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飞: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理诠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 次 更新时间:2022-11-18 19: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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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飞  

  

   摘    要:儒家的“善恶报应”论,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其内容有“报及自身”说、“子孙报应”说、“善恶待积”说、“天假善恶”说等理论命题。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理实质,是一种“超验审判”理论:审判的主体是至高的超验实存“天”,审判的依据是最高主宰的“天法”,审判的对象涵盖人间的一切人和事。儒家“善恶报应”论,还具有重要的法秩序构建功能。人心的普遍认同,是“天法秩序”得以建立的心理动因;对“善恶报应”的积极遵守,使得“天法秩序”得以自觉形成;对“善恶报应”的消极违背,导致“天法秩序”强制实现。善行福报,是通过“分配”实现的正义;恶行恶报,是通过“矫正”实现正义。就此而言,儒家的“善恶报应”论,实为一种法理性的“正义论”,其所构建的法律秩序,是一种“自然法”秩序。

   关键词:儒家; 报应;审判;正义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作为诵读先哲诗书经文的我们,不能忘却或故意忽略先人向我们传递的重要信息。有些信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忽略,就难以真正理解先哲们修齐治平之真意,作为后人的我们也将失去立身之本,难以正确行事为人。儒家的“善恶报应”理论,就是这些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善恶报应”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1】,但对传统儒家报应理论尚缺乏系统总结与类型划分,并且相关研究主要限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领域。法学界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研究【2】,但都将“善恶报应”与儒释道三家放在一起讨论,没能就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作专门探讨。而且大部分法学学者,关注的是鬼神报应与国家司法之间的关联【3】,尚未就儒家“善恶报应”本身作法理诠释。鉴于儒家“善恶报应”理论在传统中国治国理政中的特殊意义,本文不揣浅陋,尝试总结儒家报应理论的几种类型,并从法学视角阐释其法理本质及其法秩序功能。

   一、儒家“善恶报应”论的理论命题

   儒家从始至终都主张报应观点,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善恶报应思想的明确表述。“天祚明德”4;明德之人,上天会赐予福佑。“神福仁而祸淫”【5】;上天降福给仁人,对于不仁的人,则会降予灾祸。后来荀子也发现,“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6】。据考证,“报应”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汉书·刑法志》【7】,其内容是“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可见报应思想与传统中国法制及社会秩序关系之密切。“有阴德者必有阳报”【8】;儒家先贤之所以对“善恶报应”笃信无疑,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人之为人的定律,而且这种定律在历史长河中也不断得到验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儒家的“善恶报应”总结为“报及自身”说、“子孙报应”说、“善恶待积”说、“天假善恶”说等几个理论命题。

   (一)“报及自身”说

   该理论认为,人的善行会给自身带来福佑,恶行将给自身带来祸灾。“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9】;善恶福祸之所以具有因果关联,是因为“上帝”使然。春秋时,卫公子州吁杀死卫桓公自立为君;为稳定自己的地位,州吁对外“求宠于诸侯”,对内“以和其民”,联合其他诸侯发动对郑国的战争。当时鲁国大夫众仲认为州吁“阻兵无众,安忍无亲”,如此“不务令德”,不可能免于刑祸。果然,其后出使陈国时,“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10】。“魏颗结草”是善行善报之例。魏国武子病,命其子魏颗善待其妾;但病危时,又令将该妾殉葬。武子死,魏颗遵父前嘱嫁父宠妾。后与秦军作战,魏颗见一个老人结草绊倒秦将,因而生擒秦将。当夜,魏颗梦见那老人说:我是你所嫁的妇人之父,“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11】。也就是说,魏颗因为善待那位宠妾,在战场上得到了上天的帮助而建立军功。

   (二)“子孙报应”说

   这种理论认为,先人的善恶会对子孙后代的命运产生影响。“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孔子被时人视为“达人”,鲁国大夫孟僖子认为孔子是受其先祖福荫所致。【12】汉代人丙吉“为人深厚,不伐善”,待人“有旧恩,而终不言”,正当汉宣帝要加封他时,丙吉却大病不起,太子太傅夏侯胜对汉宣帝说:“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后来丙吉果然痊愈。【13】宋代名臣范仲淹,认为自己之所以成为政治家,是因为“自祖宗以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14】。而做恶事,也会影响子孙命运。晋国大臣狐突,曾经拒绝君命,没有召回跟随公子重耳的儿子,晋怀公即位后将狐突杀死。大夫卜偃不满:“己则不明,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其何后之有?”【15】他认为晋怀公滥杀无辜,将遭到“无后”的报应。“无后”,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上天给予的非常严厉的惩罚。孔子信天命,认为殉葬是一种罪恶的制度,即使不用真人,用人俑陪葬也是作恶,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6】宋代苏轼云:“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17】上天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显明出来。苏轼根据所见所闻,认为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这是确定无疑的。

