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先秦学术发展顺序倒置之检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9 次 更新时间:2022-11-26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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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  


一、孔子问礼于老子

老子(老聃)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孔子次之。孔子所思考的问题,主要是属于文化史的内容,其哲学问题意识较为薄弱;老聃自撰的《老子》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哲学著作,其成书早于《论语》。“学术下于私”,在老子时期已蔚然成风;“私人著述之事”,老子早于孔子。

“古史辨”派的一位学者指出:“老子的年代问题,究竟是要解决的,除非将先秦的学术束之高阁,否则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一切都发生障碍。”这话说得很对。然而在先秦学术发展的顺序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已颠倒错乱,时至今日仍被继续接受下来。

有关老子的生平,《史记》明确地记载了这几件事迹:1.老子的籍贯是“楚苦县”,即后来的亳州府,现在划归河南省鹿邑县;2.他曾经做过“周守藏之史”;3.《老子》为老聃自著,“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4.孔子曾问礼于他。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但近现代学人梁启超、冯友兰先生等将老子移置于孔子之后,并推后《老子》成书年代。当今学者则根据某种关于“理论发展逻辑”的先入成见,把原本是多元并起的思想格局视为单线纵向的继承关系,从而与梁、冯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形成在学术发展史方向的积非成是,使现今几乎所有的哲学史教科书都将孔子移于老子之前。有鉴于此,对这一问题,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一)老子其人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但老子的生卒年代,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专家考证,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约比孔子年长20岁上下。至于卒年,《史记》中关于老子长寿的记载为各家所接受,但在具体年代上各家尚无定说。

有关老子的姓氏,《史记》说:“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这一记载是汉代人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没有根据。根据考订,春秋240年间无“李”姓,但有“老”姓,因而老聃当是老氏;“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至于“耳”、“聃”,其义相近,“古或一字”。总之,在先秦典籍中“老聃”与“老子”同指一人,从无疑义。

然而,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竟把老聃与李耳一分为二,把老聃说成是传说中的“古之博大真人”,另外塑造一个李耳是战国时代的“老学之首领”。这种说法在史书和先秦典籍中是毫无根据的。

在老子其人的问题上,梁启超却认为,在《史记》中,老子“一个人的传有三个人的化身:第一个是孔子向其问礼的老聃;第二个是老莱子;第三个是太史儋”。梁启超之所以有此说,是由于他没有深究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有闻必录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并且在写本传时经常有附传的体例。以此观之,《史记·老子传》对于老聃、老莱子和太史儋的区分就不是迷离惝恍,而是非常清楚的。司马迁在老子的本传中谈到的老莱子即是以附传的形式出现的。司马迁说:“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这里的“亦”字就明确地区分了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并且前面说老子著书上、下两篇,而这里说老莱子著书15篇,这就更明确地把老子与老莱子区分开来。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也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由此可见,梁启超把老子与老莱子合二为一,是由于一时粗心所致。至于太史儋其人,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说,太史儋曾见秦献公于“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老子略长于孔子,则他与孔子死后129年的太史儋是不同时期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又据《史记》中的《周本纪》和《秦本纪》说,太史儋曾向秦献公献言:“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从献言的内容来看,作为周室王官的太史儋属于“方士之流”、“术数之士”,与作为“隐君子”的老子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在《史记》中,对于有关太史儋即老子的传言,以及否定这种传言的说法,司马迁采取了异说并存的态度,而“老子,隐君子也”,乃是司马迁的认定。可见,老子与太史儋实为二人,在《史记》中是明白无误的。梁启超曲解《史记》把他们说成为一个人,其实这不是司马迁的观点。

(二)孔子问礼于老子

《史记·老子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

《史记》所载基本上是可信的。这里的老子对孔子所说的“深藏若虚”、“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与《老子》书中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学派的《庄子》、儒家学派的《礼记》和综合各家学派的《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史实。

