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国两制”蕴含的对国家治理模式的思考超越了意识形态，是基于事实与客观条件来解决一国或一个地区面临的重大的和平与发展问题。香港回归25年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成功有目共睹。然而，作为社会治理实践，过程难免有起伏波折。站在基本法规定的“五十年不变”的中间节点，回顾“一国两制”构想的初心，检视香港二十五年来实践的得失，把握回归后香港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不仅对香港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而且对“一国两制”理论的发展、相关制度体系的完善、台湾统一后的治理方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国两制”的初心与目标

“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立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首先用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在适用于香港的过程中，中央期望“一国两制”达致“三赢”局面，即中央满意，香港接受，英国（国际社会）认可。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二十五年来整体发展有序、保持了繁荣稳定。虽然在实践中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与中国政府存在不同，但均认可“一国两制”是最适合香港的制度框架。①

（一）“一国两制”的初心

上世纪80年代，“一国两制”构思时的初心与目标，体现在香港和澳门两部基本法的序言中，“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有利于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将之概括为，“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实现国家的统一。面对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中央政府需逐一解决，解决的手段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非和平的。当然，避免战争和冲突，以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统一永远是最优的选择。“中国政府……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②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央政府同样坚持用和平的方式，但“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③中国共产党迄今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坚持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④

二是确保港澳台的长期繁荣稳定。香港最先适用“一国两制”方针，无论是中英谈判时期，还是十三年的过渡期，以及回归后的25年，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专门谈到了香港过渡时期的情况，列举出不希望出现的五种情况，⑤就是着眼于香港的长期发展稳定。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谈到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他主要从变和不变及干预不干预的角度讲到“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⑥1989年12月，江泽民谈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交接之前，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我希望双方能从香港的根本利益出发，就民意问题取得共识。在经济方面，我希望英方不要搞过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开出过大的支票。基础设施过大过多，难以完成，将给香港带来问题。”⑦

三是以“一国两制”解决港澳问题，尤其是香港问题，有利于内地的发展。一个萧条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因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⑧。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对香港的政策，承诺五十年不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联系”⑨，而为了实现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还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

四是“一国两制”框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英两国1982年10月开始围绕香港问题进行谈判，1984年12月，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84年10月，邓小平回顾这场谈判时说：“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幷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英国接受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且认为这是最适合香港的制度框架，“毫无疑问，坚持‘一国两制’是确保香港在中国和亚洲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保持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最好方式。”⑩1992年，因应香港回归，美国通过《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同样接受回归后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幷确保继续给予香港不同于内地的特殊待遇。【11】

（二）“一国两制”实践取得成功

香港回归25年，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中，“一国两制”实践虽然遇到波折，但依然沿着当年的目标前进。

1.在促进国家统一上

1997年、1999年，香港和澳门，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澳门进行管治，确保港澳沿着“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行进。虽然港澳和台湾内部的具体情况差别很大，但从中央政府的角度，都希望这些地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对台湾问题，中央政府仍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开启两岸政党交流。与此同时，制定反分裂国家法，遏制“台独”势力。近年来，面对两岸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围绕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继续在促进国家统一方面发挥指导作用。

2.在确保港澳台的繁荣稳定上

中央一直是香港、澳门的坚实后盾。回归后，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央都给予“特区有求、中央必应”的支持。2022年初香港暴发第五波疫情时，面对特区政府提出的提升香港核酸检测能力、支援快速抗原检测包等医疗物资、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保障鲜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选派防疫专家赴港指导等请求事项，中央政府一一解决，为香港战胜疫情提供了坚强后盾。为了香港、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到两个特区，自“十二五”规划开始，港澳单独成章。从“一带一路”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从“横琴方案”到“前海方案”再到“南沙方案”，国家不断为港澳的发展提供更广阔天地。虽然台湾尚未实质统一，但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近年来接续出台的“31条”“26条”“11条”等一系列惠及台胞台商的政策举措，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3.在促进内地与港澳共同发展上

自1978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以来，香港和澳门的因素就融入其中。2018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指出，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挥的主要作用，包括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试的试点作用和城市管理的借鉴作用。截至2020年底，港商对内地累计实际投资额13013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引进外资总额的53.3%。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香港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截至2020年底，内地累计对香港实际投资14385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对外投资总额的55.7%。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在港上市内地企业1241家，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2449家的50.7%。【12】中央政府希望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内地共同发展，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巩固既有优势，发展新优势，但不会允许出现港澳影响内地发展的情况。因为在中央政府看来，内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最根本、最核心的，港澳的资本主义只是内地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补充”。

