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相宜 陶雨馨: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的“做阶层”——新加坡华工阶层实践的发展历程研究(1911—1990)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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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相宜   陶雨馨  

   【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与阶层/阶级同为20世纪影响深远的话语和实践。本文以新加坡华工阶层实践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例,探讨民族主义叙事如何为具体的阶层实践提供合法性框架与话语形式。新加坡的华工阶层实践与民族主义叙事之间存在高度的亲和性、内在的共生性与同步的互构性。工人作为重要的历史主体,创造性地将民族主义叙事与阶层/阶级实践相结合,从而形塑了某个特定历史阶段。

   【关键词】 民族主义,阶层实践,新加坡华工,历史实践

  

   一、有关民族主义叙事与阶层实践的讨论

  

   本文聚焦于民族主义叙事及相关阶层主体实践的议题。就民族主义研究领域而言,引起学界最多讨论的是建构主义视角。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而言,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其本质是将政治共同体想象为有限的、拥有主权的、平行地跨阶级的叙事类型和话语形式。①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民族是文化工程师通过伪造象征物、意识、神话和历史而被发明出来的“传统”。②族群-象征主义者则指出,民族的建构是在以历史记忆为核心的原生族群基础上,由族群领袖或族群自身策略性地重新演绎或调整的结果。③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建构主义视角存在的反历史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其忽视了对前现代政治群体的表述与现代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④相关的民族和族群政治模式的最终确立往往符合或包含着这种历史正当性。民族主义自形成以来,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旨在容纳某些群体而常常以暴力的形式排斥或边缘化其他群体的历史建构,⑤其内涵和作用不仅由“发明者”定义和支配,而且受到国际体系、民族国家、政党政治、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多层互构。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影响20世纪至深的叙事框架和主体性实践之一,那么阶层/阶级则是另一种重要的话语与实践。与民族主义隐含了对某个地理疆界的认同相比,阶层/阶级话语所提供的分类框架往往跨越了民族国家边界。马克思认为,人们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不同而从属于不同阶级,但此时他们仍处于“自在阶级”阶段。只有当人们在关乎本阶级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有意识地突破“经济条件”的边界,追求并实现更丰富、更重要的使命或抱负时,“自在阶级”才能转化为“自为阶级”。⑥可见,马克思已经深刻洞悉阶级的可为性问题,并且由此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⑦后续不少学者在马克思所提出的“自为阶级”概念的基础上,广泛讨论了阶级的意识维度与实践层面。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将阶级形成视为结构性和主体的能动性同时造就的动态过程。⑧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进而强调,阶级是在日常互动过程中做出来的,是一种“活出来的经历”。⑨蓝佩嘉则指出,阶级是透过个人的日常生活实作来达成、实现的,即“做阶级”(doing class)。⑩阶层/阶级已经不仅是结构上的客观位置,而且还构成了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施事性(agentivity)话语。在这种话语的支持下,处于实践当中的主体通过持续展演、相互区分来达成阶级差异和社会阶序的再生产。11

  

   如上所述,学界围绕民族主义与阶层/阶级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还是被各种因素建构的产物,产生了旷日持久的争论。阶层/阶级和民族主义也经常被看成对立的身份认同,且为相互竞争的历史主体角色。但也有学者注意到二者之间若隐若现的亲和性与内在关联。杜赞奇认为“阶级”是建构强有力民族的修辞手法,阶级斗争的“普遍”理论往往被置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中实现,如“阶级民族主义”。12希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则指出,民族独立斗争与阶级斗争总是交织在一起,民族运动的领导人物大多来自某些特定的社会阶级,其民族情感的表达往往与其阶级诉求重叠在一起。13考克斯(Oliver Cox)发现,族群差异只有作为族裔的社会相关性或阶级政治的一部分时,才展现出其重要的政治意涵。14可见,现代国家的转型与国族建构的进程通常包含两条相关联的线索:一条可称为民族主义从萌发到成熟的历程,涉及的是自上而下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另一条则是相关历史主体的“做阶层”过程,涉及的是自下而上的社会阶序重构。现代民族主义(无论在叙事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作为一种强大的结构性存在,常与阶层/阶级议程相互配合、借鉴、吸纳,成为理解全球社会历史转型背景下纷繁复杂的各阶层实践的重要路径。比如,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工人运动带有强烈的民族解放与独立建国的色彩,其阶层意识、话语动员与实践行动直接受到当时更为宏大的民族主义叙事的影响。然而,究竟民族主义话语是如何影响具体的阶层实践的?而当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不断发生变迁时,其相关历史主体的阶层实践又呈现怎样的特点呢?

