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久 杨龙文:各民族共同富裕与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时代背景、逻辑关联及治理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2-09-16 01: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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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久   杨龙文  

   【摘要】从“两个共同”到“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理念深化,以及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接续,共同构成了当前民族事务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治理情境。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一个可供思考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各民族共同富裕与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体现在导向性逻辑、规范性逻辑和整合性逻辑三个层面。具体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发展价值取向,后者则是前者的法治制度保障,二者统合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体双维之中。以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治理机制,由驱动机制、规约机制、协调机制和嵌入机制四部分构成,分别以法治力量驱动民族地区经济高效运转,以法治方式规约民族地区社会资源分配,以法治手段协调民族地区利益矛盾纠纷,以法治文化嵌入民族地区共享发展理念,从而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实现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关键词】共同富裕;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中华民族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随着民族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起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了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贫富分化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完善治理机制是推动共同富裕不可缺少的一环。各民族共同富裕课题关涉民族事务治理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等多层次面向,需要进行源头性治理、综合性设计和整体性把握。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特别是增强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程度,可以成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一个可供思考的切入点和发力点。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依托,探索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对于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价值性规范、制度性调节、利益性整合和资源性分配功能,对于新时代促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兼具学理意义与现实价值。在迈向各民族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民族事务治理正处于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各民族共同富裕与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又存在着何种逻辑关联?如何以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实现?这些问题既是本文的核心关切,也有待于进一步在学理层面予以厘清。

  

   一、各民族共同富裕视域下民族事务治理的时代背景

  

   (一)思想背景:从“两个共同”到“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理念深化

  

   历经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形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一正确道路的具体内涵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被明确为“八个坚持”,其中包括了坚持“两个共同”,即“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两个共同”首次提出于2003年3月,此后,党中央把其确立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之后的近10年时间里,通过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等一系列关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和发展规划,“两个共同”思想得到了明确坚持与充分彰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的时代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明确为新的时代任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新的治理依托。在此背景下,我国民族事务治理领域的“两个共同”理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一方面,“两个共同”仍然作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涵之一,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关涉民族事务治理的主要政治场合和重大国家议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坚持。另一方面,“两个共同”理念的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充与丰富。尤其是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十二个方面进行总结时,除了在第二个方面提到“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外,又特意在第七个方面强调“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这进一步为“两个共同”赋予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具体情境内涵,即当前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指向和趋势动向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

  

   与此同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思想的提出也更加深化了“两个共同”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间节点和不同重要场合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脱贫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等重要论断,形成了“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重要思想。“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思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发展向度上的生动体现,深刻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仅是经济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思想立足于新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体现平衡发展、共同富裕的统一,贯穿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这一主线,回应了各民族发展需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生动体现。它将“两个共同”所体现的共同性提升到事关民族复兴、国家现代化的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下为“共同性”赋予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深刻意蕴。

  

   (二)实践背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接续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先导作用和指导意义。从“两个共同”到“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理念深化,既为今后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共同富裕课题提供了思想基础,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写照。2013年以来,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战略导向,并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等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采取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以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沿边开发开放、生态屏障巩固等方面为着力点,促进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发展相对滞后的薄弱区域得以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自治地方420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民族八省区312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

  

   在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的同时,西部民族地区仍然面临着“防止返贫任务艰巨、生态保护压力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滞后”等诸多发展难点。特别是有研究者通过对我国民族地区48个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实证测算分析后指出,大多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效率高质量、开放创新高质量、人民生活高质量等指标维度的发展指数上仍然相对较低,提升空间仍然较大,且不论与东部发达地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相比体现明显,就是民族地区内部“不同城市区域差异也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异常突出”。这反映出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程度仍然相对滞后,区域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因而,推动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而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就成为后脱贫时代的重要发展目标与基本实践导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接续,不断缩小由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叠加造成的收入差距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是促进民族地区实现稳定发展,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可行之路。

  

   (三)民族事务治理的共同富裕课题与法治化过程

  

   在迈向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两个共同”内涵的丰富,还是“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思想的提出,都反映出新时代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理念,都需要在民族事务治理的具体过程中予以彰显。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是民族事务治理必须坚持的方向。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即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力量来对关涉民族因素的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发挥法治对于民族事务治理的整合、规范、约束和协调功能。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既体现在非民族地区涉民族因素的公共事务治理上,更主要贯穿于民族地区的各项公共事务治理全过程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法治是民族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化是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因而,新时代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理念需要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中加以综合性考量与有效性整合,如此才能使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在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挥治理效能。各民族共同富裕关涉民族事务治理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交叉领域,具有较强的复杂性、综合性和艰巨性。这就使得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需要经济手段调控,更需要政策手段安排、尤其是法律手段保障。因而,作为“治国之重器”的法治就必须发挥自身治理效能,厘清治理角色定位,在民族事务治理过程中以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法治的力量来推进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

  

   二、各民族共同富裕与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逻辑关联

  

   (一)导向性逻辑:各民族共同富裕是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发展价值取向

  

   共同富裕既与中国古代“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小康之世”等传统政治文化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也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思想,特别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存在着密切关系。聚焦到民族事务治理领域,追求各民族共同富裕亦是各民族在政治上团结凝聚、法律上平等公正、经济上互助互惠、文化上包容互鉴的鲜明写照。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如果共同富裕的问题处理不好,“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民族地区分配性不均衡的矛盾主要是经济利益分配作用的结果,在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视角下,各民族共同富裕对于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更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和现实取向意义。

  

依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各民族共同富裕是经济基础在社会财富总量丰沛积累、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状态上的集中表征,而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则是国家上层建筑在民族关系处理和全面依法治国层面上的具体体现。通过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享有普惠公平的发展条件与发展机会,使得各族群众平等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不仅可以为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税收累积和财力支持,还可以进一步协调族际关系,化解社会不稳定风险,减少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成本与安全隐患,有利于调动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纪守法、依法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积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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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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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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