4.在国际社会认可上

香港、澳门持续稳定地发展，吸引众多国际投资者。美、英等国也从香港或通过香港从内地的发展中获益，形成多赢局面。香港、澳门回归二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实践持正面态度。英国的香港半年报告多年来一直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大体运行良好。【13】美国自1993年发布香港政策法报告以来，对“一国两制”实践的评价一直较为正面，但也会在一些年份就一些具体的事件，提醒中央政府履行承诺，维护香港“一国两制”，如2004年公布香港政策法报告时，遇到香港23条立法风波，美国务院代理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在香港成功实施‘一国两制’的信心，是基于中央政府作出的让香港特区政府有权保护已有的权利和自由的承诺”，“我们认为，香港的成功、繁荣和稳定一直幷将继续取决于北京在近20年前为香港融入中国而创立‘一国两制’框架时提出的自治前景”。【14】不过，随着香港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大国博弈的加剧，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一国两制”实践的评价趋于负面。

二、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

香港回归25年来，内外形势发生较大变化。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2020年中央出台香港国安法，标志着中央治港方式出现调整。2021年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在完成选举委员会、立法会和行政长官三场选举后，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的阶段，主要社会矛盾也从“管治权之争”发展到“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管治能力之间的矛盾”。

（一）香港本地治理面临的挑战

香港回归后，各方面不断发展进步，但也出现经济长远发展规划欠缺，公屋轮候时间长、房价高企市民置业难，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青年一代上流困难等问题。这些经济民生矛盾是长久积累的结果，给特区政府的施政带来挑战。而这些具体问题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管治理念和管治模式的困境。

1.管治理念导致的困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为香港经济腾飞助力良多，令香港形成崇尚自由化、市场化氛围，小政府、大市场理念深入人心。当时的港英政府基本采取有限管治的模式，尤其在经济领域，即主要由四大商会来管理香港经济层面事宜，而政府只发挥协调主要商会的作用。这种“官商共治”的模式有其好处，也确实为香港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重自由市场、轻宏观调控，重眼前发展，轻长远谋划等。

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基本延续这一管治模式，中央政府也采取“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策略。“大市场、小政府”理念及“官商共治”模式难以为香港长远发展提出规划。在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后，香港又在融入国家与面向世界的问题上踯躅不前，蹉跎岁月。倾向自由放任的管治理念令特区政府施政团队在施政过程中畏手畏脚，缺乏主人翁精神，打工心态明显。管治团队虽有心，但力不足，一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项目久拖不决，令市民怨气不断积累。

说到底，回归后特区政府施政团队没有想清楚“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该如何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及时统一想法，调整管治理念，以适应新形势，中央政府也自缚手脚没有给予足够指导，导致一些问题愈演愈烈，形成国家领导人关注的“深层次矛盾”。

2.经济民生问题带来的困扰。2020年香港国安法出台及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香港原有的教育、传媒乱象及行政、立法关系糟糕的情况得以大幅改善。但是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是市民不满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动荡时的助推剂。首当其冲的是土地房屋问题。截至2022年3月底，公屋平均轮候时间达6.1年，是1998年3月底6.6年后的新高，即香港回归25年来，虽经过多任行政长官努力，但房屋问题仍没有很好地解决，反而愈趋严重。其次，新经济增长点不明显，经济优势有所减弱。从四大支柱产业到六大优势产业，再到近年着力发展中的创新科技产业，虽然香港也在不断提出新的概念，但这些新的产业对GDP贡献仍处在个位数，主要的贡献者仍是传统的金融和地产。如果香港无法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今后的经济增长会持续面临困难，且持续衍生青年、就业等系列问题。再次，贫富悬殊较为严重。特区政府2021年底发布《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指，2020年香港贫穷人口高达165.3万（政策介入前），贫穷率达23.6%，数字乃历年新高。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高达0.473，创45年新高，是各先进国家及地区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最后，行政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公务员改革举措，包括改长俸（退休金）制为合约制、自愿退休计划、修改纪律处分机制、薪酬与工作表现挂钩等。近年又进行公务员宣誓，不过由于公务员只负责政策执行，难免会有人有“维持现状”、不求进取的想法。

此外，香港的治理还不可避免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香港只能选择与国家站在一起，而不可能像回归前那样在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博弈中左右逢源、两面受益。这也给特区政府妥善处理香港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挑战。

（二）中央对香港管治方式的调整

如果说香港回归初期，中央采取了“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较为放任的管治模式，那么随着香港形势及内地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开始逐渐强调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这一权力的落实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和体制机制的配套。从2014年的白皮书到2016年的人大常委会释法，从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到2021年的选举制度改革，中央不断推进对香港的全面管治。

1.强调依据宪法和基本法治理香港

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这是首次提出全面管治权的概念，是对香港当时形势的一种回应。

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的涉港内容首次出现“宪法”字眼，即“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中央开始强调宪法与基本法一起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从法律层面夯实“一国”。从此，依“法”治港就是依据宪法和基本法以及人大常委会决定治港。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指出，“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值香港的“修例风波”，所以针对性很强地指出，“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预示中央将依法行使权力，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与执行机制。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决定制定的香港国安法被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即日在香港特区刊宪生效。

