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先秦学术发展顺序倒置之检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 次 更新时间:2022-11-26 23: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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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  

  

   一、孔子问礼于老子

   老子(老聃)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孔子次之。孔子所思考的问题,主要是属于文化史的内容,其哲学问题意识较为薄弱;老聃自撰的《老子》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哲学著作,其成书早于《论语》。“学术下于私”,在老子时期已蔚然成风;“私人著述之事”,老子早于孔子。

   “古史辨”派的一位学者指出:“老子的年代问题,究竟是要解决的,除非将先秦的学术束之高阁,否则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一切都发生障碍。”这话说得很对。然而在先秦学术发展的顺序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已颠倒错乱,时至今日仍被继续接受下来。

   有关老子的生平,《史记》明确地记载了这几件事迹:1.老子的籍贯是“楚苦县”,即后来的亳州府,现在划归河南省鹿邑县;2.他曾经做过“周守藏之史”;3.《老子》为老聃自著,“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4.孔子曾问礼于他。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但近现代学人梁启超、冯友兰先生等将老子移置于孔子之后,并推后《老子》成书年代。当今学者则根据某种关于“理论发展逻辑”的先入成见,把原本是多元并起的思想格局视为单线纵向的继承关系,从而与梁、冯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形成在学术发展史方向的积非成是,使现今几乎所有的哲学史教科书都将孔子移于老子之前。有鉴于此,对这一问题,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一)老子其人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但老子的生卒年代,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专家考证,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约比孔子年长20岁上下。至于卒年,《史记》中关于老子长寿的记载为各家所接受,但在具体年代上各家尚无定说。

   有关老子的姓氏,《史记》说:“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这一记载是汉代人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没有根据。根据考订,春秋240年间无“李”姓,但有“老”姓,因而老聃当是老氏;“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至于“耳”、“聃”,其义相近,“古或一字”。总之,在先秦典籍中“老聃”与“老子”同指一人,从无疑义。

   然而,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竟把老聃与李耳一分为二,把老聃说成是传说中的“古之博大真人”,另外塑造一个李耳是战国时代的“老学之首领”。这种说法在史书和先秦典籍中是毫无根据的。

   在老子其人的问题上,梁启超却认为,在《史记》中,老子“一个人的传有三个人的化身:第一个是孔子向其问礼的老聃;第二个是老莱子;第三个是太史儋”。梁启超之所以有此说,是由于他没有深究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有闻必录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并且在写本传时经常有附传的体例。以此观之,《史记·老子传》对于老聃、老莱子和太史儋的区分就不是迷离惝恍,而是非常清楚的。司马迁在老子的本传中谈到的老莱子即是以附传的形式出现的。司马迁说:“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这里的“亦”字就明确地区分了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并且前面说老子著书上、下两篇,而这里说老莱子著书15篇,这就更明确地把老子与老莱子区分开来。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也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由此可见,梁启超把老子与老莱子合二为一,是由于一时粗心所致。至于太史儋其人,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说,太史儋曾见秦献公于“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老子略长于孔子,则他与孔子死后129年的太史儋是不同时期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又据《史记》中的《周本纪》和《秦本纪》说,太史儋曾向秦献公献言:“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从献言的内容来看,作为周室王官的太史儋属于“方士之流”、“术数之士”,与作为“隐君子”的老子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在《史记》中,对于有关太史儋即老子的传言,以及否定这种传言的说法,司马迁采取了异说并存的态度,而“老子,隐君子也”,乃是司马迁的认定。可见,老子与太史儋实为二人,在《史记》中是明白无误的。梁启超曲解《史记》把他们说成为一个人,其实这不是司马迁的观点。

   (二)孔子问礼于老子

   《史记·老子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

   《史记》所载基本上是可信的。这里的老子对孔子所说的“深藏若虚”、“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与《老子》书中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学派的《庄子》、儒家学派的《礼记》和综合各家学派的《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史实。

   《庄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16条。这16条中有8条是记述孔子与老子之间的关系的。在这8条中,《天地》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至道”的问题;《天道》篇记述了孔子与老子谈《诗》、《书》、《易》、《礼》以及“仁义”等问题;《天运》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求“道”、仁义、古代典籍(《六经》)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田子方》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道”(宇宙论)问题;《知北游》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地万物的自发性的问题。《庄子》一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其寓言部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则从无紊乱”。这里所说的“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当属所谓“重言十七”吧!并且,细查《庄子》书中关于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记载,如关于孔子与其弟子颜渊、子路、冉求,孔子与叶公子高,孔子与楚狂接舆,惠子与庄子,公孙龙子与魏牟,管仲与齐桓公等等相互关系的记载,其中在时代上绝对可能与大概可能的问对或交往,有79次之多,而在时代上绝对不可能者只有两次。这就是说,《庄子》书中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并非凭空杜撰。