《庄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16条。这16条中有8条是记述孔子与老子之间的关系的。在这8条中,《天地》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至道”的问题;《天道》篇记述了孔子与老子谈《诗》、《书》、《易》、《礼》以及“仁义”等问题;《天运》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求“道”、仁义、古代典籍(《六经》)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田子方》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道”(宇宙论)问题;《知北游》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地万物的自发性的问题。《庄子》一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其寓言部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则从无紊乱”。这里所说的“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当属所谓“重言十七”吧!并且,细查《庄子》书中关于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记载,如关于孔子与其弟子颜渊、子路、冉求,孔子与叶公子高,孔子与楚狂接舆,惠子与庄子,公孙龙子与魏牟,管仲与齐桓公等等相互关系的记载,其中在时代上绝对可能与大概可能的问对或交往,有79次之多,而在时代上绝对不可能者只有两次。这就是说,《庄子》书中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并非凭空杜撰。

《吕氏春秋》一书,乃是汇合道家、儒家、农家、阴阳家、法家等各派的思想而成。书中明确提到老子的有五处:1.《贵公》篇说老聃“至公”;2.《当染》篇说“孔子学于老聃”;3.《去龙》篇说老聃“立乎独,必不合乎俗”;4.《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5.《重言》篇说“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老聃是也”。这些记述除了表明老子的思想和形象之外,还表明“老子与孔子同时,且为孔子的先生”这一事实,它在吕氏门下的那一批学者们那里“也是毫无疑问的”

有关老、孔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典籍记载,见于儒家学派的《礼记》中的《曾子问》。《曾子问》中有四则记载了孔子说到老子之事。其中三则是“吾闻诸老聃曰”,另一则还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在内容上,都是在某一非常情况下,孔子从老聃那里所得到的教示。徐复观教授认为:《曾子问》中的故事“在内容上,与《庄子》及其他诸子中之传说,并不相同;这系传自儒家的自身,完全属于另一系统。但在孔、老的关系上,却大体仍可互相印合,便可能承认此故事是真的”。他还说:“《礼记》编定于汉朝,儒、道两家的对立,已甚为明显。若《曾子问》中的四个故事,非传自先秦儒家之旧,则汉初儒家,又何肯将其杂入,以长他人的志气呢?”

先秦的三大不同学派都共同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此外,在排斥别家、独尊儒学的学术气氛下的汉儒作品,如《韩诗外传》也记载了“孔子学于老聃”,《孔子家语》也有“孔子问道于老子”的记载。所有这些古代典籍都证明,“孔子学于老聃”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

(三)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孔子问礼于老聃”是一个历史事实,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讨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有四种说法:1.孔子17岁时问礼于老子。高亨据边韶《老子铭》、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均言“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并据《春秋·昭公七年》有日食的记载而持此说。2.孔子34岁时问礼于老子。清人阎若璩据《曾子问》中关于孔子从老子助葬时“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春秋·昭公二十四年》有日食的记载而推算出当时孔子的年龄。3.孔子50岁问礼于老子。《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黄方刚认为:“老子居沛,庄子屡言之。沛为宋地,孔子是年适至宋,因复见老子,颇合情理。”4.孔子57岁时问礼于老子。黄方刚又据《曾子问》中“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春秋·定公十五年》有日食的记载,认为:“孔子两见老子,第一次孔子五十一岁,第二次孔子五十七岁。”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地点,也有四种说法:1.《史记》的《老子传》、《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都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礼于周(今河南洛阳)。2.《礼记·曾子问》说孔子“助葬于巷党”,而巷党可能是鲁地。3.《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南之沛见老聃”,而沛是宋地(今江苏沛县),与老子故乡相隔不远。4.《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居陈三岁”,而老子是陈人(苦县原属陈),因此,孔、老也有在陈相遇的可能性。