2.调整中央领导港澳工作的体制机制

2020年2月，中央改组港澳系统领导体制，以前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变为中央港澳领导小组。此举一是强化中央对港澳工作的全面、集中领导。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中央港澳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统筹各方力量，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香港、澳门的政策规定，香港中联办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兼任港澳办副主任。二是完善工作层面的机制对接，有利协调统一行动。港澳办负责中央有关政策的推进和内地落实，两个中联办负责在地贯彻中央部署，前后方协调一致、科学分工、密切配合、互相补位，加强全国港澳工作一盘棋。三是赋能港澳工作机构，强化港澳工作力量。港澳办扩大人员编制，因应新的形势增设安全司和宣传司，更好地做好在港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外讲好“一国两制”故事的工作。依据香港国安法成立驻港国安公署，人员由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构联合派出，这是中央继两个中联办后又一派驻香港的机构，有助更好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捍卫“一国两制”实践。

通过改革理顺港澳工作的体制机制，改变过去“九龙治水”局面，促使各方发挥合力作用，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不变形、不走样。中央既然设计了“一国两制”，幷把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就要在实践中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既把实行社会主义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建设好。

3.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明确完善选举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3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全票通过新的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3月31日起施行。新的选举制度重构了选举委员会，扩大了立法会议席，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参加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保“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全面落实，坚决把反中乱港势力排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之外。【15】

2021年9月19日，香港成功进行了选举委员会选举，这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举行的首场重大选举。2021年12月19日，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举行，选民投票选出90名立法会议员。2021年12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听取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述职时，指出“新选举制度符合‘一国两制’原则，符合香港实际，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制度支撑，是一套好制度”。2022年5月8日，香港举行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以99.16%的超高得票率当选。2022年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李家超时再次指出，“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对于落实‘爱国者治港’、保障香港市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推动形成社会各阶层各界别齐心协力建设香港的良好局面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三场选举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新选制落地生根，香港的管治进入由治及兴的关键期。”

（三）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这个社会各种具体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起着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它在一个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往往有着不同的表现。香港回归25年，社会主要矛盾出现变化。

香港国安法的出台和新选制的落地之前，由于没有完成23条立法，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出于基本“不设防”状态，导致内外反华、反共势力视香港为影响或干扰内地的“桥头堡”。香港每次遇到的重大社会事件，都有内外反华、反共势力的身影。反对派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泥潭，建制派有心无力，特区政府在推进政策时经常受到掣肘，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成为反华势力趁机打“香港牌”制约中国政府的“管用”工具。因此，在香港国安法和新选制落地之前，香港的主要矛盾是“管治权”之争，是美西方及其在港代理人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争夺香港的“管治权”。在这一争夺中，虽然中央政府占据优势，但幷未形成压倒性态势。

香港国安法和新选制落地后，香港的主要矛盾变成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政府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无论是特区政府的管治还是中央政府的治理，都以香港的良政善治为主要目标。也就是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基本解决后，香港要在巩固安全的基础上重点解决经济问题，把经济发展好的同时，注重更公平的分配，让市民更好享有经济成果，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

中央搭好了“爱国者治港”的舞台，戏要由香港特区的管治者们来唱。多年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不会因改了选举制度、换了一届政府就迎刃而解，还需要香港各界同心同德，付出智慧与努力，才能逐步缓解乃至解决这一新的主要矛盾。

三、“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

“一国两制”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自香港、澳门回归之日起，“一国两制”实践就是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的治理问题。两个特区各有特点，治理方式也各有不同。展望未来，中央政府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仅因为“一国两制”方针写入党和国家的报告、文件，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还因为港澳的治理尤其是香港的治理对台湾仍有示范意义。

（一）中国政府会长期坚持“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方针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文件，会长期坚持。2021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在香港、澳门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后，“一国两制”的实践幷非一帆风顺。香港回归25年来，曾出现2003年的“七月事态”、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央政府认为这些社会事件损害“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16】为此，在决议中再次强调，必须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

按照十九大确立的新时代“两步走”战略，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三十年对整个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央会继续聚焦发展这一要务，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属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部分，而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本世纪中叶也恰是香港和澳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交汇期。中国政府不会改变这一方针。在中央政府看来，“一国两制”方针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那就更没有变的必要。

