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探求合乎东亚文化传统的宗教学研究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8 次 更新时间:2022-10-09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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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 (进入专栏)  


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宗教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民族的文化甚至是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同时,宗教文化的发展也是离不开一定的整体文化环境的。在不同文化环境下(包括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宗教文化,也就各自具有不同的特性。每一种文化都集中地凝聚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宗教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包含了它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以及信仰习俗等等,同时又都是跟整个文化的这些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文化时,就不能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文化环境,否则将不可能准确揭示这一宗教文化的特点。这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某一特定民族、地区或历史时期的宗教文化时,必须要从该民族、地区的整体文化特点入手去分析其宗教文化的特点,并由此归纳出合乎本土宗教发生、发展、变迁等规律的相关宗教理论来指导本土宗教文化的研究。而不应当简单地套用根据其他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和宗教文化特点归纳出来的宗教理论来研究它。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积极开展深入的宗教学研究,需要根据东方宗教的特点,提出我们自己的富有个性的宗教学理论来,不能完全搬用西方宗教学理论来解释东方的宗教文化现象。这是当前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宗教比较研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可能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各自特点,也才会认识到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宗教文化现象,应当用不同的宗教学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它。

我在这里主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为例来分析。不过,由于中、日、韩三国在传统文化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近代宗教文化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相同的学术路向,我想中国宗教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对韩、日两国的宗教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启发。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受各种对宗教认识上的误解或偏见的影响,长期以来宗教研究十分滞后。从宗教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来说,至今我们基本上还停留在借鉴西方宗教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层次上,尚未形成具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宗教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然而,当我们用西方宗教学理论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宗教文化现象时,又常常感到许多矛盾和说不通的地方。有的甚至削足适履,把中国宗教的情况改造成适合于西方宗教的理论,沦为论证西方宗教理论的一些例证。

中国的文化背景与西方不一样,中国宗教的理念、教义等也和西方不一样,因此,我们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一定要抓住中国文化的特点,抓住中国宗教自己的特点。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宗教研究处于一种落后状态,不仅没有现状的调查、田野的考察,更没有一套比较成系统的理论的指导。所以很多年以前,我就提出中国的宗教研究如果要赶上去,就必须要提出中国自己的宗教研究理论来。但这种观点提出后,也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中国不可能提出什么宗教理论。但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认清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够把握到中国宗教的一些特点。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些特点,就可以为我们建构自己的宗教学理论打下一个基础。所以今天我不敢讲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宗教学的理论构架,而只能谈一些特点,以供大家参考。根据这样一些特点决定我们研究中国宗教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中国宗教的理论,而不再是削足适履地套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宗教。

以下我想结合中国整体文化的特点,来谈一谈中国人的宗教观和中国宗教的一些特点。

首先,中国三代(夏、商、周)以来,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观念的主导下,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神权永远从属于王权,而在西方中世纪有上千年的历史是神权高于王权的。佛教从它的教义和仪式上来讲,出家后就不用服从世俗礼节的约束了,见了君主或父母也不用跪拜。因此当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是不是要拜王者、拜父母就成了礼仪上争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从整个的情况发展看,这些出家人很快地看到“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佛教的推广一定要借助王权的力量。所以历代的许多帝王都是佛教的大护法,有了这样的大护法,佛教才可以得到推广。这是跟西方很不同的一个特点。

第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一神的信仰,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天的观念,而是一种多神的信仰。所以中国宗教中虽有各种各样名称的至上神,比如:帝、上帝、天、太一等,但始终是一种多神崇拜的状况。在一般的民众中,也没有说只能信这个神,而不能信那个神,所以老百姓往往是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这跟西方只能拜上帝,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对神的理解并没有这样一种神圣性,灵就信,不灵就不信,甚至于还骂,这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所信仰的神也没有像西方“造物主”那样的概念。中国人所信仰的神里面大部分是自然神,山有山神,河有河伯,门有门神,灶有灶王爷,房间里面四个角落也都有神,而并不是造物主。

第三,祖先的崇拜。中国的神常常是祖先,比如上面讲到的帝、上帝等在甲骨文中主要是指这个部落的祖先。对这个部落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死后就变成了帝、上帝等,他会保佑和监视他下方的子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英雄崇拜、圣贤崇拜。而即使是这样一种想法,到周代也开始发生变化了,那就是这些祖先神或圣贤神也不是盲目地来保佑他的子孙,而是要看这些子孙是否值得保护,不值得保护的是不肖子孙,只能换一个有德的人。所以周代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叫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到后来这种思想更是进一步发展,春秋时讲“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神之主也”,所以西周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这样一种文化,我们称之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文化。神是要看人的行为来发生他的作用的。

第四,在人神关系上,人并不唯神命为听,不相信神有绝对的权力,在处理人神关系上,就如同处理人际关系一样。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讲到这样一种情况,他说:中国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驳建立孔教义》)我认为他这种分析很有道理。另一位著名学者唐君毅先生在《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中也讲到:“世界其他有宗教的民族,无不把神人关系看得比人人关系重,主张爱上帝的心应当超过于爱人的心,即使是爱人也是为了上帝而去爱人。然而在中国,则从来不曾有主张爱神应该超过爱人以及爱人应当本于爱神的学说,所以在中国没有与人隔绝的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力的神的观念。于是就把神视作人一样,因而以人与人交往之态度对神。”我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宗教里面跟西方宗教大不相同的地方。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又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对此,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曾分析说,西方的宗教可称之为“神道”的宗教,而中国的宗教可称之为“人道”的宗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中对人伦关系的关注,远过于神人关系。

第五,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现世性和功利性,而缺乏神圣性。中国佛教禅宗强调佛与凡夫的差别就在于,佛是觉者,凡夫是迷者。而要获得觉悟,是不能离开现实世间的。诚如《坛经》中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觉悟),恰如求兔角(兔子是没有角的,比喻求不到的)。”费孝通先生在他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