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年以来的“文明”概念:世界历史框架下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6 次 更新时间:2022-08-03 22:35

进入专题: 文明   科学   意识形态   帝国   学校教育  

帕特里克·曼宁  


作者:帕特里克·曼宁( Patrick Manning)著、刘文明;来源:《全球史评论》第二十一辑


摘 要:现代意义的“文明”一词出现于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从19世纪至今一直在许多语言中广泛使用。它既指现代大国支配下的各个社会,也指古代著名城市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本文将“文明”概念置于世界历史框架下从科学、意识形态和学校教育三个维度进行探讨。科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意味着社会科学中新兴的研究实践。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声称的社会优先权是对“文明”的挪用,这在资本主义扩张、帝国和白人至上的时代尤其明显。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学校中,“文明”一词被纳入课程之中用来解释古代传统及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但其中仍带有文明等级观念。随着知识的扩展和世界历史观的变化,“文明”概念的不足开始显现。需要将倡导社会平等、重视平民和地方的作用、反思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批评文明等级观等因素考虑进当今“文明”概念的解释之中。

关键词:文明;科学;意识形态;帝国;学校教育


“文明”概念自1756年在法国出现以来,学者们开展了许多讨论。其中,对全球史有着浓厚兴趣的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Mazlish)曾在2004年出版了《文明及其内涵》一书,他在书中巧妙地追踪了世界历史中“文明”概念的变化,主要从“文明”的科学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在本文中,我试图进一步丰富马兹利什分析“文明”概念的世界历史框架,对米拉波之后“文明”观念的变化,以五个历史时期来加以概括和解释。在每个时期,我都从“科学”“意识形态”和“学校教育”三条线索来考察“文明”话语,以此从思想观念史的视角对“文明”概念进行反思。

一、1756 年对“文明”的最初阐述

1756年,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雷奎蒂(VictorRiqueti,marquisdeMirabeau)在其《人类之友,或人口论》(后文简称《人类之友》)一书中创造了“文明”一词。该书后来广为流传,“文明”一词也得到广泛使用。1756年这个出版时间是一个重要年份,因为这一年正值法国开始“七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法国的大量殖民地输给了英国。米拉波在法国创作这本书时,同时与其远方的兄弟保持着通信,他的兄弟于1753年成为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的总督。米拉波写下了他对农业和殖民地的兴趣,谈到了“殖民地的艺术”—将殖民当作一种艺术形式。米拉波在他的书中只两次明确提到“文明”,但多次间接地提到它。他谈到宗教是文明的源泉,有助于它限制贪婪和商业的负面影响。他还谈到了通过文明和财富的方式从野蛮走向堕落(decadence)的历史发展。在其他段落中,米拉波谴责种植园奴隶制,倾向于自由劳动力而不是奴隶劳动,但他又将非洲人认定为“不同的种族”。总的来说,他创造了“文明”这个概念来表达了一种秩序井然的制度,鼓励社交和限制贪婪。这个“文明”概念暗示着有望解决当时的问题。此外,米拉波的《人类之友》表明,他创造“文明”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法国或欧洲,而且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殖民相遇(colonialencounter)及其带来的社会秩序和人口改变。

《人类之友》出版后,米拉波侯爵与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 (FranoisQuesnay)及其他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团体,被称为“重农学派”,强调农业而不是商业或工业是进步和自由的基础。这个团体的著作流行了20年之久。他们为法国本土和殖民地提出了经济和社会政策。他们对奴隶制持批评态度,并希望创造一种局面使殖民在非洲得到有效的扩展。随着其他人加入到对“文明”的新讨论,不同的观点表明“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各种变体都是可能的”。“文明”一词最初的应用聚焦于当时的情况—欧洲和殖民地社会、18世纪中期的启蒙哲学,并且被当作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的工具,因为当时欧洲人正在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稳步的密切接触。也就是说,“文明”概念出现于对当代哲学和思想观念的关注,后来才成为历史解释的工具。