（二）中央政府在“一国两制”实践中“掌舵定航”作用凸显

中央政府在“一国两制”实践中的作用凸显，但仍严格限定在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范围之内。这对于以后的“一国两制”实践极其重要，也是中央反复强调的会“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均为“一国两制”实践主体。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不是体现在对香港具体事务的管理，而是体现在对香港整体发展方向的掌舵定航。依据基本法，属于香港高度自治范围的事仍由特区政府负责，中央的角色是在国家整体治理体系中确保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这需要：一是把香港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如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把香港确定为核心引擎、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十四五”规划确立了香港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角色和重要功能定位，以及在多个重要范畴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二是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加强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监督，确保“一国两制”始终行进在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轨道上。在属于中央政府管辖范围的事项上，中央会由上而下进行顶层设计，特区政府负责具体落实。这是一个“行使权力”的过程，也是一个按照宪法和基本法“规范权力”的过程。

香港回归后，其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中重要而特别的组成部分。中央对“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发展负有整体、兜底责任。在今后的“一国两制”实践中，“一国”的角色和作用还将进一步强化，这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三）“一国两制”实践仍会受到外部因素影响

过去二十多年，美、英等西方国家对香港事务的关注除了基于自身在港利益，还基于大国关系考虑。近年，随着香港形势的发展及中美博弈的加剧，美等西方国家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颇多指责。尤其是2020年香港国安法出台后，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港实施“制裁”，暂停一些双边协定，推出特别签证等。在美、英等西方国家看来，香港问题更多的是人权、自由问题，而不是主权、安全问题。对中国政府而言，主权、安全是根本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人权和自由属于治理问题。在香港维护好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能更好地保障香港的人权和自由。中国和美、英等西方国家对香港问题的定位不同，对“一国两制”实践的看法不同，对香港达至繁荣稳定的治理方式也存在分歧。然而，国家治理毕竟是一国内部事务。可以预计，随着香港国安法和新选制的落地，“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美、英等西方国家会调整对香港施加影响的方式，且对香港的影响力度会减弱。

香港未来“一国两制”实践仍会有美、英等外部力量的参与，但更多的是经济金融等领域的互利互惠，而非管治权的争夺。持续繁荣的香港、澳门符合当地的利益，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也符合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利益。

（四）“一国两制”对台湾的示范效应不是回归方式，而是治理方式

除了香港、澳门外，“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7】虽然港澳和台湾从面积、人口、自然环境，到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乃至社会文化等都存在差异，但自从中央政府用“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问题，就被视为对解决台湾问题有示范意义。虽然台湾社会及主要政党基本都不接受“一国两制”，但关注“一国两制”在港澳尤其是香港的实践。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台湾当局及“台独”分子藉“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宣传来攻击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放大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的恐惧与担心。台湾当局操弄“一国两制”有政治和选举的考虑，但中央政府考虑将“一国两制”适用于台湾，却是出于有效治理的目的。因此，对台湾而言，“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真正的示范效应不是回归的方式，而是治理的方式。

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开始以治理的眼光来看待台湾问题。早在2004年，《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就涉及到台北市；2008年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福州到台湾的通道显示为“规划研究铁路”。2016年印发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在“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中，“八纵”之一京港（台）通道，包括北京到香港（九龙）高速铁路，现已通车，另一支线为合肥经福州至台北高速铁路。2021年，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规划期为2021至2035年，远景展望到本世纪中叶。在加快构建6条交通主轴中，其中京津冀—粤港澳的这条主轴中包括了台北市，其所在的支线路径为：阜阳经黄山、福州至台北。除了交通设施，不断推出的惠台政策便利台胞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置业等。可以说，为解决台湾问题，交通设施的硬联通和心灵契合的软联通在同步推进。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仍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的长治久安，仍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在中国共产党推进“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进程中，拥有750万人口的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会为拥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的治理提供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参见英国发布的香港半年报告和美国发布的香港年度报告：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91526/Hong_Kong_Six_Monthly_Report_1_July_to_31_December_2019.pdf，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37162/Hong_Kong_Six_Monthly_Report_January_-_June_2020.pdf，https://2017-2021.state.gov/2019-hong-kong-policy-act-report/index.html，https://2017-2021.state.gov/2020-hong-kong-policy-act-report/index.html，2022年6月10日访问。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④《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2019年1月2日。

⑤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⑦《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2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⑩参见英国发布的香港半年报告：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9904/190327_Six_Monthly_Report_on_Hong_Kong_July_-_December_2018__FINAL270319.pdf，2022年6月10日访问。

11参见《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2nd-congress/senate-bill/1731/text?__cf_chl_tk=EeGAyh7aBUesea63JZr7gvX5k6OMV4GwWtxJXTLlBFs-1656463577-0-gaNycGzNCL0，2022年6月10日访问。

12参见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zhongguoxianggang.pdf，2022年6月16日访问。

13参见英国香港半年报告：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six-monthly-reports-on-hong-kong，2022年年6月20日访问。

14参见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US-HONGKONGPOLICYACT，https://2001-2009.state.gov/p/eap/rls/rpt/31102.htm，2022年6月1日访问。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2021年12月），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2页。

16《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载《求是》2021年9月。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李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港澳研究所副所长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8月号，总第2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