   (三)“善恶待积”说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18】这一理论认为,善行恶行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导致报应的发生,并不是报应规律消失,而是善恶的状态未到报应的时候而已;积善行恶一旦达到某种程度,报应必定来临。北魏人阳雍,以出卖苦力为生,但自幼孝敬父母,远近闻名。父母去世后,因“长慕追思,不胜心目”,就卖了田宅,迁往北边缺水的陡坡下居住。阳雍每天晨就起来辇水,送给过往行人,还常给行人补鞋,不收费用,“如是累年不懈”。后来天神感动,赐给菜种,阳雍因此大富,娶名家女为妻,“生十男,皆令德俊异”。阳雍自己曾“位至卿相”,后代“累世贵盛”。【19】唐朝人裴延年,“家虽贫,而俱好施惠,行之不辍”,曾帮助卖药为业的老父,“虽数年”而延年“无怠色”。安史之乱期间,延年得到老人帮助,“尽室生还”,其后“兄弟皆至美官,子姓仆婢亦寿考”。【20】反面的案例同样具有证明力。春秋时,鲁国阳虎行为嚣张,但并未遭报,卫国大夫公叔文子对卫君解释道:“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21】;也就是耳熟能详的那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后来阳虎在和鲁国三桓的斗争中遭遇失败的厄运,被迫逃往他国。东汉末年的董卓,弑太后,废少帝;为了迁都,强迫洛阳数百万百姓迁徙长安,以致“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董卓不仅烧毁宫庙官府居家,还让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其为官专横跋扈,残忍好杀,终于众叛亲离,被司徒设计诛杀,“尽灭其族”。【22】

   (四)“天假善恶”说

   现实生活中,有人善良却不顺利,遭遇灾难;有人作恶不但未遭报应,相反诸事顺遂甚至飞黄腾达。古人认为不能仅看表面现象;善人的不幸是上天祝福的途径,恶人的顺利却是上天加速其遭殃的手段,这就是“天假善恶”说。“究天人之际”的司马迁发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23】;上天允许厄运降临善人,是为了他们最终取得常人所不能有的成就。孟子也发现,伟人成就伟业之前都有经历患难的规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24】患难对善人而言,不啻为上天变相的祝福。相反,恶人虽一路顺利,但最终会败亡。“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因为“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25】。战国时代卫人吴起,曾经求学于曾子,“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就断绝了和他的师生关系。为了当上鲁国将军、打消鲁国人疑虑,吴起竟杀死身为齐女的妻子,“将而攻齐,大破之”。其“杀妻求将”的恶行不但没有遭受报应,反而因此建功立业。后来吴起去鲁适魏,屡战有功。在楚国,深得楚悼王信任,被任命为楚令尹,地位显赫。但楚悼王死后,吴起很快就遭受杀身之祸。【26】清代儒者丁耀亢认为,吴起的功业正是其败亡的原因,“学术而无本,功名之所以杀身也”【27】。恶人的“好运”,实为上天刑罚报应的手段。

   二、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理实质

   在法理学视域中,儒家的“善恶报应”为一种“法”规范。“善恶报应”,既惩恶又扬善,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引作用。在社会交往中,根据主体行为善恶,对其祸福结局具有预测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行为善恶与结果福祸之间的因果关联,对人的行为也具有评价作用。通过将善恶福祸等社会现象凝结为具有逻辑关联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使之内化于人的心中,并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扬得到广泛传播,“善恶报应”对人的行为也具有教育作用。可见,“善恶报应”具有法的全部规范功能,是一种“法”。【28】这一“法”的运行,实为司法“审判”。审判是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对案件进行审理并判决的活动,审判的主体为拥有裁判权的法官,审判的对象为涉案当事人,审判的依据或标准是国家或某一共同体的法律。儒家的善恶报应,具备司法的诸要素,其审判为“超验审判”【29】。儒家的“善恶报应”理论,实为一种“超验审判”理论。

   (一)审判的主体,是至高的超验实存“天”

   “天”是中国古人心中的宇宙、最高主宰。关于天的本体,中国古人认为有“自然之天”“人格神主宰之天”“道理之天”“天国之天”等【30】,这些观点并不互相矛盾,而是从不同侧面对“天”所形成的认识,可以将这些观点统一概括为“最高位格神”之“天”。作为中国古人信奉的最高神,“天”在殷商甲骨文卜辞和周朝金文中又被称为“帝”“上帝”。在古籍经典中也有“上帝”“帝”“天帝”“皇天上帝”等称呼,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31】。《五经通义》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亦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一。”隋唐时期,依据《周礼》,国家礼典中至上神的名字被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宋代人也有类似观点:“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32】因此,“太一”“皇天上帝”“昊天上帝”都是至高上帝“天”之别名。历史长河中,曾经有人质疑这位“天”是否真的存在。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商代“武乙射天”的史实:“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33】武乙骄横无道,羞辱上天,结果被迅雷劈死。《史记》也记载了另一个战国时代自负的宋康王“射天”之事:“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34】当时的诸侯都称宋为“桀宋”;后来,齐湣王与魏、楚伐宋,宋国百姓拒绝守城、纷纷逃散,这位“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的宋康王被杀死,宋国灭亡。【35】清儒丁耀亢通过熟读历史,观察人事,深深认识到,“因见夫天道人事之表里,强弱盛衰之报复,与夫乱贼臣子,幽恶大憝之所危亡,雄威巨焰,金玉楼台之所消歇,盖莫不有天焉”【36】。在儒家士人心中,超验的至高主宰“天”,是确实存在的。

   (二)审判的依据是至高主宰的“天法”

至高主宰“天”对人类有统治权,通过赐福或降灾,对人进行审判。“天”有其“法”,审判的依据就是“天法”。儒家报应论中的“天法”就是“赏善罚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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