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敢于面对自己不懂的“生活”

——现实主义的文体哲学与典型论的哲学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22-10-04 21:44:06

进入专题: 现实主义     典型论     文体哲学     恩格斯    

周志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现实主义的政治使命(文体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的真实再现(文体修辞学)存在着逻辑的裂痕,导致人们误把人民性的政治诉求和真实性的审美表达混为一谈。而从文体哲学角度来审视,这恰恰是现实主义内在悖论的症候。现实主义既是新现实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新的世界图像建立起来的时候,“现实”的新知识范式才能转换完成。“现实主义”不是诞生在有生活和对生活的模仿就有现实主义的时刻,而是诞生在“新现实”发生的时刻,即“机械的世界图像”确立的时刻。它“假装”不存在实在界(The Real),并把“人”(实在界)改造为“认知主体”(象征界与想象界的巧妙结合)。“现实主义”归根到底乃是一个关于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意识”的问题,而这正是恩格斯之典型论的关键性议题。典型论“创造”了一个勇敢面对自己不懂的“生活”的“现实主义者”形象。与其说现实主义“揭示”现实,毋宁说现实主义有可能“尊重”现实本身的昏暗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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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或者说创作出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这是一个学界思考了很久似乎也没有标准答案的话题。但是,“向生活学习”,却是诸多艺术家都认可的态度和方法。这当然会产生一种关于生活的刻板想象:生活是没有错误的,有错误的只能是不熟悉生活的作家。所以,现实主义首先被看作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同时,也没有比来自日常生活经验的感受更具有“真实性”的说服力了。“生活=真实”的公式也就慢慢被确立了起来。不妨举一个普通而颇具代表性的案例,来说明经验主义层面上陈述的“生活”所带有的“意义硬核”特性。

  

   1956年《人民音乐》杂志一则小文这样写道: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的“广播歌选”六月号(第70期)上刊登了一首采棉歌(张克作词),由于这首歌词的好些句子写得和采棉的实际情况不符,因此闹出很多笑话。如在第一段中:“早起麻麻亮,月亮未落坡,云雾绕在半山坡……”。我们知道农民是不会在天未亮就下田去摘棉花的,因为采棉不同割稻,棉花最怕受潮湿,把露湿的棉花采下来,就要影响花的质量,所以农民摘花一般都在吃过早饭等露水干了以后再下田。①

  

   这则题为《作者应该熟悉生活》的小文,其话语力量不是体现在其对艺术家熟悉生活的指导性方面,而是体现在其潜在的关于“真实”的知识型方面。题目中的“应该”二字体现出“本应如此”“理应如此”的话语态势。这则小文的结尾特别强调了对“农村生活”不熟悉,才会犯这样的文字错误。作者没有说“只有熟悉农村”才是体验生活的唯一出路,但是,农村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劳动者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却是这个时期关于真正的生活的知识型逻辑。中国革命的道路证明了工农结合的合理性,这也自然确立了文艺创作应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1942年5月,毛泽东就讨论分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生活的隔膜:“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②

  

   从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主张,到熟悉农村生活才能写出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其间是存在逻辑性差别的。毛泽东所主张的,乃是“文艺为人民服务,而不能为剥削阶级服务”这一观点;文艺工作者要贴近工农兵创作,放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傲态度。这也成为关于现实主义“文体政治学”内涵构建的关键性语义。然而,尊重工农兵,面向人民创作,毛泽东强调的是政治态度,而不是专指写作技法和文体理念。简言之,文艺为人民创作,不等于作家要完全服从人民群众的语言、思想和习惯——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提出来文艺创作要高于生活的原因所在。然而,文艺,尤其是现实主义被当作是文艺的主要形式之后,无形中变成了生活的“附庸”或者“学习生活”的产物——这恰恰是经验主义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违背。③

  

   由此,关于现实主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乃是什么才是“现实”的问题。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政治使命(文体政治学),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再现(文体修辞学),这两者之间的裂痕,恰恰是误把人民性的政治诉求和真实性的审美表达混为一谈。如果不引入文体哲学的视野,文体修辞学和文体政治学的裂痕则无法弥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和反思恩格斯的典型论便十分必要。

  

   从文体修辞学、文体政治学到文体哲学

  

   在笔者看来,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应以现实主义的文体意识和主体观念为线索,将现实主义的文体理念划分为这样三个时段:前工业化背景下的文体修辞学时段——现实主义的创作更多地秉承写实或模仿技法(同时呈现出对现实人生的强烈关注);工业化背景下的文体政治学时段——现实主义成为暴露资本主义现实罪恶的重要类型,也是启蒙主义政治的关键文类;数字社会背景下的文体哲学时段——现实主义的文体政治功能被重新反思,传统现实主义叙事伦理和文体理念受到质疑,真实性、现实与主体等问题浮出水面,现实主义写作倾向于摆脱传统“反映”理念,出现了新的现实主义文体探索。

  

