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宁:论传统文化之“不证自明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2-09-30 14:40:52

进入专题: 传统文化  

胡安宁  

  

   摘要:“不证自明性”强调了个体以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接纳意义系统所设定的主张和价值,以此构建生活世界的真实。从“不证自明性”的角度理解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这一分析进路超越了现有研究对于传统文化具体“内容”的分析,从“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意义”这一基本论断,转而讨论“传统文化提供什么样的意义”或者“传统文化是否能够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赋予社会成员以意义”这一更具理论信息量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作为叙事体系的传统文化和作为实践惯习的传统文化;前者与制度化的大传统相对应,通过内化的方式实现“不证自明性”,后者则与弥散化的小传统相对应,通过习惯化的方式呈现“不证自明性”。在现代社会,个体处于一种意义选择的阈限状态。传统文化意义在个体情景化信息缺失或信息过载时均有可能被调用,从而体现其“不证自明性”。

  

   一、问题的提出:将传统文化置于生活世界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生活规范、人生意义和德性价值,构成了国民基本的文化归属感和道德判断标准,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背景下,理解转型期传统文化如何发挥其对当下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科学议题。

   对于传统文化意义和价值的讨论有不同的分析进路。其中,文化社会学的基本主张强调了传统文化的“社会”属性。与“思想史”的研究路径相比,社会学研究更加倾向于通过传统文化和一系列社会议题的关联来呈现传统文化意义的“在场”。基于这一基本出发点,文化社会学者通过质性或者量化的分析手段,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人们对于特定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接纳程度,及其如何与个体的某种行为倾向或者价值判断相关联。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理解转型期传统文化的定位、作用以及潜在的转化方向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亦从经验层面反思了现代化理论对传统文化“式微”的种种预设。

   然而,传统文化的社会属性,并不局限于个体对于传统文化所陈述的接纳度,及其与特定行为模式之间的经验关联。这是因为,人们所言明的传统文化接纳度本身经过了个体的信息加工,其所谈论的“传统文化”并不必然代表驱动个体行动的“动机”。正如文化“工具箱”理论所指出的,人们言明的文化意义可以是行动发生之后出于和社会期望相一致的目的而进行的“事后合理化”。真正推动个体行动的文化观念或者价值可以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发挥作用,即人们在行动过程中并不必然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和“表达出”这种潜在的文化动因。此外,如果只是看传统文化接纳度与特定行动之间的经验关联,那么研究者关注的只是二者之间的概率重现度,即韦伯意义上的“因果妥当”。脱离了行动背后传统文化的意义框架和意义关联,“因果妥当”并不足以体现个体行动的“意义妥当”。

   鉴于此,本文主张,为了更为全面地理解传统文化的社会属性,展现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功能,我们有必要将传统文化置于生活世界之中,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传统文化如何能够以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支撑个体生活世界的“现实性”。所谓生活世界,是指“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直接经验世界。……它是‘不言而喻的’‘前科学的’和‘理所当然的’世界,也是我们的‘基本和最重要的现实’”。生活世界本身是一个意义世界。人们生活于其中,不断接纳和实践一系列的(文化的或者非文化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使用和实践需要具有“不证自明”的“自我宣示性”,其拒斥质疑,以此保证生活世界的有序和真实。这种对于生活世界意义“存而不论”的态度便是舒茨所谓的“自然态度的悬置”。按照这一分析路径,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意义和观念的考察,除了要探索个体对特定传统文化的接纳度及其和行动的经验关联之外,我们也可以分析个体生活世界的“真实性”多大程度上来自传统文化意义的“不证自明性”。换句话说,人们如何通过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方式实践传统文化,并以此构建自身生活世界的“真实”、有序和和谐。这一分析进路恰恰体现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制度秩序”在当代中国社会所可能发挥的现实价值。

   那么,传统文化何以能够成为个体生活世界意义的一种“不证自明”来源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取决于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个人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参照既有文化社会学理论,我们区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作为叙事体系的传统文化和作为实践惯习的传统文化,并进一步论证前者所面临的“不证自明性”困境,以及后者实现“不证自明性”的可能性。最后,本文基于阈限理论,从认知社会学的角度,对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不证自明性”的发挥进行了讨论。

   二、“不证自明性”为何重要?

   “不证自明性”是现象学社会学研究描述个体生活世界时所强调的重要特征。所谓“不证自明”,是指人们悬置了对于生活世界中意义系统的质疑和反思,以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接纳意义系统所设定的主张和价值,默认了意义和现实的一致性。从“不证自明性”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可以让我们从“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意义”这一近乎共识性的主张,转向“传统文化提供什么样的意义”这一开放性的社会学问题。

   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一种意义的赋予和表达。社会学研究中所论及的意义是指个体在判定特定事件或者行为是否可以接受或者理解时,所依据的“道理”或者“情理”。人类学家阿诺德·盖伦认为,人类相比于其他动物而言存在先天的生物局限性,大量的生存和交往技能并不能够通过生物遗传的方式自然获得。那么,为了维持社会生活的秩序,人类就不得不依赖各种后天创造的意义系统,来让“生理构造所内涵的世界的开放性(不确定性)……通过社会秩序的作用……转化为相对的世界封闭性”。与这一观点相一致,马克斯·韦伯指出,人们需要意义,是因为生活环境中经常会涌现出“无意义”(senseless)的事件,比如死亡、无辜者的受难以及财富的分布不均等。此时,将这些“无意义”的事件赋予意义,可以使其变得可接受、可理解,从未维持社会的秩序。可见,人类社会的维系和意义系统是密不可分的,而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规范、价值和观念,本身便是这种意义的重要提供者之一。例如,中国社会传统的丧服文化为五服之内的人际关系赋予了一种差序化的意义,从而凸显出远近亲疏的社会规范。在现有的有关传统文化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中,传统文化通过提供意义以规制行为亦是一个普遍被接纳的分析进路。

