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结束本书的时候，我想把话题重新拉回轴心文明，来讨论轴心文明国家为什么会遇到现代转型的困境。
所谓的轴心文明包括古犹太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国文明。我们发现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就是这些轴心文明国家往往都不是，或者说大多不是现代转型最成功的国家。这似乎暗含着一个前提——轴心文明国家的现代转型往往是比较困难的。那些有着灿烂文明的轴心国家，很少能够顺利完成现代转型，很少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强国。
为什么轴心文明国家的现代转型会很困难呢？我们过去的研究往往只是强调推动传统社会转型的外部力量。比如，它们会遇到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巨大压力，这个国家要求生存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科技，必须引进相应的政治制度。
这个观点固然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用现代性的观点来观察，就会发现，其实一个国家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前提是确立学习现代制度的正当性问题——轴心文明国家在现代转型时，必须在观念上明确学习的目标是正当的。也就是说，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其自身由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价值观念首先要实现现代转型。如果这种由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价值观念没有实现转型，那么在学习外部目标的时候，就很难确定这个学习的目标是正当的、正确的，是必须学习的。
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所谓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要化解现代价值体系和原有轴心文明的传统文化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学习现代制度的过程中寻找到正当性。为什么要这么做？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是不会学习道德上错误的东西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是正当的？从历史的观念来看，在那些现代性起源的国家，现代制度的正当性的根据，就是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里确定了两个标准：一个是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一个是个体价值成为衡量社会正义的标准。这些现代价值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文化的结合，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历史演化才得以实现，因此它们并非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西方的市场经济发达，看到工业革命的时候，还要看到其背后有一个漫长的文化和文明历史演进过程。价值观的形成是这个漫长历史演进的结果。
显然，这些轴心文明传统国家在学习先进制度时并没有经过上述历史演进过程。如果它们想顺利地引进西方的现代事物，则很容易在价值观方面与西方产生摩擦。这些轴心文明国家在确立现代制度的同时，必须证明其是正当的，而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妨以中国为例。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中国在轴心时代有令人骄傲的儒家文明，所以中国人一直有一种强大的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的外在表现就是强调“夷夏之分”：以“夷”指称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它们是落后的；“夏”则指华夏，华夏文明是世界的中心，华夏文明是最先进、最发达的，是最值得骄傲的一个文明体系。“四夷”必须紧紧围绕在华夏文明周围，学习借鉴华夏文化，中国古人所谓的“远方归附，四夷则效”，就是这个意思。
不同的轴心文明对自身正当性有着不同的最终解释标准。这些正当性的标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道德价值，它规定了这些社会生活中的人的认同或不同于西方的正当性的模式。因此，要引进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就必须解决轴心文明国家和西方文明之间道德与信仰的关系问题，要化解这种冲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贸然引进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不仅不能生根，反而有可能导致原有社会观念秩序的崩溃。
那么，为什么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必须分离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西方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修建铁路，这既是工业革命的成果，又是推动工业革命不断前进的动力，因为铁路既可以把大量的货物通过高速和廉价的方式运往远方，铁路巨大的盈利能力又能使投资铁路的资本获得巨大的收益。
但是，当我们把修建铁路这件事移植到中国时，就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在清廷搞洋务运动的时候，是否修建铁路的问题在中国竟是一波三折。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保守派看来，火车在地面行驶会发出巨大的声音，汽笛也会发出巨大的鸣叫，这些会使埋在地下的祖宗的灵魂受到惊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孝道，对祖宗的崇敬构成中国人终极关怀的核心价值。如果引进铁路，火车终日隆隆作响、大声怪叫，让在地下的祖宗的灵魂受到惊扰，就是不孝的表现。基于这一点，有一大批人坚决反对修建铁路。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相冲突的例子。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修建铁路非常好，因为它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交通发展。但是，从终极关怀的角度讲，铁路一定不能修，因为不能为了区区小利而成为不肖子孙，不能因为追求铁路之利，而忘了孝敬祖宗之义。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之下，在初始阶段，当然是终极关怀打败了工具理性。
这个例子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笑话，但是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冲突实实在在地阻碍了中国铁路修建的进程。究竟该不该修铁路这个问题在清廷就讨论了18年之久！在那个年代，中国面临西方殖民大潮的冲击，中国和日本之间，中国和世界之间，时间竞赛可谓争分夺秒，但是中国却花了18年的时间来讨论该不该修铁路的问题。
