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澳门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阶段。”这一重要论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卷轴上标注了“一国两制”实践的时代坐标，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断，中央政府对港澳国际定位的新要求、新特点、新任务，以及贯穿其中的方法论，需要港澳各界深入学习领会。
“一国两制”实践迈进新阶段
“一国两制”实践新阶段始于香港由乱到治的历史性转折，以香港、澳门共同参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使命，以由治及兴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要务，以坚持全球化为亮色，以勇于变革、敢于创新为特征，其内涵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
（一）新阶段的使命——港澳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央政府始终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处理港澳事务。在国家“站起来”的阶段，对港澳工作坚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为祖国内地打破美西方的封锁发挥了独特作用。在国家“富起来”的阶段，港澳服务于改革开放，又“发挥连接祖国内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用，为祖国创造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发展的奇迹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国家“强起来”的阶段，港澳服务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2022年中共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使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成为新时代“ 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
（二）新阶段的主线——实现港澳“由治及兴”。香港回归以来的一段时期，始终面临外部风险的考验和“颜色革命”的阴影，负面选举周而复始，“否决政治”蹉跎岁月，经济发展转型一再延宕。2019年“修例风波”更掀起香港回归以来最严峻的政治风浪，甚至危及政权安全。所幸，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实现了香港由乱到治的根本性转折，标志着“一国两制”实践整体迈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自此，爱国者治港治澳根本原则得到全面巩固和加强，香港、澳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制度机制，依法惩治反中乱港分子，制定实施新的选举办法，全面落实爱国主义教育，持续铲除“乱”的土壤、夯实“兴”的基础。2024年3月，香港历史性地完成基本法第23条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港澳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安定祥和局面，发展经济成为港澳社会上下一心、众望所归的主旋律，港澳也得以用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走向国际。
（三）新阶段的要务——实现港澳高质量发展。回归以来，香港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澳门创造了跨越式发展的“濠江奇迹”。然而，港澳仍面对着有待破解的深层次矛盾，需要实现从旧发展动能向新发展动能的转换。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金钥匙”。香港、澳门不能满足于“保持”既有的繁荣，而必须谋划并实现更好的发展，打开发展新天地、不断创造新辉煌，“不断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港澳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独特。对内，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多元发展，并持续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需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吸引全世界范围内的积极力量参与“一国两制”建设。
（四）新阶段的亮色——坚定推动全球化。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动力和阻力并存，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贸易限制措施层出不穷，全球贸易前景蒙上阴影。在“冷战思维”“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倒退思维的影响下，国际产业链加速向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阵营转移，全球化面临严峻考验。对此，我国旗帜鲜明地坚持全球化，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倡议”，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系列主张和政策，成为全球化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和行动派。根据中央政府的明确要求，香港、澳门需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深化同各国各地区交往合作”。
（五）新阶段的显著特征——勇于变革、敢于创新。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国家改革发展蓝图，明确指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习近平主席指出，“富不可自满，安不可忘危。要展现更大魄力，勇于变革、敢于创新，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开创澳门发展新局面”。他进而明确要求，澳门需要“革新管治理念，改进管治方式，强化宏观统筹，建设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这对香港同样适用，“一国两制”新阶段，就是在长期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守正创新，不断丰富其时代内涵，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的过程。
“一国两制”新阶段的国际定位
习近平主席指出，香港、澳门要“发挥独特优势、强化内联外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广泛拓展国际联系，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让‘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国际大都市的品牌更加靓丽。”综合相关论述可见，中央政府对港澳的国际定位，正形成包括价值理念、战略定位、实践经验、体制机制、任务配置等层次分明、体系完善的论述，指导港澳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第一，明确了“一国两制”价值理念的世界意义。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国两制’蕴含的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护”。这进一步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并指出了其世界意义。在世界面临要和平还是要战争、要发展还是要倒退的选择之际，“一国两制”为处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的人们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提供范本。一是创造了以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的成功实践，打破了以战争决定领土归属的“定势”。二是创新了国家治理模式，以高度灵活、务实有效的方针政策，激活新回归领土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打破了“以动荡更迭政权，更导致进一步动荡”的“定势”。三是实现了一国之内两种社会制度共存共处、互学互鉴、共建共享，打破了不同社会制度“是你吃掉我，还是我吃掉你”的“定势”。“一国两制”解决了近300年来国际政治史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难题。这和“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突出特征是相契合的，体现了中国“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理念，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宽广胸襟和务实作风，为当代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借鉴。
