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第十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22-11-15 09: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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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易斯以其在经济增长理论上的贡献获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那本数十万字的巨著——《经济增长理论》,从多个方面论证了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我们想要以一章的篇幅来探讨经济增长这样宏大的主题,是否太不自量力?但是,在我们这本仅属于架构性的著作中,不可能在此着墨太多。如果把我们的探讨集中在经济增长理论上某些令人迷惑的问题、某些争执不休的问题、某个核心的问题上,或许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

  

   一 经济增长理论的背景材料

  

   经济增长从来都是经济学学科中的重要主题之一,甚至可以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经济增长关联着国家的富强、社会福利的改进、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生活的改善……政治家们和经济学家不得不格外重视。而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危机只是短期的波动,经济增长却有长期的影响,经济增长上一个细微的差别,在长期中却会导致巨大的悬殊,〔见表10-1〕给人印象特别深刻,尤其值得高度重视。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囿于对经济现实的理解深度,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却大有歧异。

  

   表10-1  增长的累积影响[1]

  

  

   在表中我们看到,尽管不同国家最初经济水平一样,但由于经济增长率的不同,多年以后,它们的GDP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在重商主义的时代,人们认为财富的增进就是贵金属的增加,就是金属货币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只能依靠商业贸易;对一个国家而言,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多输出、少输入,以获取尽可能多的贸易顺差,让外国的贵金属流入国内。

  

   对于重农学派来说,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土地,只有农业才能获得净收益,只有农业是有效率的,其他部门〔贸易和生产部门〕没有净产出;他们也观察到农业资本在提高生产率、增加产出上的重要作用,因此认为农业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到了亚当·斯密那里,他的扛鼎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仅从书名上看,就知道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的,他首先从社会分工的发展来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他看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为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增加社会劳动的数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进国民财富;他也看到了国家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他更强调因地制宜、因应经济的自身发展来制定政策、法律和制度;最后,他认为适宜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亚当·斯密的影响是深远的,自此以后的经济学,几乎都是在围绕他的理论旋转,当然也包含经济增长理论。边际革命的兴起,做了进一步的抽象,把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看作经济学的核心,使资源的最优配置成为经济学的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把经济增长问题更加普遍化了。

  

   马歇尔作为一个古典主义的伟大的综合者,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越出古典主义的传统,从土地、劳动、资本、劳动组织或社会分工来说明财富的增长,使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从亚当·斯密到边际学派再到马歇尔,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的主流,虽然也有其他的经济学支流对它发起了冲击,但最终都被古典主义经济学裹挟着前进,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更是如此,它几乎没有遇上什么挑战,一直居于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周期的规律出现及经济危机的日益严重,不得不使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供给转向需求、从经济增长转向危机应对,特别是在1929年的危机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已不是什么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太慢的问题,而似乎成了是经济增长过快的问题。于是,经济增长一度淡出了经济学的视野。

  

   伴随凯恩斯革命而来的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趣又再度兴起,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首先是哈罗德和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他们深受凯恩斯的影响,把他们的模型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和一般均衡的基础上,在考虑经济增长问题时,把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一般均衡、资本边际效率结合起来,使经济增长理论具有更加恢宏的气势。在这个模型中,他们认为,为了保持经济中的资源充分就业,经济必须持续增长;而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保证投资的增长要有适当的比例;可是,他们怀疑年投资增长是否能够自动地维持充分就业,事实上,他们的模型暗示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处于“刀刃”上的;他们特别突出了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致把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如何提高储蓄率以增进投资、从而实现经济起飞上来。诚然,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型远不完善,但是,尽管在他们的模型中资本的产出比固定不变;尽管他们的模型把经济置于刀锋上行走,使经济仿佛天生就有不稳定性;尽管他们的模型中资本和劳动没有替代关系;这些都与实证经验多有龃龉。我们还是要说,他们的增长模型仍然具有开先河的功绩。

  