二、“文明”概念的世界历史框架

马兹利什在《文明及其内涵》中认为,“文明”一词确实是米拉波在1756年的书中创造出来的,因而他也就重申了其他学者的看法。他还表示,这个新词有新的含义。两千年前,希腊人以古老词汇“文明的”和“野蛮的”两个形容词来区分冲突中的市民和农民。新术语“文明”是一个名词,更全面地指称一个社会,包括其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及内容。马兹利什把“文明”看作一个“具体化”的术语,这意味着该词由一个抽象的、也许是散乱的概念转变成了具体的、清晰的形式。由此,在读者心中,米拉波创造的“文明”就变成了某种真实的东西—也许是一种进程,也许是一种实体。马兹利什接下来追踪了这个新概念在法国知识分子和英语使用者中的传播。

为什么“文明”概念会在18世纪中期出现?马兹利什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了“文明”这一术语在当时为何会出现的几个原因。总的来说,它有助于把社会当成一个整体来讨论。欧洲人在对礼仪和风俗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讨论后,现在能够在世界各地进行航行并观察世界,同时也感受到了国内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奥斯曼帝国对欧洲造成的压力也使每个竞争者都在研究对方。欧洲哲学开始自我反省和研究自身的活动;而博物学和科学分类的兴起表明,对人类社会也可以进行科学分析。马兹利什强调,一旦这些想法出现,“文明”一词就为讨论它们提供了一种具体方式。“文明”作为一个对社会的概念设想(conceptualvision),有望为当时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马兹利什指出,米拉波将文明视为应用于法国旧制度的“一根测量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的逻辑也可以适用于地方和全球范围,适用于过去和未来。

“文明”概念一旦流行开来,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马兹利什探讨了文明话语的两条主要轴线:一是“科学话语”(Scientificdiscourse)(即“社会科学话语”),意味着在知识层面扩大知识的努力;二是“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 discourse),涉及使用“文明”概念来支持一群人选择的社会优先权(socialpriorities)。

马兹利什首先关注的是作为科学或知识考察的文明。他在提出了用于分析世界历史中“文明”概念的框架之后,接着探讨了米拉波的“文明”概念如何能够应用于收集有关外国的科学知识。马兹利什引用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的思想家们受到了自然科学进步的启发—正如发现引力将物质聚合在一起—也寻求一种社会的类似物,例如“文明”,将人类在社会中凝聚在一起。马兹利什强调了两位英国探险队长官的科学观念。他描述了詹姆斯·库克船长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航行(1768—1779年),库克在收集自然科学数据时也分析了太平洋各民族不同的社会秩序。同样,马兹利什也试图表明,英国1793年访问中国乾隆皇帝的代表团团长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与皇帝一样对对方的社会进行了仔细研究,因为他们彼此都意识到了对方的相对优势。相比之下,马兹利什在讨论“文明”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话语时,则是先给出了一个定义:“……一种殖民意识形态,也就是,用文明概念来证明其优越性和统治其他民族的合法性。”他接着指出:“这样的霸权令人困惑,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怀疑甚至常常是负罪感的印记。”因此,科学话语为研究提出了关于文明的问题,而意识形态话语则提出了关于文明被用作社会优先权的答案。

这些是马兹利什的文明研究框架的基本要素。在本文的后面部分,我试图进一步丰富马兹利什对文明概念进行世界历史分析的框架—在米拉波之后文明观念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我以五个历史时期来概括马兹利什的观点和我自己的解释:(1)法国和法兰西帝国,1770—1815年;(2)1850年前的英国及其盟国;(3)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帝国,1850—1950年;(4)非殖民化,1950—2000年;(5)当今的“文明”概念。在每个时期,我都对关于文明的“科学”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给予关注。除了马兹利什关于文明话语的两条轴线,我还增加了第三条:“学校教育”的话语,用于1850年后学校教育扩大的时代。年轻人的正规学校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利用了现有知识,但也支持了国家或社区的社会计划。因此,学校教育中的“文明”话语是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结合。

三、法国:作为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文明(1770 — 1815年)

