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谦平:国际关系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 次 更新时间:2022-08-10 11: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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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谦平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至此,学术界持续了60余年之久的14年抗战还是8年抗战的争执最终有了定论。本文仅就国际关系对中国抗日战争发展进程的影响以及中国抗战与国际抗战的关系问题谈几点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局部抗战形成的国际背景及其影响

   中国局部抗战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其形成的主因是什么?我觉得同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影响至关重要。九一八事变无疑是将美、英等国构建的华盛顿体系捅了一个大窟窿。国民政府期待英、美等国能够依照《九国公约》来维持华盛顿体系,制止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但深陷于1929年经济危机中的英、美、法等国此时均已自顾不暇而补天乏术。尤其是英、法两国甚至想利用日本对北满的控制来牵制苏联。美国政府原想联合英国向日本施加外交压力,但因英国的装聋作哑而作罢。苏联虽然在舆论上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由于担心“苏联领土将遭到日军的直接进攻”,遂决定采取不干预政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采取的是一边交涉、一边抵抗政策。

   1.蒋介石利用英美干预政策与局部抗战局面的形成。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蒋介石已于当晚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指挥对日作战事宜。他当即确定了“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该项政策的着眼点在于抵抗,抵抗的目的是要引起英美等西方列强共同出面干预日本对华的进一步侵略。为了增援第19路军作战,蒋介石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第87和第88师组成第5军,以第19路军名义驰援上海,投入作战。蒋介石之所以要在列强利益最为集中的上海地区实施较大规模的作战,其目的就是逼迫英美出面调停。

   中日两国在淞沪地区的军事作战果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淞沪抗战爆发以后,英、美驻沪总领事立即出面调停,要求“日方退回原防,退出地段暂由中立国军队警备,作为缓冲,以待解决”。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做出了向上海增兵的决定,美国海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于1月30日搭载一个团的海军陆战队从菲律宾驶往上海。

   在此形势下,日本外相芳泽谦吉请美国驻日大使向美国政府发电报,要求美国“帮助缓和危局”。美国政府则于2月2日同时递交通牒,要求中日两国政府“迅速展开交涉,使两国间一切的纷争都以巴黎协定及12月9日国联决议的精神为基础进行解决”。国民政府当晚即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劝告。但日本强调中日“两国间现存的一切纷争”,不能包含“满洲事件”。

   2月23日,史汀生在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强调:“九国公约实为缔约国间一个自制的约束,意在放弃任何倾向于干扰中国发展的侵略政策。”史汀生因此建议其他国家与美国“联合一起,不承认任何中日两国所成立的……任何情势、条约或协议”。这就是说,《九国公约》完全适用于在满洲和上海发生的事件。

   史汀生这封信所引起的反应,对英国政府和国联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全体会议通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以及日本随后退出国联的举动,导致日本在外交上陷于被动。“上海事变后的国际环境对于日本来说极为不利。而且,当看到不仅美国,甚至国际联盟成员国也采取了不承认‘满洲国’的方针时,日本政府为防止对外关系恶化,行动更加谨慎……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使日本政府陷入极端的窘境中。”

   一方面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在淞沪地区对日本侵略的顽强抗击,迫使日本不得不停战,以避免事态恶化;另一方面则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的强力干预与斡旋,终于达成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因此,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政府和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最经典战役,它提升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激情。蒋介石巧妙运用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利用英美希望继续以《九国公约》维护在华利益的顾望,暂时阻止了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军事入侵。中国对日局部抗战的局面因此形成。

   2.华北危机与中国第二次边疆危机。世界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加剧了英、法、德、日等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而英国扶德抑法的政策,导致纳粹党在德国掌权。1935年,希特勒公然撕毁《凡尔赛条约》,进行扩军备战,使得欧洲战云密布。美国则因传统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影响,愈加孤立于欧亚事务之外。

   在这种国际大环境影响之下,美英在东亚遏制日本侵略中国的能力逐渐衰弱。1932年5月15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新内阁积极推行夺取热河的政策。1933年2月日军攻占热河后,为了阻止日军进入华北,保卫平津,国民政府先后调集28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和6个炮兵旅,在长城沿线各关隘部署军队,凭险固守,阻击日军2个师团及2个混成旅团对长城沿线的进攻。

   为了吸引国际注意力,蒋介石再次派出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3个德械师(第2、第25、第83师)到长城沿线作战。不过,长城抗战持续近3个月,英美根本没有出面干预之意。因担心引发全线战事,蒋介石只好决定停战,命令徐庭瑶、宋哲元、商震等各部放弃长城一线,5月中旬指示黄郛到北平就任行政院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同日本代表进行谈判。华北危机由此开始。

   不过,从本质上讲,长城抗战以后国民政府采取的对日交涉与妥协退让政策,既有将主要力量“围剿”南方兴起的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力量的需要,也有为了争取时间来延缓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赢得时间来进行对日抗战的准备,并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考虑。

