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明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 次 更新时间:2022-07-20 17: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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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娟  

  

   摘  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应仅仅在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还应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意义上被加以理解。与此相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揭露被“物”掩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和奴役的真相,挖掘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根基的权力和权利的同构性确立的资本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自由王国”的新文明理念。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塑造和引导了一种新文明观。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由王国;文明观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对时代的文明内涵的集中表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以生产和交换为取向的行为在社会方面所产生的直接预期的影响。这同以这种社会科学为其理论表现的社会组织是完全相适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62页)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理论表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直接把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称作“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3页)根据恩格斯的这两段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它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亦即对资本主义这一“文明时代”的理论表征。从文明形态视域去考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能彰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本质。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批判,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批判中,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文明理念,开辟了通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文明的“假貌”和“真相”

   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理论表征,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假貌”的描述中掩盖了它的“真相”,而这一被掩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真相”,是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句略带讽刺的话:“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获得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3页)一个人的“假貌”和“真相”容易辨别,时代的“假貌”和“真相”却不那么容易分辨,也正是在对时代的“假貌”和“真相”的认识上,古典政治经济学陷入了困境。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无法看透资本主义文明“真相”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真相就在假貌当中,没有一个离开了假貌的纯粹真相。资本主义的假貌和真相都是戴着“物”的外观的:“他们刚想笨拙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27页)可见,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物”。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研究围绕财富展开,聚焦于财富的性质、原因、形成、增长机制、分配等。财富本身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财富要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这种物又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物。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财富的形式确证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对象化的存在物。对财富的这一理解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热衷于考察价值量的形成,从而关注交换价值的量的变化,这必然要以劳动确切地说是劳动量作为枢纽展开。由劳动确认价值量的方式抓住了物的对象性存在的特点,通过劳动作用于作为对象的物,完成了对物的所有或归属关系的构建。劳动-劳动量-价值-价值量-所有关系这一链条,解决的是价值量的形成问题。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关注的仅仅是劳动与价值等同的“量”的方面。虽然劳动价值论具有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层面的含义,但是这一含义依然是以劳动量衡量价值为前提的,从而价值量而不是价值形式成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这样,从价值分析入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最终落脚点是价值量,对于价值形式没有触及。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形式”才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秘密所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8-99页注)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诉诸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但却止步于价值量而没有过渡到价值形式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商品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交换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止步了,因为研究价值量已经足够论证他们需要证明的东西。不仅如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还力图把价值也归结为物的自然属性,把对于物的研究归结为对于物的价值量和超社会的自然性存在的研究,“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指南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56页)而马克思则是从价值量的研究前进到价值形式的研究,把对物的自然性的研究变为对物的社会性的研究,从而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剥削和奴役关系。

   恩格斯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5页)因此,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从物入手,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仅只走了一步——研究物,在剩下的一步——揭示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止步不前。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仅仅从物的对象存在、交换关系和客体外观去看待物时,就无法看到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的剥削和奴役关系,而马克思从物与物的关系出发揭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这才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真相”。所以,剩下的这一步,是由马克思完成的。

   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斯密,第11页)的倾向,是人类所共有和特有的。物充当两种尺度的职能,一方面它作为价值尺度,具有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它必须进入到实际交换过程,充当交换尺度。在交换过程中首先要确立的是交换价值量,所有的商品都要转化为一定量的可以衡量和比较的存在。对于商品来说,它的交换价值就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这是由工人创造的。“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5页)从表面上来看,它们之间进行的是平等和自由的交换,因为遵循的是量的标准,而就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到平等交换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剥削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就是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真相”,而对于这一真相的揭示,又和对物的交换价值的理解密不可分。交换价值不能仅仅停留在象征性的层面,它要对象化为实际的存在,这样就产生了货币,充当交换价值的货币具有自然属性,但整个交换过程看中的是它的社会属性。货币的出现完成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过渡,货币转化为资本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只有货币转化为资本,才形成了整个商品生产过程,出现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直接对立,而之前二者之间的直接对抗性并不特别明显和突出。交换主要不是和自然交换,而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问题是他们看到了交换,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交换关系是以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为前提的。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79页),以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为前提的交换关系的背后,有一个最为特殊的物——劳动力,它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的特殊性。因此,恩格斯才在他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特别强调,“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8页)这个特殊性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更表现为劳动力成为了在整个生产中唯一不遵循价值规律等价出卖的商品。对于工人来说,他不能出卖还有待完成的劳动,他出卖的只是对未来劳动的支配权,因而工资成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就工人的未来劳动达成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只是看起来平等自由,实际上“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同上,第331页)这样,工人出卖和获得的都不是可以衡量和计算的劳动生产费用,劳动一旦开始就不属于工人了,拥有对工人未来劳动支配权的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和工人在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的差额,就是剩余劳动的价值,马克思揭示了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真相”。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论证中,利润率的实现是以一种公开、公平的方式获得的,马克思则揭示出利润率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剥削,因为利润率这一概念没有区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消除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别。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70页),利润率用它的逻辑使得剥削似乎消融了,因为从量上来说剩余价值和利润是同一的,但是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是不同的,只谈利润率就模糊和神秘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就是要揭示出这个形式背后的隐而不显的“真相”,即“它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取代了封建主义的剥削。实际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一丘之貉”。(罗尔斯,第343-344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满足于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框架内探讨社会财富增长的机制原理,这就决定了其只能停留于物质性的外观,走的是一条客体化的“见物不见人”的道路。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特别强调自然性的概念,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规律都变成了与人无关的自然规律,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永恒性。马克思洞穿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平等性、客观性和永恒性的假貌,揭示了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真相: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是一种等价交换关系,而是剥削和奴役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状态,而是一个需要超越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真相”的揭露,使得无产阶级获得批判的武器、现实的武器,从而摆脱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命运。

   二、资本主义文明:权力与权利的 “同构” 和 “紧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22页)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或者说无法看透资本主义文明的真相,是因为其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形成的前提是私有财产的存在。在经济的意义上,私有财产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权力”;在政治的意义上,私有财产表现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利”。“权力”与“权利”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中媾和在一起,两者的合谋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文明“权力”与“权利”同构性的双重批判:一方面批判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权力;另一方面批判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财产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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