整个18世纪,法国在其专制君主的牢牢控制下仍然富裕和强大,但是,在那些寻求从君主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中,发生了知识和社会的骚动。米拉波侯爵是法国殖民政策的批评者,他与其他人一起组成了一个经济批评者群体—重农学派。实际上,他们是法国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和改革者中的一个子群体。鲁博神父(Abbé Pierre-Joseph-André Roubaud)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位成员,他于1770—1775年出版了多卷本关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历史,赞同废除奴隶制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殖民将“文明”输出到非洲。鲁博的书刚出版,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出版了广为流传的《两个印度的历史》。雷纳尔虽然不属于重农学派这个群体,但他也同样批评了奴隶制和法国的殖民政策。后来,在重农学派思想的实际应用中,18世纪80年代中期法属塞内加尔的总督舍瓦利耶·德·布夫莱尔(Chevalierde Bouffleurs)在生产和出口农作物方面取得了成功。

从1789年开始,法国革命给君主制带来了挑战,并在四年内推翻了君主制。随着“文明的矢量”(vector of civilization)指向自由、平等和进步,此时的文明观念在理论上得到了扩展,然后逐渐转向付诸实践。米拉波侯爵的儿子米拉波伯爵于1790年在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对已有巨大影响的支持奴隶制的声音做出了有力回应。他借用重农学派的经济观点,主张立即废除奴隶贸易,逐步解放奴隶。法国制宪议会在1791年取消了对犹太人的限制,1794年法国又废除了奴隶制(尽管拿破仑在1802年撤销了这项法令)。因此,在1789—1815年的革命和帝国时期,关于“文明”的辩论经历了一种变化。虽然法国大革命初期强调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和管理,但在1790年代最后几年,特别是从拿破仑1799年夺取政权开始,“文明”概念开始被用于意识形态和专制的术语。同时,在这一复杂时期,法国经历了工业变革和社会动荡,直到1814年后才参与到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网络和话语之中。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一直保持着对国家和经济的专制控制。

拿破仑1799年的政变,以执政府取代了督政府,重申了一个干预主义国家的领导地位。然而,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文明”话语重叠在一起得到延续。拿破仑1798年对埃及的入侵包括了150多名科学人员:一旦征服完成,他们就考察并复制了大量的古埃及遗物。同时,他们还掠夺了许多埃及的文物,包括至今仍矗立在巴黎市中心的方尖碑。事实上,法国人掠夺欧洲艺术品收藏于卢浮宫,给法国带来荣耀,早在1796年就开始了。另一方面,在拿破仑统治时代,法兰西帝国扩张的普世主义努力,遇到了将合理性和普遍性强加于不同民族带来的复杂性。当法国将历史上的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以及从克罗地亚到阿尔巴尼亚的土地并入帝国时,决定将它们融入宗主国法国作为部门来管理,而不是作为独特的殖民地。法国官员认为托斯卡纳人是懒惰的,阿尔巴尼亚人是野蛮的,而犹太人的文明程度相对较高,但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民族习俗来参与到普遍性之中。在每一种情况下,国家都对各民族做了具体的限制,以使他们服从。通过这些艰难的经历,法兰西国家领导的建设“文明”的活动,越来越注重民族等级划分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普遍性。

因此在法国,“文明”话语通过对专制主义、民族性和帝国的挑战而展开:它在科学模式上是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但在意识形态模式上却不一定。拿破仑政权倒台了,但其机构和人员在法国及其前欧洲帝国仍有影响力。

四、英国和盟国:850年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

在法国及其帝国之外,其他大西洋国家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建立而促成的变化。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商人和国家的结合带来了几个层面的创新。资本主义不仅包括“经济”(意味着国内的工业和国外的自由贸易),还包括“政治”(国家和商人在国内的联盟、帝国的海外扩张)和“社会”(意味着国内外劳动和社会秩序的等级制)。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处于相互竞争和战争的情况下,新的全球体系也需要允许资本主义商业公司之间的合作。它需要将资本主义国家联系起来的法律规范;它需要将法律强加给被纳入日益扩大的网络中的国家和民族。构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力量,还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强化它: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和关于文明的理论。由此,“文明”概念解释了资本主义领导者如何需要被视为世界每个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合法领导人。