事实上,孔子问礼于老子,在时间上可能不止一次,在地点上可能不止一处。我们认为《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是年轻时的孔子与中年时的老子相遇时的情况:孔子17岁时,老子由于政治上的某种缘故,流放到鲁国,是以孔子在鲁求教于老子并“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而《史记》中所记载的“孔子适周”、“孔子居陈三岁”和《庄子》中所记载的“孔子南之沛”,这些可能的相遇,是中年以后的孔子周游列国时与晚年的老子相遇的情况。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因此各家学派所记载的,只是各家所分别熟闻的地方的事情。例如,曾子学派所记载的,只限于鲁国的情况;庄子学派所记载的,只限于沛地的情况;而司马迁所记载的,则着重于周地的情况,等等。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所谓“礼”,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之分:广义的指典章制度方面的“礼”,狭义的指婚丧朝聘方面的“礼”。年轻时的孔子,问礼的内容主要是狭义的礼。例如,行军的时候国王的牌位应该放在何处,出丧的时候遇到日食又如何处理,小孩死了以后应该埋葬在近处还是远处,居丧的时候应该从军还是应该退役等等。《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孔子与老子谈话的内容大抵如此。中年以后的孔子问礼的内容,就不限于上述方面的“礼”了。据其他古书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还向老子请教了“持盈之道”,老子还向孔子谈到万物的生成化育等问题。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与老子还十分可能谈到《诗》、《书》、《易》等古典文化。《左》昭二年,韩宣子访鲁时看到《易》象与《春秋》,曾说“周礼尽在此矣”。这说明《易》是包括在“礼”中的。又《庄子·天运》篇说,“孔子五十有一,南之沛而问道于老子:求之于度数,求之于阴阳”。这里的度数、阴阳便是《易经》的基本内容。因此,孔子“晚年喜《易》”有可能是受老子的启发。我个人还认为,老子受到《易经》的影响要远大于孔子,而老子对于《易传》的影响也远大于孔子;在天道观方面,老子思想是从《易经》到《易传》的承先启后的中间环节,而孔子则是“罕言天道”的。

二、《老子》成书早于《论语》

(一)古籍记载:与孔子同时的叔向曾引述《老子》

孔子平生的主要活动是讲学、游说,而没有从事著述,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乃是“述而不作”。对于孔子的学说、事迹较为可靠的记载是《论语》,而《论语》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编纂的语录。这本书可能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后,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编,而后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而《老子》则为老子所自撰,它的成书早于《论语》。

先秦典籍引孔子说,无称《论语》者;唯《礼记》曾引述,而《礼记》编成于汉初。据严灵峰先生考订,《论语》之“编纂成书,当在汉初文帝设置博士之前”。《老子》成书则相当早,应在春秋之末。张岱年先生说:“《孙子》十三篇是春秋末年的著作。《老子》与《孙子》文体相近,既然《孙子》一书可以肯定为春秋末年的著作,则《老子》一书出现于春秋末年,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了。”这话是确当的,严灵峰先生更进而考证了《老子》思想对于《孙子兵法》的影响。

《老子》成书甚早,从先秦其他各家多曾引述《老子》原文或论述《老子》思想可为明证。例如,《庄子》、《荀子》、《吕氏春秋》及《韩非子》等书中,都曾直接引用《老子》原文或评论其中思想。其他古籍如:1.《说苑·教慎》篇记载:“叔向曰: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这里所引的是《老子》第四十三章和第七十六章的文字。叔向是晋平公时代的人,与孔子同时。可见,在孔子生前,《老子》这部书就已经问世。2.《太平御览》三百二十二卷兵部五十三胜引:“墨子曰:墨子为守,使公输盘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其引老子所说的话,见《老子》第四章;如果是,则墨子或其弟子曾读过《老子》的。不过这条或系《太平御览》误引《淮南子·道应训》之文。3.《战国策》卷十一颜斶引《老子》说:“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穀,是其贱之本与非?”这里所引的是《老子》第三十九章。4.《中庸》说:“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老子生于陈,为南方学派之宗师,“宽柔以教”正是老子的学说。

(二)《论语·宪问》曾引述《老子》文句

《论语》受《老子》影响可能有以下几处:

1.《述而》篇中记载,孔子说:“窃比于我老彭。”认为老彭与老子有关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老”指老子,“彭”指彭祖;另一种认为,“老彭”即老子。这两种说法中后者较为可能。姚鼐说:“孔子南之沛见老子,沛者宋地。彭城近沛,老聃尝居之,故曰老彭。”马叙伦曾对这个问题作过详细的考证,他说:“老子之字聃,而《论语》书多作彭者。弟子以其方言记之耳。……又《论语》加我于老彭之上,前儒以为亲之之词是也。”果真是,则意指《述而》篇直接记载了孔子曾受到老子的影响。