  

   新加坡华工阶层实践15的发展历程与其民族主义叙事的流变为上述议题的讨论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载体。自开埠以来,新加坡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工群体。华工既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新加坡走向独立和现代化的重要历史主体。16学界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及其内部结构进行了大量讨论。17其中有研究已注意到华人身份认同中的经济和阶级利益维度(如华工与华商之间的分化),并将经济活动与种族特性相关联来探讨有关阶级认同和阶级形成的相关主题,18但鲜有学者将不同阶层主体的形塑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起来。事实上,二战结束前新加坡华工的阶层实践深受中华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而限于华人帮群内部;二战后,民族主义带有明显的反殖民特征且日益本土化,此时华工阶层实践逐渐脱离帮群结构的束缚,表现为二元的阶层叙事与激进的抗争行动;而至新加坡独立后,华工阶层实践在新的国族话语的整合下被纳入国家体制。由上,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华工的阶层实践与变化中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之间的逻辑关联。可惜的是,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及相关主体实践的多样性与目前研究的深入性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匹配。

  

   基于此,本文在回溯历史进程与梳理主体性实践的基础上,将“民族”和“阶级”这些抽象概念从相互割裂的时空单元中整合起来,并将其置于具体语境中来理解:民族主义叙事框架是如何为新加坡华工19的“做阶层”提供合法性基础及相应的话语形式的?在不断流变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下,华工群体的阶层实践体现出怎样的特征?我们尝试整合新加坡各历史时期的档案文献及统计数据,华工及相关人士(如侨领、华商、官员等)的口述历史,华文及英文报刊与相关研究成果来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民族主义实际上涉及政治运动和话语形式两个层面。但本文聚焦于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即主要讨论涉及创建现代国家的民族叙述结构对阶层实践的影响。而“做阶层”或阶层实践则延续马克思有关“自为阶级”的讨论,强调行动层面的阶层划界过程,即行动者利用某种话语叙述正当化自身的主体性实践,协商阶层界线甚至实现社会阶序重构。

  

   二、“救亡图存”:中华民族主义话语下的“做阶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族观念经由海外华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传入东南亚。这类政治传播活动使海外华侨萌发了作为“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而在新加坡,这一系列中华民族主义话语20催生了华工群体的爱国阶层实践。

  

   (一)中华民族主义话语在新加坡的兴起

  

   中华民族主义在新加坡的兴起既与新加坡作为海峡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近现代中国国族建构实践与民族主义话语在海外传播的影响。

  

   首先,殖民地的隔离治理结构与华人的整体社群结构为中华民族主义话语的进入提供了政治空间。一方面,英国殖民政府实行分治管理和间接统治政策,这种分化的治理结构使华人区别于“土著”与“殖民者”的族群性得以凸显,华人社群内部成员难以产生除族群性之外的明晰阶层意识或本土意识。另一方面,华人社群在二战前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整体性。各华人帮群垄断不同行业并掌控相关行业公会,21帮群呈现初步分化:在客观收入上,通常一个华工的年收入大约为100元叻币,而一个华商的年收入则为数万元叻币;22在主观认知上,华工视华商为“主子”,“尽管卖力拼命,主子依然毫无同情心”。23虽然存在上述分歧与分化,但华工与雇主如产生纠纷,主要还是依靠行业公会来调解,24华人社群的社会结构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整体性。在新加坡国家整合缺位与乡缘观念延续的背景下,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日本侵华等历史事件影响而在中国本土日渐成熟的中华民族主义话语逐步传入新加坡,并在华人社群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华文报刊促进了中华民族主义话语在新加坡社会的传播。20世纪初,新加坡华文报业蓬勃发展,出现了《南洋商报》《南洋新报》《星洲日报》等一大批华文报刊,胡愈之、夏衍、郁达夫等中国著名作家、办报人陆续南下新加坡,成为华文报刊的活跃作者,向广大华侨宣传“抗日救亡”主张。25华文报刊的爱国色彩亦日渐浓厚,报刊上的“祖国”“国家”等字眼专指中国,称“华侨与祖国的关系,有如生物与细胞般密切”,26并采用了民国纪年表达政治认同。27同时,随着日军对华侵略的不断升级,有关国内抗击日军的战报28占据了战时海外华文报刊的大量篇幅。这些报刊报道了侨乡沦陷后的惨状,并发出了“救乡即是救国”,“救乡所以救国”这样的中华民族主义号召。29华文报刊成为振奋华侨抗战信念、激励华侨爱国热情的舆论阵地。

  

   再次,民族主义话语在一系列爱国主义宣传运动中不断丰富与发展。在陈嘉庚的呼吁下,各帮群联合成立了南侨筹赈总会并发布《告侨胞书》,号召“各尽所能,各竭所能,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30“侨胞必须坚持不懈,出钱出力……以与祖国持久抗战”。31鼓劝义捐的歌曲也传遍新加坡城乡:“你一角,我一毫,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吐气扬眉,誓把中国保。”32为了向不识字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工如人力车夫、码头苦力、建筑工人等开展宣传,筹赈会在新加坡的市区和乡村演讲,用方言讲述抗日救亡的意义。33上述一系列对中国抗战表示支持的宣传行动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在新加坡的发展、丰富与成熟。

  

   这些以原生国为导向的民族主义话语对当时新加坡华工主体意识的形塑起到了催化作用,并进而对其阶层实践形成了积极的方向指引。共同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顺理成章地演化成爱国的主体性实践。

  

   (二)内嵌于帮群的爱国阶层实践

  

   华工接受中华民族主义话语的“教导”,发展出了以弱阶层意识为主导,内嵌于帮群结构的爱国阶层实践。

  

华工受中华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发展出具有爱国意涵的主体性意识。这种主体性意识萌发于华工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阶段,虽不具有明确的“一个阶层对抗另一个阶层”的意涵,但仍呈现出区别于华商的弱阶层意识。有关这一时期的华工口述史显示,华工会交替使用“福建人”“潮州人”等乡缘身份的表述与“估俚”(意为苦力)、“工人”、“工友”等具有阶层意识的词语。34在华工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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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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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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