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志翔 马戎: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22-11-01 23:43:23

进入专题: 语言   民族国家建构   国家通用语言   国家语言政策  

菅志翔   马戎  

  

   摘要: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语言文字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工具成为群体认同的文化基础并发挥了特殊的凝聚作用,被视为现代“民族”进行政治与文化建构的关键要素。确定并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是构建现代国家公民政治认同和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文化基础。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各国政府为了强化全体国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各自根据具体国情制定并推行了本国语言政策,这些政策实践中展现的利弊得失,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无论是理解和学习其他文明,还是不断对自身文明传统的再认识,语言和语言变迁史分析将始终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关键词: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国家通用语言;国家语言政策

  

   语言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中具有特殊的角色与功能,是人类思想情感、信息交流和知识创造的工具性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随着人类群体社会组织与文化形态的不断发育和复杂化,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也变得日益复杂多样,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语言的使用扎根在日常生活的具体活动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些活动”。

   在更大范围考察语言对于人类生活的功能,可以看到深层语法结构与社会联结的底层逻辑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两个陌生人相遇时,帮助他们确立彼此认同的视觉要素是体质特征,即与血缘直接相关的体型、肤色、毛发等,以“我们看起来是否相像”来判断彼此是否属于“同类”。人们建立彼此认同的听觉要素是语言,用以判断彼此是否可以交流,“你是否能够听懂我表达的意思”,以此考察双方是否属于同一个文明群体并共享基本社会伦理。这是陌生人之间建立相互认同的最基础、最朴素的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也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发育具有一些结构性标识和类别体系,形成复杂的同类识别机制。

   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工具,“语言主要是一种语音符号系统,用来表达可交流的思想和情感……在人类历史的高级阶段出现了模仿口语模式的书写形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需要语言工具,而文字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如果说语言是观念的载体,文字的出现则使得普遍观念得以形成。”没有语言,人类个体之间无法进行信息沟通,也无法形成群体合作和社会组织。而没有文字,人类文明不会出现稳定且定义清晰的概念,也不可能在知识的大众传播和世代积累中得以不断延续与发展。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一些地区的人群创造出基于自身语言系统的文字,这些文字被邻近地区的人们所采纳,通过文字创制活动,记载各群体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思想发展和技术成果,为今人留下丰富的历史文献。语言词汇的创新和文字语法的演进,反映出人类群体在经济活动模式、社会组织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探索,并使语言升华为群体的文化符号和认同标志。作为信息情感交流和社会活动运行的工具,语言不仅是群体内部建立认同的重要符号,代代相传积蓄了朴素厚重的情感,也经由不同语言间的互译成为群体间交流的信息传递工具。概而言之,语言是群体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载体,是群体内部认同和辨别差异的文化基础和情感载体,也是不同群体之间交流并创建复杂宏大社会体系的工具。语言的交汇和词汇的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当人类社会组织发展出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后,语言文字在形塑人类社会联结方面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自17世纪以来,起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启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新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语言作为群体文化认同和政治整合的重要工具,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一些在工业化运动中走在前列的人群,为了表达各领域的新发明、新概念和新思想,借用历史上曾经使用的词根演绎出具有全新政治、科学与文化意涵的词汇,或者直接创造许多全新概念与词汇;而另一些发展相对滞后的社会则被迫接受外部强者输入的词汇、概念,并艰难地将其嵌入本土原有文化与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知识脉络间的时代断层和突兀嫁接必然造成某些词汇意涵的扭曲和误用。

   总之,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词汇已被特定历史时期人类文明发展赋予相应的政治与文化内涵,在以语言文字为边界的本土文化体系与外部文化体系的相互交流、互译、交融中不断演化,我们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理解语言文字所承载意义,并依靠这套观念和意义,努力争取主动和系统地参与全球各类事务。

   一、语言是构建现代“民族”(nation)的主要元素之一

   1. 民族国家在近代成为国际秩序体系的基本单元。

   20世纪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已经是领土边界明晰、拥有独立主权的社会共同体单元?民族国家(nation-state),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是以独立主权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这个现代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国家是“一个相对晚近、起源欧洲的造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驾齐驱,并最终统治了世界”,“现代民族是范围更大的国际体系的一个部分,在这个体系中,整个世界被分成彼此分离的民族国家,通过包括那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内含的共同观念和实践,这些国家又相互联系起来。这一体系于1648年缔结《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之后出现在欧洲。1818年以后成为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主导模式,后来由殖民主义以及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民族(state-nations)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中东、亚洲和非洲”。

   在工业文明基础上产生了新型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欧洲传统世袭封建专制秩序,萌生出用以凝聚新政体的现代“民族”(nation)意识。西欧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运动催生出现代国家制度。“直到20世纪,全球几乎所有领土(南极洲除外)才成为了独立的国家,从而取代了帝国、城邦、部落和神权政体等曾经统治着大多数民众和他们生活地域的政治组织。”19世纪的历史被白芝皓(Walter Bagehot)诠释为“民族创建的世纪(nation-building)……有史以来,欧洲的版图首次依照‘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重新划分,与此同时,欧洲式的民族主义也被殖民地解放运动与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争相奉行采纳”。

   2. 共同语言是“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重要因素之一。

   几百年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各国的“民族”认同究竟依据什么来建构?“民族”之间的边界应当按照什么规则来划分?哪些因素是构成“民族”认同意识基础的核心要素?