2.《卫灵公》中记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论语》这样推崇“无为而治”,可见在这个观念上孔子所受老子的影响。

3.《宪问》篇中记载:“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而《老子》六十七章说:“慈,故能勇。”因此,孔子的这一句话可能来自《老子》。

4.《泰伯》篇中记载:“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有天下而不与”的观点可能来自《老子》。“为而不恃”、“功成不居”,正是老子特有的思想。

5.《述而》篇中记载:“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有的学者认为这正说的是老聃。《述而》篇这段话和《史记》本传中老子对孔子说的“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正相一致。

6.《宪问》篇中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里所引的“以德报怨”,正出自《老子》第六十三章。这一条是《论语》记载孔子曾引用《老子》话的铁证。

上述各点,尤其是最后一点,清楚地表明:《老子》成书早于《论语》。

三、思想线索——老子反对周制,孔子其后维护之

老子其人早于孔子,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表述老子思想的《老子》,也早于记载孔子思想的《论语》。因此,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当是老学先于孔学。

然而,有些学者囿于崇儒抑道的学派成见,颠倒了学术顺序。崇儒抑道之风由来已久,自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后,学术上的偏见一直流传下来。韩愈尊儒心切,排斥佛、老,竟倡言要“火其书”。宋儒自叶适起,开始有人怀疑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朱熹起初也怀疑是否有两个老聃,后来却改变了这一看法,认为老子既做过柱下史,自然对“礼”之弊有深切了解。30年代时,疑古之风盛行,又加上“儒者一脉相承的旧道统观念”,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和冯友兰两位。首先,他们将老聃其人和老莱子、太史儋混淆起来,接着又将《老子》之书置于《论语》、《墨子》甚至《孟子》之后,颠倒老、孔学术发展之顺序。对于梁启超、冯友兰两位的观点,马叙伦、詹剑峰等人作过详细的驳证。近人徐复观也曾批评梁启超未能细读《史记》,而冯友兰先生“分老聃、李耳为二人,在先秦资料中,可谓毫无根据”。至于《老子》其书的问题,梁启超认为《老子》书中用“王侯”、“王公”等词,“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并认为“仁”、“义”对举是“孟子的专利品,从前各家是没有的”。梁启超论点的失误,在当时就被张煦等人所指出。梁启超提出这一论点确实是过于草率,早于《老子》几百年的《易经》就已提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蛊》)。至于“仁”、“义”之词,也早在早于孟子几百年的东周时期就已盛行,如《左传·昭公八年》中“是以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国语·周语》中“章怨外利不义……以怨报德不仁”。至于冯友兰说“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并认为由于《老子》的文体是简易之“经”体,所以当在问答体的《论语》、《孟子》之后,这种论点的失误,早已被胡适等人指出。如果依照冯先生所谓文体问题,那么《诗经》岂不是也在《论语》、《孟子》之后了?至于说“孔子以前没有私人著述”,更与事实不符,孔子曾说自己“述而不作”,他本人就没有著述之事。事实上,在孔子之前,已经有邓析的《竹刑》、孙武的《兵法》等私人著述问世。可见,冯先生将《老子》年代移后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梁启超的崇儒,早已为学术界所熟知;而冯友兰自己后来则坦诚地说:“我当时写孔丘,有一目的,要证明孔丘是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以私人资格提出一个思想体系的人,第一个创立一学派的人……因为要给孔丘第三个‘第一’,这就需要把与孔丘同时的别的讲学立说都说成是不存在的。”冯先生颠倒孔、老在学术上的顺序,正基于此。

