主张,礼、义、廉、耻是维护国家存在的四大纲要。

儒学是邹鲁乡邦之学,源于鲁,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到过齐国,在吸收齐文化的同时,更主要是在齐国传播儒学。孔子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恰恰规划了齐鲁文化演进轨变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向。孔子的学生宰我、子贡、闵子骞、公冶长等或在齐为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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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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