   《吕氏春秋》一书,乃是汇合道家、儒家、农家、阴阳家、法家等各派的思想而成。书中明确提到老子的有五处:1.《贵公》篇说老聃“至公”;2.《当染》篇说“孔子学于老聃”;3.《去龙》篇说老聃“立乎独,必不合乎俗”;4.《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5.《重言》篇说“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老聃是也”。这些记述除了表明老子的思想和形象之外,还表明“老子与孔子同时,且为孔子的先生”这一事实,它在吕氏门下的那一批学者们那里“也是毫无疑问的”

   有关老、孔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典籍记载,见于儒家学派的《礼记》中的《曾子问》。《曾子问》中有四则记载了孔子说到老子之事。其中三则是“吾闻诸老聃曰”,另一则还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在内容上,都是在某一非常情况下,孔子从老聃那里所得到的教示。徐复观教授认为:《曾子问》中的故事“在内容上,与《庄子》及其他诸子中之传说,并不相同;这系传自儒家的自身,完全属于另一系统。但在孔、老的关系上,却大体仍可互相印合,便可能承认此故事是真的”。他还说:“《礼记》编定于汉朝,儒、道两家的对立,已甚为明显。若《曾子问》中的四个故事,非传自先秦儒家之旧,则汉初儒家,又何肯将其杂入,以长他人的志气呢?”

   先秦的三大不同学派都共同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此外,在排斥别家、独尊儒学的学术气氛下的汉儒作品,如《韩诗外传》也记载了“孔子学于老聃”,《孔子家语》也有“孔子问道于老子”的记载。所有这些古代典籍都证明,“孔子学于老聃”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

   (三)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孔子问礼于老聃”是一个历史事实,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讨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有四种说法:1.孔子17岁时问礼于老子。高亨据边韶《老子铭》、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均言“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并据《春秋·昭公七年》有日食的记载而持此说。2.孔子34岁时问礼于老子。清人阎若璩据《曾子问》中关于孔子从老子助葬时“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春秋·昭公二十四年》有日食的记载而推算出当时孔子的年龄。3.孔子50岁问礼于老子。《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黄方刚认为:“老子居沛,庄子屡言之。沛为宋地,孔子是年适至宋,因复见老子,颇合情理。”4.孔子57岁时问礼于老子。黄方刚又据《曾子问》中“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春秋·定公十五年》有日食的记载,认为:“孔子两见老子,第一次孔子五十一岁,第二次孔子五十七岁。”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地点,也有四种说法:1.《史记》的《老子传》、《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都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礼于周(今河南洛阳)。2.《礼记·曾子问》说孔子“助葬于巷党”,而巷党可能是鲁地。3.《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南之沛见老聃”,而沛是宋地(今江苏沛县),与老子故乡相隔不远。4.《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居陈三岁”,而老子是陈人(苦县原属陈),因此,孔、老也有在陈相遇的可能性。

   事实上,孔子问礼于老子,在时间上可能不止一次,在地点上可能不止一处。我们认为《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是年轻时的孔子与中年时的老子相遇时的情况:孔子17岁时,老子由于政治上的某种缘故,流放到鲁国,是以孔子在鲁求教于老子并“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而《史记》中所记载的“孔子适周”、“孔子居陈三岁”和《庄子》中所记载的“孔子南之沛”,这些可能的相遇,是中年以后的孔子周游列国时与晚年的老子相遇的情况。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因此各家学派所记载的,只是各家所分别熟闻的地方的事情。例如,曾子学派所记载的,只限于鲁国的情况;庄子学派所记载的,只限于沛地的情况;而司马迁所记载的,则着重于周地的情况,等等。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所谓“礼”,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之分:广义的指典章制度方面的“礼”,狭义的指婚丧朝聘方面的“礼”。年轻时的孔子,问礼的内容主要是狭义的礼。例如,行军的时候国王的牌位应该放在何处,出丧的时候遇到日食又如何处理,小孩死了以后应该埋葬在近处还是远处,居丧的时候应该从军还是应该退役等等。《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孔子与老子谈话的内容大抵如此。中年以后的孔子问礼的内容,就不限于上述方面的“礼”了。据其他古书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还向老子请教了“持盈之道”,老子还向孔子谈到万物的生成化育等问题。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与老子还十分可能谈到《诗》、《书》、《易》等古典文化。《左》昭二年,韩宣子访鲁时看到《易》象与《春秋》,曾说“周礼尽在此矣”。这说明《易》是包括在“礼”中的。又《庄子·天运》篇说,“孔子五十有一,南之沛而问道于老子:求之于度数,求之于阴阳”。这里的度数、阴阳便是《易经》的基本内容。因此,孔子“晚年喜《易》”有可能是受老子的启发。我个人还认为,老子受到《易经》的影响要远大于孔子,而老子对于《易传》的影响也远大于孔子;在天道观方面,老子思想是从《易经》到《易传》的承先启后的中间环节,而孔子则是“罕言天道”的。

   二、《老子》成书早于《论语》

   (一)古籍记载:与孔子同时的叔向曾引述《老子》

孔子平生的主要活动是讲学、游说,而没有从事著述,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乃是“述而不作”。对于孔子的学说、事迹较为可靠的记载是《论语》,而《论语》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编纂的语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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