第二，港澳战略定位具有高度开放的特色。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健全港澳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2021年出台的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的角色。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逐步明确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三个发展定位（见表1）。2023年，澳门出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2024—2028年）》，提出“1+4”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这些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定位，综合起来看，就是支持香港、澳门打造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成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
第三，全面扩大双向开放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一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机制。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持续推动规则机制“软联通”的水平提升。二是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机制。推动实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澳门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各类要素跨境流动高效便捷。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发挥作用机制。三是优化港澳营商环境的机制。习近平主席要求，香港、澳门需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民商事等法律制度，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吸引更多国际资源。”
第四，重点明确的对外交往任务配置。一是进一步加大双向开放力度，特别是促进同与港澳有传统联系的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二是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习近平主席指出，澳门是能够做高精尖、国际一流科学研究的，要始终从战略高度重视教育，紧紧围绕国家和澳门发展的需求布局学科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三是推动中医药国际化。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把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四是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央方针政策。用好香港、澳门中西荟萃的文化优势，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讲好香港故事、澳门故事、中国故事，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一国两制”新阶段的转型迭代
新的使命任务需要通过发展转型来实现。“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与时俱进，解决新问题，打开新境界。港澳发展转型，根本上看是现代化、一体化、国际化和经济多元化的迭代。
（一）以中国式现代化迭代西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自回归祖国之日起，港澳即在中央全面管治权之下持续现代化，并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发展的眼光看，在生产力发展、治理制度和管治水平等领域，香港、澳门的现代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随着“一国两制”新阶段的发展转型，港澳必然进一步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也包括香港、澳门。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立足于国情，对现代化模式的自主探索和创新。就是“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不以任何形式压迫其他民族、掠夺他国资源财富，而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一国两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被创造性地提出，是中国和平利用外部资源、携手各国共同发展的制度创新。
（二）以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体化，迭代原有“区隔式”一体化。香港、澳门的发展与内地紧密相连，与祖国内地的经济和社会一体化持续推进。在中央“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谋划下，港澳长期保持“境外”和“离岸”特色。随着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港澳与内地一体化提速，进入深度融入阶段。2014年以来，中央在广东划设三大自贸片区、港澳珠大桥建成通车、香港纳入全国高铁网、连接香港—深圳和珠海—澳门的多座口岸落成，内地与港澳基础设施“硬联通”的网络日益绵密。“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两地金融互联互通机制，成为规则机制“软联通”的标志性工程。内地和港澳进入人员密切往来、规则深度对接、发展联动互促的全方位一体化阶段。这一阶段的融入式一体化，是在“一国”“两制”“三个法域”“三种货币”“四种关税规则”等全链条、系统性差异的基础上推进的。这是一国之内具有深刻国际化因素的一体化。
（三）以主动塑造、双向开放的国际“朋友圈”，迭代深度依赖传统关系的国际往来。香港与美英传统联系紧密。葡萄牙受国力限制，与澳门的联系相对弱一些。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使国际经济体系面临“割裂”、全球化面临倒退的风险，对美西方与香港的关系造成冲击。为此，港澳的“朋友圈”需要更新，以务实转向和灵活应对，实现港澳国际联系的扩容提质。一是推动香港、澳门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更加精准化，发挥港澳独特作用，团结美英内部坚持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立场的健康力量，强化“国之交”的“民相亲”基础，壮大反对“脱钩断链”的中坚力量。二是澳门可以强化与葡萄牙的联系，发挥葡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推动中欧关系发展。比如，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认为，葡萄牙是欧盟有影响力的成员国，澳门与欧盟可借此加强联系，寻求更多合作机会。三是香港、澳门可加强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往来，拓展国际联系、实现互利共赢。四是开展好国际传播，讲好国家和港澳的故事。香港、澳门已从传统上“西风东渐”的中转站，转为向世界传播中国主张的国际传播枢纽，以“一国两制”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三大全球倡议”的传播。
（四）以更高质量的发展，迭代港澳传统产业格局。在国家大力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争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港澳均需转变发展理念，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战略性转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在香港，逐步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战略空间布局，依托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新的发展空间，着力形成新的科创产业；与此同时，升级发展原有金融、法律等服务业。在澳门，主要是依托横琴提供的新发展空间，以“1+4”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这些全新的安排，都意味着港澳产业格局从空间布局、产业链条到主要产品的显着升级，体现了主动对接的融合发展理念，反映出港澳各界思想观念上的显著进步。