梁启超、冯友兰等把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推后,其论据是十分薄弱的。然而多年来,他们的结论却一直在流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49年以来中国学界深受黑格尔的所谓思想逻辑发展的影响。黑格尔的方法,是先拟定了一套“正—反—合”的框架,再将思想史的发展纳入其中,让思想史按照他所构造的模式来展开。对此,西方哲学史家柯普勒斯顿(Frederick Copleston)曾批评道:“哲学史固然不仅仅是各种独立意见的汇集,但也不能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进程,甚至是螺旋式上升。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式的哲学思维历程,的确可以找出许多貌似合理的例子,然而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却很少先界定一‘先验’的模式,再把事实纳入其中。”而中国的一些学者却将黑格尔的模式拿来套用在中国哲学史上,以为必是先有孔子的“仁义”,才有老子的“绝仁弃义”;先有孔子的“举贤”、墨子的“尚贤”,才有老子的“不尚贤”。这是十分错误的。其实,“仁”、“义”的概念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出现,到春秋时代更为盛行(如《左传》中“仁”字出现44次,“义”字出现145次之多,《国语》中“仁”字亦屡见),实际上,当时老子的“绝仁弃义”是针对春秋末年德治主义种种的弊端而提出的,而不是孔子先提出“仁义”的概念,老子而后反对之。同样,老子反对“尚贤”的观念也是如此,老子的“不尚贤”也并不是基于孔子的“举贤”和墨子的“尚贤”而提出的。

“任贤”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书·立政》可以说是“古代第一篇申述任用贤才的文章”。春秋时期,自从齐国任用管仲、鲍叔牙,晋文公倡导“明贤良”以来,“尚贤”就成为一种风气。但其所“尚”、所“明”、所“举”之“贤”,只是“旧族亲戚贵宠里的贤良”,是“贵族之贤”。老子的“不尚贤”,正是针对春秋时期这种风气所提出的批判,而孔子之“举贤才”却是顺应和维护着这一风气的。至于墨子,则是扩大了“尚贤”的范围和阶级界限,凡是“农与工肆之人”,不论身世贵贱,有贤必举。

由此可见,无论是“仁义”与“绝仁弃义”之争,还是“尚贤”与“不尚贤”之辩,都是由于西周末期以来礼制文化的种种弊端所引发的,各派都是针对这种礼制文化而阐述各自不同的观点,所以并不存在哪个命题在先,哪个命题在后的问题。

现代学者套用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来说明这一问题,岂不成了老聃所写的《老子》这本书,是在看了《论语》、《墨子》之后而动笔的?这样就变成了从书本上寻找思想线索,而不是从早已发生的社会制度本身去寻找思想线索!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以为《老子》是一部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因而认为“老子总结了以前道学思想的发展”。事实上,一部著作所表现思想的成熟性、完整性,并不能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发展的先后次序的论断,思想发展进程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开创性的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之宏大、开阔和深刻性,往往达到空前的程度,而后继者因着主观与客观的各种条件,致使思想格局趋于狭义化与浅显化,而无法达到其开创者的思想格局,这在中外思想史上是一个通例。例如,柏拉图及其后继者、孔子及其后继者、庄子及其后继者,都是如此。哲学发展的进程与科学史有所不同,它不是呈直线上升趋势的,而是上下起伏、反复曲折的。

有位《易》学学者说:“我们承认《周易》是西周时代的产物,并不等于说西周时代的《周易》完全像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周易》这个样子。……在此之前,《周易》在流传过程中完全可能被人增删或重编,因而形成不同的本子。”《老子》这部作品也是一样的,今本不免有后人重编时增删或古注羼入之处。然而,老聃自著的《老子》,当形成于春秋末期,曾对《孙子兵法》、《论语》等书有过影响。

总之,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由于社会剧变,旧有的礼制主义或德治主义,历经数百年,积弊丛生。敏锐的老子,首先对旧有的或现行的制度进行有系统的批判。而立场较为保守的孔子,却采取了维护周制而作若干改良的态度,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立场的墨子,则不满于孔儒“亲亲”政治的主张,由是产生儒、墨之间鲜明的对立。战国时期,百家竞起,针对旧制或现行制度,以及由此扩延到的其他领域进行了各种讨论,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格局,这是学术发展的大势。


原载《哲学研究》1988年第9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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