   在推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多种复杂因素中,使用共同语言被许多学者视为构成“民族”(nation)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韦伯把“共同语言”视为“民族情感形成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文化要素”,“无论何处的民族情感形成过程,都会有一些文化要素作为最重要的实证基础,其中首先出现的就是一种共同语言。……随着国家、社会和文化的民主化进程,语言的重要性势必会与日俱增”。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在“族裔的民族模式”中,最重要的两个认同基础就是血缘和语言。“许多世纪以来,语言‘霸权’(language supremacy)和统治语言的‘纯净’(purity)一度在许多土地上是权力斗争、国家和族群认同的焦点问题。”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19世纪末,族裔和语言(ethnic-linguistic)才成为公认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甚至主导因素”,“根据语言民族主义的古典模式,通常都是有一种族群方言被发展成全方位的标准化民族书写语言,然后这种民族语言又顺势变成官定语言”,“民族主义所要团结凝聚的对象,是具有共同的族源、语言、文化、历史传统,或其他特质的人民”。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语言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耳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这段话清楚地说明,现代语言的发展进程与民族融合、混合过程和经济与政治集中进程同步,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产生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一过程也可被视为与“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同步的语言政治化与标准化。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四个要素中的第一个就是“共同语言”。他的民族理论对苏联的“民族识别”和南斯拉夫、中国的民族理论曾产生重大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民族主义运动进入兴盛时期后,语言进一步成为“民族”内部凝聚和彼此识别的重要标志。在近代欧洲,“对于意大利与德国来说,他们主要便是借共通语文来凝聚起民族认同”。大量实例表明,语言毋庸置疑地是17世纪以来各地民族主义运动用以构建“民族”认同的主要元素。“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如果某一类别的人(比如某个特定领土上的居民,操某种特定语言的人),根据共同的成员资格而坚定地承认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他们便成为一个民族”,“人类被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语言是那些将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差异性的外在的和可见的标志;它是一个民族被承认生存和拥有建立自己国家和权力所依据的最为重要的标准”。

   正是因为语言在凝聚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功能,一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动员过程中发动“捍卫语言运动”,建国后重视制定国家官方语言政策,目的是借助政府的权威性和相关制度对民众的语言观念和行为进行整合。“当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在1990年开始得势之后,其所提出的第一项要求便是:‘确立斯洛伐克语为唯一官方语言’,并强迫境内总数达60万的匈牙利裔居民必须以斯洛伐克语与官方打交道。1990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人士也立法规定:‘以阿拉伯语为阿尔及利亚国语,与官方接洽时若使用其他语言,将处以巨额罚款。’这项法令不像是表示该国已从法国影响下获得解放,反倒像是为了攻击其境内约占三分之一人口的柏柏尔人”。

   3. 国家边界划定可能导致语言群体地理分布与国界不重合。

   在历史上,各行政管辖实体之间通常以山脉、河流、城镇和庄园领地为界,语言同一性不是划界的单一要素。1659年《比利牛斯条约》标志着国际关系的重要转型。此后各国开始以经纬度为坐标开展线性边界勘绘工作。由于传统行政管辖边界的历史性延续、历次内外战争造成的各政治实体间的国界变动,加之各语言群体人口的跨界迁移,在各国划定国界的过程中,“语言和国家的界限有时并不一致。很多政治体早在他们最终和某种单一的民族语言相联系之前就长期存在”。同一族群或同一语言使用群体的成员居住在国境两侧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这些跨境成员面临所在国推行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的政策要求也是普遍现象。

“在欧洲民族主义的全盛时期,比起其他任何标准,语言都被更频繁地引用。……尽管如此,出于几个原因,语言并不是构成民族性(nationality)的充分条件。语言不是固定不变的,政治对语言边界的构建和语言对政治边界的构建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例如,欧洲的语言边界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10至15世纪各王国的边界。在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语言区域或者过小(热带非洲),或过大(拉丁美洲、阿拉伯中东地区),无法为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states)提供适宜的社会地理环境(setting)。如果将世界的语言地图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边界进行比较,结果会发现,这两个边界大致相同的有20多个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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