在此,我通过美国、英国和荷兰的历史来描述19世纪初的这些过程。正如这些例子和其他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在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一种意识形态的“文明”概念被热情地采用,在国内和国外按照种族和族裔对各民族划分等级。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从意识形态而是不从科学的角度来考虑文明。随着“文明”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注重种族观念,现实中对种族差异的概括以及由此对文明的概括,简化成了白人至上主义(whitesupremacy)。

美国在1783年独立后,人口、经济和帝国方面都迅速发展。在法国战争期间,美国作为中立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蓬勃发展,在东北部地区销售由雇佣劳动生产的工业品,在南部地区销售由奴隶劳动生产的烟草和棉花,并向西扩张帝国。从1784年起,美国对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提出要求,然后对这些西部土地进行军事征服和占领。1814年之前,这些征服战争都由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和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领导,他们两人后来都成了美国总统。接着,在一次对“文明”的明确的政治应用中,美国国会于1819年通过了“文明基金法”(Civilization Fund Act)。根据这项法律建立了学校,美国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庭带走)被送去学习英语、农耕以及美国白人的服饰和文化。因此,“文明”与种族等级制度及歧视明确地联系在一起。

在欧洲移民的推动下,白人移居者在向美国东部移民时,也迁移到世界许多地方。对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占领,涉及战争和白人移居者对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许多民族的屠杀,以及对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密集的原住民人口中的许多人的屠杀。和以前一样,原住民儿童通常被从其家庭隔离出来安置在学校中,目的是“教化”(civilize)他们。这是一种白人至上的做法,其他的做法也在发展。

荷兰人早先展示了全球经济和国家间合作的道路。在1790年之前的数年里,他们试图与英国和美国结盟。荷兰人在法国拿破仑战争中受到打击,但后来又恢复了其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随着法国在1795年征服荷兰,英国和荷兰的联盟也就失效了。荷兰革命者成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它从1795年到1806年经历了各种变化,当时法国政府控制了荷兰和爪哇,直到1811年英国夺取了荷兰大部分殖民地。然而,在1815年之后,荷兰(现在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重新与英国结盟,扩大其东印度群岛帝国,并积极参与全球贸易和金融。

英国在工业、贸易和帝国方面引领其盟友荷兰和美国。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继续,英国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手中夺取了许多殖民地。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在1803年从马拉塔(Maratha)王国手中夺取印度北部,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宫廷的大使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从1802年开始,从雅典卫城挑选并移走许多大理石雕塑,并将它们运回英国。这些“埃尔金大理石雕”后来被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至今仍在那里。这一结果是英国作为现代全球霸主的一种意识形态宣示:英国占有古希腊的过去。

拿破仑在欧洲战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18年征服了马拉塔人,并在1820年之前占领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英国于1819年开始在新加坡修建一个重要港口。1824年,英国和荷兰签署了一项条约,同意将马来亚 (Malaya)让给英国,这使得荷兰能够重新征服爪哇并将其帝国扩展到印度尼西亚其他岛屿。与此同时,英国扩大了其在澳大利亚始建于1788年的监狱殖民地。

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国将文明等级划分推向了一个高峰。这场战争是英国和中国在广州及其附近的华南地区进行的,中国遭受严重失败。英国人在正式立场上拒绝服从清朝的鸦片进口禁令。战争结束时,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承认英国在其他五个“通商口岸”的特权。英国继续向中国输出鸦片以换取白银和茶叶。同时,文明意识形态将中国降至更低的文明层级—这是第二种白人至上主义。鸦片战争后,清朝提高税收以偿还战时债务,这激起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他们夺取了古都南京,并在1851—1864年与清政府军作战过程中付出了数百万人生命的代价。这是战争、反叛和饥荒造成的若干次天灾人祸(尤其是在19世纪晚期的南亚和东亚)中的一次—实际上,这是第三种类型的白人至上主义。