   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缺陷,索洛1956年提出了他的增长模型,其主要的特点:资本和劳动有替代关系;经济在长期内是会自动趋向稳定的。显然具有针对性。有趣的是,索洛自称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但在他的模型中,一般均衡,完全竞争、价格的充分弹性、充分就业、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这些新古典的法宝,或是作为前提,或是作为假设,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或许也是索洛增长模型得到新古典学派钟爱的一个原因。索洛把储蓄率、人口增长率、资本的折旧率、技术进步率等变量引入他的模型中,用它们的变化来说明经济增长,其中他特别垂青技术进步的作用。从他的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长期内,一个经济体将趋向稳定状态的均衡;总产出的增长率依赖于人口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只取决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在既定的折旧水平下,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依赖于储蓄率与人口增长率;储蓄率的增加给人均产出增长带来的影响是暂时的;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经济体具有趋同性。索洛模型颇有解释力,从该模型中引申出的结论“总体上符合经验事实。”〔曼昆语〕但是,同样是经验事实表明,索洛增长模型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显著差异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对不同国家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异也解释乏力;国家间经济水平趋同的程度亦大大低于模型的预测。在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索洛增长模型中的决定性变量——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这也削弱了它的理论魅力。

  

   与索洛增长模型参差前后,刘易斯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或城市化的过程,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有意义;舒尔茨则开辟了人力资本的研究,强调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他们二人以此共同获得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二人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不如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闻名遐迩,或许由于索洛增长模型形式优美,简洁明快;或许由于索洛模型有深厚的新古典微观基础;或许由于索洛模型解释经济现实有较大的容量;索洛模型成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参照系,人们从中引申出新的变量,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索洛增长模型有其局限性,不少经济学家试图超越它,罗默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罗默1986年的模型中,他认为个别厂商发明的新知识对其他厂商的生产可能区间产生一个正的外部效应, 因为知识技术是不能完全专利化加以保护或永远不为人知的。这种技术知识的外部性将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这就可能产生“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无边界地增长;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水平也不需要趋向一致;经济增长在欠发达国家中可能持续慢于发达国家或许经常根本就没有经济增长。”〔罗默语〕这无疑是对索洛增长模型的挑战。罗默对自己的模型还不太满意,因为在这个模型中导致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仍然是外部的,他要继续谋求一个把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模型。在他新的模型中,技术进步仍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但技术进步不仅是物质资本的投资,还有人力资本的投资;技术水平的变化是内生决定的,取决于经济部门内在的利益驱动;促进技术进步的思想的成本一经投入,可以不费成本地重复使用。罗默的新模型,把经济增长理论向前推进了,它让技术进步内生化,试图解决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问题,这是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生产方程中的边际收益就不只是递减的,而可能是递增的,相应地规模收益也是递增的,这破除了新古典经济学中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带来技术进步的思想创新,既可能有外溢效应,又可以取得专利,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竞争的,这对新古典的冲击尤其大。

  

   在经济增长理论上,还值得提到的是,新制度经济学以对产权、交易成本等的分析,提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他经济学家分别对社会基础设施、经济组织、贸易、政府政策、法律体系、研发经费、历史状态等等的研究,也从不同的侧面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解读。[2]

  

   二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一小节的题目似乎更加宏大,但在整体经济的运行中来考察这一问题,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弊,何况我们只是探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总趋势,而把具体的研究甩给部门经济学或其他分支经济学,这将会符合我们的总体框架。

  

   更多的责难可能会来自这里: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一般性,它能够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来论证,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略有特殊性,那也被并入发展经济学中去加于研究了。我们的理由恰好在于,现在人们或者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作为异类来加于研究,忽略了它们的共同性;或者忽视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具体区别,没能在这种具体性中找出它们的一般性。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这种区别中发现其同一,在这种同一中兼顾其具体。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1995年人均GNP低于76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P9385美元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介于二者之间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一般把中、低收入国家划为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归为发达国家。这样一分,发达国家包括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3]北美的加拿大、美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他均可划为发展中国家。[4]

  

粗略地看,发达国家即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西方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只是量的区别,我们可以说,现有的发达国家也是从发展中国家发展而来的,而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假以时日,也有可能发展为发达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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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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