贯通原有优势与全新定位
“一国两制”新阶段需要充分发挥既有独特优势、依托已经奠定的坚实基础，推动香港、澳门乘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浩荡东风，“深度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扮演桥梁角色”。
（一）打造更璀璨夺目的国际大都会。近代以来，香港、澳门成为中外人员往来的第一站、人文交流的国际舞台、中国先进分子探索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桥头堡和瞭望哨。港澳回归以来，国际竞争力持续攀升。香港被誉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澳门是全世界唯一以中葡双语作为法定语言的城市。香港在国际机构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中持续名列前茅；澳门初级卫生保健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太平洋地区典范”，获中日韩评选机构公推为“东亚文化之都”。未来，香港、澳门可进一步巩固稳定、安全、法治的营商环境，成为更有吸引力、竞争力、引领力的国际大都会，吸引全世界不同肤色、文化、信仰的人前来投资兴业，打造东西方文化交融荟萃、不同文明和谐相处、融合发展的典范。
（二）强化中外往来桥梁通道功能。习近平主席指出，港澳要深度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扮演桥梁角色。从硬件看，香港已加入100多个国际组织，参加和适用280多项国际多边协议，是全球拥有外国领馆第二多的城市。澳门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的经贸关系，是190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成员；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成立20多年来，已推动双方贸易增长20倍。从“软件”看，香港与内地资金融通的各项机制、措施持续强化，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巩固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国际调解院已确定落户香港并即将开始运作，“加持”国际法律与争议解决中心，为全球治理体系作出香港贡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已投入使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枢纽。
未来，香港、澳门可进一步强化“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更加密切地交往合作。港澳有条件成为经贸、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中外高水平交流的国际桥樑，推动中国和世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并以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提供保障，同时协助内地企业在通过港澳“走出去”之后，走得更稳，发展得更好。埃及中国事务专家赛义德认为，澳门也可以成为推动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理念的重要一站。
坚持科学方法指引
香港、澳门改革创新具有紧迫性和复杂性，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守正创新、系统观念、协同推进等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破解制约难题。
（一）追求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改革创新。一是与时俱进、该变就变。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正确看待和处理“五十年不变”和“锐意进取”的关系。发扬“一国两制”蕴含的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精神，不断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开辟新路。二是加强顶层设计，谋定而动。习近平主席多次叮嘱，横琴需要把握好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定位，不能发展与之不一致的产业项目。香港、澳门的高质量发展布局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对标国家规划、加强科学论证和区域协调，形成符合战略预期、经得起时间考验、能够落地见效的方案。必要时，需要为长远留出充足空间、“战略留白”，避免一哄而上的“乱发展”留下一哄而散的遗憾。
（二）坚持系统观念牵引的发展理念。一是胸怀全国大棋盘。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港澳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港澳的改革创新，需要着眼于国内外两个大局，更积极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在区域发展方面，也需要比较、借鉴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的发展战略，观察分析中心城市的定位和作用，作为港澳的观照。在区域开放布局中思考港澳的独特定位和作用。契合、对接国家之所需，就是为港澳找机遇、借东风、接财神。二是坚持全局视野、统筹观念，破除“二元对立”思维，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香港、澳门的发展不是西方式“要国家安全还是全球角色”的两难选择，而是坚持中国式“既要安全又要发展”的全局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这些好理念、好思维需要体现到港澳的发展理念中去。一方面，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防范遏制外源性安全风险的对内传导，守护好港澳来之不易的稳定发展局面；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发展才是最大的安全”，做港澳擅长的事，激流勇进，追赶世界级城市的发展潮流。
（三）以协同为目标的规则衔接对接。一是更好实现“两制”之间的“化学反应”。研究发现，大湾区内“一国两制”的差异大于欧盟“多国一制”的差异。不同制度的融合发展，必然是取长补短、共同提升，在坚持“就高不就低”的过程中得出更好的制度形态。大湾区的制度创新需要敢于走出前人没走过的路。二是更好实现香港、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模式之间的“化学反应”。习近平主席在澳门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时指出，香港、澳门要互学互鉴，加强交流合作，开创更光明前景。长期以来，香港、澳门两地优势互补，同气连枝；在“一国两制”实践方面也是同题作答，各有特色。两地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机制同中有异，也有值得相互借鉴之处，港澳可以“双剑合璧”，倍增竞争力。三是保持有差异的衔接，而非以衔接消除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客观上存在社会制度、关税、货币、规则和机制等范畴的差异，为互学互鉴、变革创新提供了条件。相互衔接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有顶层设计的高水平统筹，各地相互借鉴、共同提升；在发展定位上体现出交响乐式的协同分工，避免重复竞争。这方面，值得借鉴长三角地区产业链优势互补的发展经验。
（四）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标准。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横琴时，提出检验合作区开发建设成效的三个“要看”、三个“有没有”评价标准。这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推而论之，检验香港、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要看在推动香港、澳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破解“深层次矛盾”方面，有没有实实在在的举措和成果；要看在发挥“两制”之利、推进两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上，有没有创造新的制度性成果；要看在推动大湾区一体化方面，合作区有没有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
本文最初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1-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