资本主义在贸易和帝国方面的成功引起了来自世界各地区的回应。“文明”一词的运用,目的是在一个全球互动快速扩展的时代对当时的社会秩序进行全球性比较,欧洲强国试图将自己重新定义为建立起文明的国家,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也是如此。所有欧洲语言中的“文明”一词,包括俄语,都直接借用自法语。在亚洲和非洲,统治者需要对外来的帝国权力扩张和文明观念作出回应,因此“文明”一词也在他们的书面语言中发展起来,包括中文“文明”(wénmíng),印地语( sabhyata),日语“文明”(Bunmei),印度尼西亚语“peradaban”,阿拉伯语(alhadara)。“文明”话语成为世界性话语,当然也有地方性差异。

五、帝国的繁荣和萧条(1850—1950年)

从1850年开始,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化快速发展。法国在经历1848年革命后,于1852年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丹麦和普鲁士在1850年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意大利从1860年开始,日本从1868年开始也建立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俄国在整个19世纪里扩大了它的征服范围,德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了一个海外帝国。在所有这些领土上,文明等级制度和白人至上主义成为规则。因此,随着帝国扩张、资本主义经济转型和欧洲文明的胜利,种族成为文明等级划分的主要标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马兹利什在其著作中把关于这一时期的一章称为“作为欧洲意识形态的文明”。他展示了这个时代科学思维和意识形态思维的紧密联系,强调了法国学者兼外交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ot)1828年广为流传的著作《欧洲文明史》。基佐在该书中正式将文明的逻辑从民族国家扩展到整个欧洲(尽管他认为法国是欧洲的领导者)。在他看来,罗马、基督教和封建主义的传统不断积累,使得欧洲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种成就可以通过代议制政府来推进)。其他学者对文明的分析则影响较小。在英国,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36年关于文明的文章,指出了文明的两个主要方面—人类总体上的改善、文明人与“蒙昧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具体区别。这篇文章为他后来关于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文章奠定了基础。马兹利什还注意到,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取得的伟大科学进步,确定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基本过程之后,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中表达了某些种族主义情绪。马兹利什的结论是,达尔文把他的自然选择概念放在首位,但他也采用了一些对人类的当代种族分类方法。

科学维度的“文明”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传播。希腊罗马古典世界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社会之后,现在已被纳入“文明”的叙述之中,这得益于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19世纪70年代对特洛伊古战场的考古工作。尽管如此,欧洲的古典学领域,记录和比较古代社会似乎并不普遍依赖“文明”这个词汇,而是依赖更具体的专业化术语(institutional terminology)。因此,“文明”一词用于讨论古代社会,主要应用于那些为满足普通读者兴趣而撰写的概览性著作。

对“文明”更为充分的意识形态阐述,是法国作家兼外交官亚瑟·德·戈比诺(Arthurde Gobineau)于1855年出版的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该书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但为当时的帝国扩张提供了合理性。可能在当时许多欧洲人看来,戈比诺的逻辑被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这一事件所证实。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年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英国反对中国逮捕停靠在广州的英国“亚罗号”船上的中国人。胜利者获得了中国同意通商口岸对多达20个国家开放。这么多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合作经济剥削(collaborative economic exploitation) 显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展运行。

“文明”作为意识形态在日本也得到了体现。日本是一个没有欧洲传统的国家,但在国际秩序中获得了强国地位,这始于来自美国的刺激。1848年征服了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在1853年派出一支舰队到日本,要求以中国通商口岸的模式开放贸易。日本政府在经过深入辩论后同意了。马兹利什强调,此时出现了一个表示“文明”的日语单词“Bunmei”。日本人“认为自己的过去是‘野蛮的’,从而加以否定,他们想在一个宏观的历史模式—文明史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付诸行动时,他们重视教育改革,废除封建制度和形形色色的等级制,主张社会各阶层必须一同进入‘文明’”。马兹利什在讨论日本和文明问题的结尾处,强调文明概念与现代性概念的紧密联系。日本学者兼翻译家福泽谕吉(Fukuzaki Yukichi)竭力主张,日本可以在科学、社会服务和战争方面通过学习西方的制度来促进文明,从而保持日本的独立。