后来铁路是修了，但是事情却更加荒唐。在天津大沽口已经修好铁路，但因为有人反对，所以不能用火车头来拉煤——从上到下，都有人在阻止火车机车通行，最后只好用骡子拖着煤车在铁轨上行走。一直到李鸿章邀请庆亲王到天津大沽口参观军舰时，李鸿章抱怨军舰的煤不够烧，庆亲王问为什么，李鸿章告诉他是因为不准用火车拉煤，这件事情才算最终得到解决。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轴心文明国家，当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工具理性往往要让路。而工具理性的让路，又非常不利于国家实现现代转型，不利于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伊斯兰世界的例子。在中亚城市撒马尔罕，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天文台，叫“兀鲁伯天文台”，兀鲁伯是帖木儿的孙子，帝国苏丹沙哈鲁的儿子。当帖木儿在帕米尔高原附近作战时，收到了长孙出生的消息，非常兴奋，给他取名兀鲁伯。在突厥语中，兀鲁伯是“高贵的王子”的意思。
兀鲁伯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精通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谙熟《古兰经》教义，还酷爱天文学。他成为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后，于1428—1429年在撒马尔罕投巨资建造天文台，装置巨型象限仪，召集天下知名的天文学家聚集撒马尔罕。天文学家们在这个天文台上通过多年的努力观察到1000多颗恒星的方位，于1447年编制成《兀鲁伯星表》，在全世界通行。在16世纪之前，这个星表一直是世界上最准确的星表之一。1830年，德国天文学家以兀鲁伯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以纪念他在天文学领域的贡献。
但是，在伊斯兰世界，很多人认为，兀鲁伯通过巨型象限仪来观察星空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在伊斯兰教义中，天上的星星都是逝去的亡灵的灵魂，这些亡灵不能被观察、被研究，这种观察是在亵渎这些亡灵。这种观念和中国人对铁路的观念几乎如出一辙。作为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兀鲁伯的行为受到保守的穆斯林祭司集团的坚决反对。最后，在这些宗教祭司的煽动下，兀鲁伯被自己的儿子刺杀身亡。
这个例子说明，在伊斯兰世界也同样有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冲突。伊斯兰世界通过百年翻译运动，在9世纪到11世纪曾经占据人类文明的高峰，后来却一蹶不振，由此可见一斑。
再来看另一个标本，我们的邻国日本。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逐步迈向现代化，使西方社会学家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日本只用了30年时间就完成了现代转型，成为19世纪末的世界强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与中国打了一场甲午战争，他们称之为“日清战争”；后来又与俄罗斯打了一场日俄战争，他们称之为“日露战争”。这两场战争，日本都获得了胜利。这两场战争的胜利对日本影响非常大，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的认知。第一场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小国打败大国，第二场战争的胜利意味着黄种人打败白种人。
有人说日本迅速实现了现代转型是因为它本身就存在二元社会结构。而二元社会结构，和西方非常相似。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日本，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和握有实权的幕府既是一个双重的政治结构，也是一个双重的文化结构。因为天皇背后的文化是神道教，而幕府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中国的儒学和后来的宋明程朱理学。因此有人认为，日本的二元社会结构就像欧洲中世纪的教权和皇权之间的张力，正是这种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日本的社会转型比较容易。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是一个非轴心文明国家，非轴心文明国家在现代转型中放弃传统文化观念比轴心文明国家要容易得多。日本在社会转型中如果放弃从中国学到的儒家文明，比中国自身作为一个轴心文明国家放弃自己传统的儒家文明要简单得多、容易得多。因为日本放弃儒家文明不等于放弃了自身的文化认同，而中国放弃传统的儒家文明就等于放弃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因此，日本在面临西方文明大潮冲击时轻松放弃了儒家文化。日本所谓的“脱亚入欧”，就是在放弃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后，马上在接受来自欧洲的文化中找到自我认同。在“脱亚”中放弃自我，在“入欧”中马上重新找到自我。这样一来，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冲突就不存在，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的意义，就消除了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障碍。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放弃儒家文化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中国是轴心文明国家。对中国来说，儒家文化不是借来的，不是舶来品，而是在中国文化本土生长起来的，儒家文化代表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中国人如果放弃了儒家文化，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中国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但是日本人不存在这个问题。“脱亚”使他们放弃从中国接受的儒家文化，“入欧”又使他们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他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这种学习的正当性，而没有来自任何终极关怀的障碍。
轴心文明国家现代转型的困境，核心问题就在于轴心文明国家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从历史上看，这是值得骄傲的，但是当面临现代转型的时候，它又成为一种沉重的文化包袱。这种文化包袱导致了精神信仰和理性精神的冲突，导致了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分离的艰难，导致终极关怀成为接受工具理性的阻力。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并深刻思考的问题。
本文选编自《从长安到罗马：人类文明三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