   这种文体哲学的转向,体现了现实主义信心受到严重打击的状况。20世纪国家进步神话昭示和引领的史诗性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政治视野开始趋于坍塌。由国家主义的进步神话所养育的那种激情四溢的激情叙事,开始被一种更多地表达自我体验和生活境遇的叙事所代替。现实主义文体政治的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启蒙——批判的冲动,开始淹没在私人化的现场之中。“现场经验”无休止的追索,是对“距离消融”(Eclipse of Distance)这种叙述感的热情张扬。因此,现代主义也就呈现为对秩序和秩序化叙事的强烈对抗,并形成对理性主义宇宙观和世界观的摒弃。

  

   这三个历史阶段也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研究的三种视野。

  

   第一,以模仿、写实与反映为核心话语的现实主义文体修辞学研究视野。

  

   一直以来,“现实主义”被规定为特定的创作原则或者创作手法。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认为的,现实主义的本意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个指的是19世纪小说写作的特定范式,另一个指的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反复出现的对生活和现实进行反映的美学范式。④小说之繁盛与新闻写实有极大的关联,这铸造了现实主义与小说的姻亲关系(伊恩·瓦特,1992)。奥尔巴赫从人的心智能力角度细致讨论了“模仿”(mimesis,摹仿)在文学艺术中的意义。这至少呈现了长期以来学界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基本思路:“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源自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写实倾向,它在小说、会话、电影和虚拟世界中都可以“存在”。

  

   由此,关于现实主义如何实现这种模仿效果,真实地呈现外部世界,就成为文体修辞学视野下的首要命题。列宁借助于模仿这一概念,强调“反映”活动中“外部世界”与“映像”的不同,从而“反映”本身具有“客观性”特点。如果“反映”是“客观”的,而“映像”是“主观”的,那么现实主义研究要解决的重要命题乃是如何让“映像”正确。这就衍生出两个研究的路线。

  

   首先,现实主义研究将“反映”和“写实”区别开来,“如何修辞”变成现实主义的“形式”研究,即如何创造出“现实感”变得尤为重要⑤,而“反映”则转换为政治态度和理想原则问题。绘画领域对于光影的重视、文学领域对于白描的强调、电影和其他艺术对于真实场景的凸现,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理念。

  

   其次,在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中,避免自然主义倾向,从历史认识的高度,强调现实主义对生活更高更集中的反映(毛泽东)成为核心命题。新时期以来,关于现实主义内涵的解析(杨守森、李洁非、张炯)、现实主义反映论(狄其骢、陈剑晖、王干)、现实主义的写实理念转变(王若水、张德祥、南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吴家荣、吴秀明、吴中杰、董小玉)等研究,都隐含了现实主义“如何现实”的思考。

  

   第二,以批判、启蒙与介入为核心话语的现实主义文体政治学研究视野。

  

   马克思主义对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的思考,确立了现实主义的文体政治学内涵。现实主义本身强化了与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关联,致力于使用“真实感”来塑造、摧毁或者颠覆“现实”;与之相应,现实主义能够聚焦于历史的焦虑和矛盾,呈现现实的脆弱和黑暗,从而激发人们面对现实的革命性冲动。

  

   恩格斯在《致敏娜·考茨基》中提出“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的基本特征:

  

   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⑥

  

   这是将文体修辞学视野与文体政治学视野进行了生动结合的关键性表述。自此,“批判现实主义”成为现实主义研究的核心点之一。回溯至1855年,“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即库尔贝《现实主义宣言》所谓的“以传统的理性,以我自己独立的意识,来描绘完全意义上的感性认识”。可见,“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从进入文学艺术领域伊始就更侧重独立的理性运用与创造意识。而如果继续回溯到“现实”这一概念萌芽,可以找到席勒于1795年在《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中所说,“尽可能的完美摹仿现实”是作为“全部天性表现在外在生活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出现的。⑦“现实主义”无论从萌芽至其批判期,重心一直位于主体性建构一边,而非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卢卡奇把现实主义看作是“伟大的文学”,乃是强调资本主义破碎的现实条件下,现实主义对总体性视野(历史意识、阶级意识)的构建。显然,这样的思路否定了把现实主义仅仅看作是特定风格或形式技巧的观点。于是,现实主义的启蒙性和介入性问题浮出水面。

  

   巴赫金认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多语性”可以让社会中的不同群体获得表达权,埃里希·奥尔巴赫也认同现实主义的民主性;毛泽东则强调其人民性和革命性,以及对于现实的批判性。鲁迅、茅盾等作家之所以强调“写实主义”,也是因为看中了现实主义文体暴露衰败现实、启蒙民众觉醒、激发革命冲动的价值。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冷静观察世界的方式,体现出与科学主义相伴随的历史态势,它是现代性启蒙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文体政治学角度对现实主义的负面价值进行分析,也是这种理论视野下的有趣现象。萨特强调,现实主义的镜子“模仿”了资产阶级社会,使得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神秘化”,这显然与早期现实主义面对宗教文化呈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去神秘化的趋势相违背。在今天,现实主义有可能成为拒绝历史化、抵制乌托邦、放弃改变的文体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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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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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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