这一时期,“文明”概念继续强调自由和进步:例如,它被援引用来支持19世纪黑人奴隶、犹太人和东欧农奴的解放。然而,解放的后果带来了意识形态和法律的约束:隔离、等级制度、土地剥夺和反犹太主义,以此限制他们的人口,也制约他们取得文明的进步。当澳大利亚在1901年获得承认成为一个自治领时,新政府正式确定了“白澳”政策以限制移民,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移民。1850年后,中国人移民到美洲时,通常会遇到闹事、驱逐甚至杀害。在美国,到19世纪90年代已建立起一个新的移民制度,用精心设计的调查问卷取代了暴力驱逐,目的是只选择最“文明”的移民入境—实际上,这是第四种类型的白人至上主义。

1850年后,世界主要国家的学校教育在各个层面都迅速发展。成立于1810年的柏林大学,到1850年已经成为欧洲领先的研究机构。例如,1877年成立的东京大学就广泛地模仿了柏林大学。在同一时代,小学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例如在日本和埃及,它们为普通民众提供识字和文明的思想观念。

20世纪初,尽管资本主义大国在剥削世界的过程中曾希望相互协调,但合作破裂了,战争在1914年爆发。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吗?是因为处于基础的“文明”概念的缺陷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社会科学层面上出现了对文明的批判性反思。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校教育中,文明意识形态得到继续,并在某些情况下还扩大了。在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历史被当作一个国家及其帝国的过去来讲授。在美国,学校提出了一个跨欧洲(trans European)的文明版本,最初关注政治史,后来关注思想史。从1919年起,哥伦比亚大学要求学生学习一门经修订过的“当代文明”课程,这门课程成为其他学校的模板。该课程包括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史的阅读材料,重点是思想史和政治哲学,也少量涉及社会和经济变迁—这一课程将美国历史与欧洲历史连接了起来。有关帝国和文明的课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引入中学层面,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出了简化版。

以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HG威尔斯和阿诺德·J汤因比为首的欧洲大众历史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详细回顾了世界历史:他们思考了帝国和文明观念中的缺点及优点。马兹利什对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通俗著作《文明及其不满》提出了批评:马兹利什认为其主要优点是让读者意识到了文明的阴暗面,其缺点是将文明当作“一个抽象的、无时间性的(timeless)概念”,而不是当作“一种进程,不断地起作用”。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的著作《文明的进程》给马兹利什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埃利亚斯在该书中的分析关注个人和群体礼仪层面的文明,而不是帝国统治,强调文明的进步。对于欧洲的埃利亚斯来说,就像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家雷海宗一样,世界大战的危机和生存斗争使他们的解释被搁置一边,只是在战争结束后他们的观点才再次被探讨。

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国再次发现它们自己无法合作—苏联的崛起及其社会主义挑战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结果是发生一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破坏性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既屠杀了士兵,也屠杀了平民,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地关注种族和文明问题,导致在欧洲屠杀犹太人,在太平洋和中国战场上种族对立。德意志和日本帝国在1945年崩溃,然后其他帝国也在广岛和长崎被轰炸后的30年里相继崩溃。

六、非殖民化:对“文明”的批评(1950—2000年)

一些亚洲国家在二战结束后的五年内获得了独立,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和三个阿拉伯国家,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变化虽然意义重大,但最初并没有明确显示出,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会很快成为独立国家,而帝国将直接消失,至少是以其旧有的形式消失。此时,世界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科学维度的“文明”却没有什么变化。戈登·蔡尔德(VGordon Childe)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1950年)向普通读者传递了“农业革命”(尤其是在10000年前的“新月沃地”)和“城市革命”(在大约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概念。虽然蔡尔德的考古分析是复杂而微妙的,但他的解释被广泛认为是基佐观点的适度延伸,认为文明是从几个适当的(wellchosen)中心传播开来的。对于稍晚的一个时期,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将轴心时代确定为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一个时期,当时出现了伟大的宗教及道德领袖,呼吁人们更加关注自由和道德。“轴心时代”理论为基佐对宗教的强调增加了细节。在这一点上,新的著述带来的不是新观念,而是重申了旧观念。