   然而,纵观现有关于传统文化意义的社会学讨论,学者们往往将分析的重点置于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之上,从而区分出不同内容的传统文化。例如,与家庭代际关系相关的孝道文化,与国家治理相关的家国同构文化,等等。虽然不同内容的传统文化涉及不同的作用场域,但是从意义赋予的角度出发来看,它们都是提供了一种行动合理化的叙事,人们借助这种叙事,既可以做出与之相适配的行动,也可以更加理解他人类似的行动。从这一点来看,这些分析依旧没有超越“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意义”这一近乎共识性的主张。所区分的焦点,只是在于这种意义的场域特异性。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视角,不是从传统文化意义的具体内容入手,而是从传统文化意义的属性入手,来理解和审视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呢?这一问题恰恰可以从传统文化提供的意义是否具有“不证自明性”这一视角进行讨论。由于人们对具有“不证自明性”的意义存而不论,预设为理所当然。那么,相比于那些通过理性化的论述或者专家总结的意义(如法律条文)而言,具有“不证自明性”的意义作用过程更具基础性,也更具有社会学的学理价值。因此,当我们从“不证自明性”的角度来理解当代社会的传统文化,便引入了一种现象学社会学的角度,从“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意义”这一基本论断,转而讨论“传统文化提供什么样的意义”或者“传统文化是否能够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赋予社会成员以意义”这一更具理论信息量的问题。

   从分析传统文化意义的具体内容向分析传统文化意义的“不证自明性”的转向,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如何发挥社会整合和意义赋予功能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从宏观层面来讲,具有“不证自明性”的传统文化可以帮助社会成员通过分类社会对象来达成社会交往,以此让非在场的社会状态变得“在场化”,使得生活过程具有可预期性。这种“不证自明”的传统文化也可以整合更低层次的有限意义域,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维持角色分配和分工。从微观层面上来讲,传统文化的“不证自明”,意味着个体不必根据情境处处、事事进行定义,因此节约了认知成本,保持了生活状态的稳定性。此外,以特定“不证自明”的传统文化意义为指导,个体也可以更有效率地分配注意力,以凸显生活交往过程中的亲疏差异。可见,无论从宏观社会层面还是微观个体层面,从“不证自明性”的角度分析传统文化都是理解传统文化当代社会功能的重要进路。值得一提的是,“不证自明性”的分析路径在经验研究中已经有所体现。例如,阎云翔在论述传统孝道衰微时,提出了孝道的“去神圣化”概念。基于这一概念,养育子女的意义从一种毋庸置疑且普遍接纳的“恩情”,转变为一种可反思甚至可质疑的生物行为(生育行为)或者法律行为(法律规定的抚养义务)。这一变化本质上是传统文化“不证自明性”的式微。通过这一研究实例可以看出,以“不证自明性”来理解传统文化亦不失为一种考察传统文化衰微与否的重要指标。

   需要指出的是,从“不证自明性”的角度来理解传统文化,对于当下文化社会学常用的传统文化经验分析策略也有一定的启示价值。例如,个体言明的传统文化是个体经过思考和反思之后所呈现的结果,其是否代表了个人“内化”的那种“不证自明”的传统文化,是近期文化社会学研究争论的焦点所在。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个体所“言”一定不等于个体所“想”,但是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个体在总结、凝练和表述个体文化意义的时候确实有社会期望偏差的现实可能性。此外,对于文化和行动之间经验关联性的考察也可能混淆“不证自明”的传统文化和作为“工具箱”的传统文化。例如,对年迈父母的照护可以是出于一种发自本心且无须反思的“孝”,也可以出自一种代际之间“算计”的理性交换。单纯看行动(例如照料行为)本身或者行动之后行动者的自述,并不能够对“不证自明”和“工具箱”这两种传统文化进行区分。此时,我们无法判断孝文化是否以阎云翔意义上的“神圣化”方式在发挥现实的作用。

   在下面的一节中,我们将从传统文化的不同存在形态出发,具体讨论传统文化如何发挥其“不证自明性”。

   三、传统文化如何发挥其“不证自明性”?

   (一)传统文化的多元存在形态

   尽管在一般的学术讨论中,传统文化总是以一种“单数”的形式出现,但是基于现有的文化社会学理论,我们可以分别从意义系统论、“工具箱”论和社会实践论的角度来界定出传统文化的三种基本存在形态。

自韦伯以降,文化的意义系统论便构成了一个经典的文化分析范式。按照这一理论,文化是一套内部逻辑自洽的叙事体系。这一叙事体系自成系统,既外在于个体,又通过社会化过程被个体内化,以规制行动。在韦伯之后,意义系统论在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文化被定位为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通过影响和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由于传统文化通常被提炼和理论化为一套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比如中国的儒家文化),因此学者们有意无意地会从意义系统论的角度来分析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视为一种叙事体系。这一体系内部一以贯之,构成外在于个体的一套意义系统。生活于其中的个体通过早期的学习和社会化过程,吸纳并内化这一叙事体系,从而在判断对与错、是与非的时候与其他共享同一叙事体系的个体保持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传统文化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864.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