   如果从国际关系的宏大视野来看,我们更应该重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中国边疆地区带来的严重后果。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建立,引发了欧洲列强对中国边疆进一步的侵吞与蚕食行动。1933年4月上半月,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出动3艘军舰,先后占领了南沙群岛的9座岛屿,并于同年7月25日宣布这些岛屿“现属于法国主权之下”。自西姆拉会议后,英印政府一直试图侵占西藏地方政府所属喜马拉雅山南麓平原地区的领土,即西藏东南门隅、珞隅与察隅各地区。华北危机之际,英印当局落井下石,利用1935年4月发生的“华金栋事件”,乘机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根本不存在的所谓“麦克马洪线”。现在看来,加强抗战时期法、英侵占中国南海诸岛和西藏东南地区领土之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此外,局部抗战时期苏联在外蒙古和新疆省的控制与渗透亦值得深入研究。

   二、德国与中国的抗战准备

   抗战时期的中德关系研究在国内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

   蒋介石早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清党前,就派留德博士朱家骅帮忙联系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从1927年12月初蒋介石聘用德军退役上校鲍尔(Max H.Bauer)起,先后有5位德国人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担任军事总顾问。其中佛采尔(Georg Wetzell)、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对中国抗战影响最大。他们最初来到中国的目的是担任军事总顾问,帮助中国建立新式军队及军火工业。当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差,因而提出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工业、现代化交通和现代化军队的构想。

   塞克特是这一设想的主要设计者。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最杰出的德军将领、魏玛(Weimar)政府时期德国国防军的首任总司令,他答应来华任职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同蒋介石达成用中国钨砂等特有矿品交换德国军火的易货贸易。他在任时间不到一年,但他致力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交通建设、军队整编和江海防工事的修建。在后任总顾问法肯豪森持续努力之下,德国顾问团为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作出了极大贡献。

   1.整编军队。1931年至1933年间,佛采尔共计为国民政府整编了6个教导师,后来编成第5军和第17军,分别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从1935年至1937年6月,由法肯豪森主导,国民政府整编陆军30个师约30万人。每师辖3个旅,每旅辖2个团,师直属一个炮兵营、3个榴弹炮连、1个战车防御炮连、1个高射炮连以及工兵、通讯、辎重、特务各一个营,军队的独立作战能力大大加强。整编师大部装备了全套德式武器。此外,在德国帮助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成立了几个炮兵团和一个装甲车营,配有15公分口径重榴弹炮和坦克。德械师的战斗力亦非昔日可比。“整师整师的(中国军队),从步枪、坦克到钢盔,都是由我们德国国防军使用过的德式军品装备起来的”。

   2.中国军火工业的建立。在德国帮助下,国民政府对原有军工企业进行改造,使得中国的步枪、轻重机关枪、迫击炮及其弹药制造已能自给。而株洲兵工厂则是由全新的德国设备组装而成的火炮生产线,可以制造各种口径的榴弹炮及炮弹。该厂后来迁往重庆。中国军火工业的自给自足,为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重要保证。

   3.德国军火的输入。自1934年后,德国对华武器出口大大增加。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数字,1935年德国交付给中国的武器和弹药价值6458万马克,1936年为2375万马克,而1937年则达到8279万马克。从德国购买的武器中包括德制8.8公分口径高射炮、7.5公分口径的克虏伯榴弹炮和亨舍尔坦克,还有战斗机、潜水艇和军舰等。

   4.德国投资对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和1935年4月成立的资源委员会开启了由国家开发并经营为主导的、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中国重工业和矿业发展计划。由于这两个机构均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中国新的工业战略得以迅速实施。这些工矿企业主要用于国防需要,并由经过训练的专家朝着“计划经济”方向进行管理,其特点是将“重工业发展与原料开采及新能源生产能力”联系在一起。在该项计划中,德国的企业投资功不可没,而中国特有的钨、锑、锡等金属矿品的出口为这一计划提供必要的外汇。

   其一,重工业建设。在德国克虏伯公司(Friedrich Krupp AG.)的帮助下,资源委员会同德国合步楼公司(HAPRO)合作,启动了在湖南湘潭建设中央钢铁厂的三年计划,20多名青年和数十名技术人员于1936年6月前往德国埃森接受培训。后因抗战爆发,工厂停办,设备和人员转移到云南。此外,在德国帮助下,昆明的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铜厂,四川巴县的油田、四川内江的中国酒精厂,重庆的中央电器制造厂均开始兴建。

   其二,交通运输建设。德国汉莎航空公司(Luft Hansa Co.)早在1930年就同中央航空公司合作,成立了欧亚航空公司,开辟了中国经由西伯利亚飞往柏林的航线。后来在德国经济部部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支持下,德国工业巨头奥托·沃尔夫(Otto Wolff)于1934年在上海设立了沃乐孚钢铁公司(Otto Wolff Koeln,China Branch),同年6月签订修建浙赣铁路的合同,不久又签订修建湘黔铁路与修补平汉铁路的合同,并向中国方面提供贷款,用于购买铁路器材、机器和军事装备。该公司还同德国荣格赐飞机制造厂(Junkers-Flugzeugwerk AG.)合资在南昌建立飞机制造厂。同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Daimler-Benz AG.)合作,在湖南建立一座汽车制造厂,组装载重汽车。该厂1939年秋迁往桂林。

总之,局部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际援助主要来自德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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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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