战后时代出现了科学创新和科学发展的延续性。一个重要的学术创新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兴起,欧洲和北美的大学成立了跨学科中心来研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斯拉夫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研究将西方的“文明”概念更详细地扩展运用于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以前在欧洲人的研究中被忽视了。同时,区域研究对这些地区的殖民统治和帝国视角给予了极大关注。此外,区域研究项目还关注新近形成的独立国家和新的国族性(nationhood)问题。

战后时代从欧美大学体系之外出现了关于“文明”的多种声音。例如范鑫对来自中国的声音做了出色的研究,他考察了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追溯了四代人的热烈讨论。范鑫从清朝士绅周维翰在19世纪80年代撰写的多卷本《西史纲目》开始,然后转向来自中国新兴大学的专业世界史学家,他们在全球分析中表达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各种批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世界史,范鑫评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追溯了那些支持新政权但又保持专业学者自主性的学者的职业生涯。范鑫特别关注世界古代史,这是世界史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子领域,其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叙事是否接受1500年之前全球互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世界古代史中,早期中国历史是否可以被视为与世界历史相关。当这些学者作为世界历史学家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斗争时,他们依靠对文明和生产方式的分析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以此来挑战僵化的民族主义思维。范鑫的研究只是传达了一个对文明进行历史反思的例子,这些反思同时是基于独立思考和对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质疑。同样地,对于非洲、亚洲其他地区和美洲,我们可以了解到其他地区对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些解释也是对有关文明论题的回应。这些传统,当它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为一种关于文明的丰富的科学对话提供一个基础。

20 世纪末的生物学发现也同样颠覆了人们对文明的固有看法 。最突出 的是 1987 年基于线粒体 DNA 的研究 , 显示所有人类都有大约 20 万—30万年前来自非洲的祖先。随后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追溯到大约7万年前人类从非洲东北部向外迁移。这些知识共同证实了所有人类个体的共性和平等性,从而放弃了种族差异,认为差异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1950年后,文明的意识形态在许多方面遇到了挑战,尽管西方至上主义的信徒们继续坚持他们的观点。非殖民化意味着在许多新兴国家中有色人种起来取得领导地位,这是对白人至上主义提出的挑战,就像反对种族歧视的社会运动那样。在联合国大会上,1964年成立的七十七国集团,为其国家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和社会福利而进行游说。新兴国家的文化认可度提高了,但其经济地位仍然相对较低。在冷战中,随着支持社会主义的政府在1980年数量上升,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强调一种文明的防御以维护其优势,这种做法促成了1991年苏联的解体。

之后,随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1996年出版—它是当时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局势的解释,文明成为短时间内全球辩论的话题。作者塞缪尔·亨廷顿的结论是,世界可以根据宗教和种族划分为九个文明,这些文明将为争夺全球主导权而展开斗争。作为对这一著作的批评性回应,在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uhammad Khatami,1997—2005年)的倡议下,2001年设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布鲁斯·马兹利什是参与其中讨论的六位美国学者之一—他的参与促使他撰写了《文明及其内涵》一书。这是战后关于文明的意识形态辩论中,发生的众多插曲之一。

在学校教育和对早期文明思想的系统反思中,威廉·H麦克尼尔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该书是世界历史的学术性学科中一部重要的著作,不仅叙述了各个文明的历史,而且追踪了它们之间的互动,以及欧美主导下一个世界性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成。这本著作扩展了世界史的范围和方法,但仍然接近于继承的(inherited)文明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这本著作所起的科学作用,与一个多世纪前基佐的《欧洲文明史》相类似。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在帝国瓦解后的半个世纪里,关于文明的教学几乎没有什么显著变化。在对八个亚洲国家及其中学课程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二战后不久开设了世界历史课程,但这些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以欧洲为中心,侧重于欧洲历史和欧洲帝国,对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不多。在对课程体系的定期修订中,虽然越来越关注民族国家史,但也只是渐渐地注意到了全球视角。在美国,世界历史的教学已经变得极为突出,但其解释同样没有赶上全球秩序的变化。“文明”概念是世界历史概览课程的基础,但“文明”几乎全部指欧亚大陆的古代社会,并且集中于他们的技术和物质文化,而不是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从1500年开始,对世界的解释主要是通过考察大国及其帝国,或者全球文明中的大陆变化。对于1950年以来的时期,这些研究描述了非殖民化,但关注点集中于大国和冷战冲突,很少关注前殖民地国家间关系、联合国、国际组织或跨国公司。

余论:当今的“文明”概念

布鲁斯·马兹利什在其著作的结论章中问道:“‘文明’这个概念是否已经过时而失效了?在努力理解人类及其沧桑变迁的过程中,它是否弊大于利?……我的意思是,这个概念本身应该被视为处于危机之中,现在需要被检验。”他主张在社会科学中对“文明”概念进行新的分析,声称这个概念正显示出与世界历史揭示的内容严重不一致。这个巨大变化似乎对所有三个层面—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和学校教育的文明话语,都产生了影响。

在科学方面,马兹利什建议取代“文明”概念,但并没有具体指出一个新概念。如前所述,尽管世界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明”分析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有一些创新)。在一个平等主义的时代,“文明”提供的却是精英主义的理论。它关注的是权力中心,忽略了许多个体和小规模的社会,而它们每一个都有自身的价值。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等级制度的领导者和大规模的分析上—当然,总体分析是重要的,但不能排除社会中局部范围的动力(localscale dynamics)。它悄然接受了人类在生物学上平等的新知识,但却没有提出许多关于人类社会平等的问题。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经历也提供了许多有启发性的例子,说明熟练的个人在拯救生命时局部工作的重要性,与医院或疗养院的高层管理人员不经意的决定形成对比。

关于意识形态维度的“文明”,马兹利什认为,“文明”概念已经在公众意识中扎根太深,很难被取代。但是,旧帝国内部的批评之声,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的批评,已经能够用一种赞同社会平等的意识形态来挑战文明的等级观—在种族、国族(nationality)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文明观念中另一个被忽视的因素是全球经济及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美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例于1960年曾高达40%,但现在已经下降到刚刚超过20%。美国虽仍然是一个大国,但现在必须准备成为一个前霸主,并考虑如何在全球国际社会中扮演好一个突出但不占支配地位成员的角色。这种情况,英国、法国、荷兰曾在早先碰到过,中国及其他大国在历史上也曾面临过。相比之下,中国由于最近经济的快速增长,现在已经在许多经济部门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十年内,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然,对中国来说,增长也可能会受到国内资源以及全球环境的制约。今日的中国文明借鉴了以往综合的因素。例如,中国人可以回想起早期中原王朝的强大,或者是不平等条约的民族屈辱,或者是反华的种族主义歧视。但是,中国也要防止出现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

在学校教育方面,战后随着教育机构前所未有的扩大,教育规模(即使不是质量)发生了变化。不过,虽然欧洲和北美以外地区的学校教育覆盖面扩大了,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了早期的文明等级观。是否可以利用米拉波早期的概念对“文明”进行重新概念化?这将使人们重新关注社会的文化和经济方面,关注个人的自由,也为重新理解全人类的道德和社会平等留下了空间。这种方法将减少对建立霸权的国家和机构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建立在地方和区域群体当中的互动网络,因为这些群体正在努力完成许多任务,以保护人类免受最终的社会不平等和生态破坏。学校教育要为各地(包括小学及其以上水平)的学生提供信息并发展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综上所述,近年来世界史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社群都参与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文明”概念并不那么简单。它于18世纪50年代被创造出来,是对科学的一大贡献,因为它在较大规模上—在国家甚至超越国家的层面上把社会概念化了。但这个规模还不够大,因为世界历史和全球视角还没有纳入“文明”概念之中。帝国的建设者们被一种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文明理念所吸引。他们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欧洲人必须统治世界并征服广大地区。他们的学校随着资本主义和帝国的发展而扩大—他们把帝国和白人至上主义当作科学来讲授。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崩溃了,只剩下了(民族)国家。今天,“文明”概念也应该与世界史研究所揭示的内容保持一致,在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和学校教育的“文明”话语中,应该进一步减少精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因素,以平等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取代文明等级制度和白人至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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