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松:“印太”的全球思想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08: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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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松  

  

   摘要:“印太”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术语,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然而国际学界对“印太”这一海洋政治概念的认识仍显贫瘠。本文致力于考证“印太”的思想史渊源,阐明“印太”概念诞生时的理论架构,并梳理其在时间与空间流动之际的创造性接收与再阐释。“印太”视域可以追溯至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的空间政治思想。豪氏将马达加斯加至波利尼西亚的广大区域指定为一片有机的整体,冠以“印度太平洋”之名,与欧亚“大陆板块”相互平行,与“欧美”海洋势力相互对立。“印太”是豪斯霍弗将生态气候标识映射到欧亚“海缘政治”断层线的一种权宜设想。这一理论创新源起于连锁交错的语境。“印太”基于海洋学、民族学、历史语言学等学科的整合、会通与再创造,继承了普鲁士启蒙思潮的地理关怀,也反映了德国思想界为制衡欧美竞争对手,思索亚洲政治潜力的转向。因此,豪斯霍弗的“印太”构想呈现出一种反殖民主义愿景。豪氏希望“印太”海洋带突破德国的地缘困境,也期待中国、印度政治觉醒、民族自决、文化互通,反制殖民主义国家。豪斯霍弗复杂的“印太”思想经历了多层传播、接收、蜕变。尽管在印度、中国影响力有限,豪氏在日本却因介入了“泛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语境,产生了关键性共鸣,形成了巨大影响。详考“印太”的思想史,是以全球思想史方法考察地缘政治学的案例研究,也是通过发掘过去观念反哺当今政治语言的贡献,更是反思殖民主义政治遗产的契机。

  

   一、“印太”概念的谱系

   随着近年世界格局嬗迭,政治语境迁移,诸多似曾相识的论域也卷土重来,其中一则典例即是政界与学界重新引入公共舆论的“印太”概念。“印度太平洋”作为一个海洋学、生物学和环境学范畴单独存在,但其作为一种“海洋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理论,则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24年,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出版《太平洋海的地缘政治》(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以下简称《太平洋》),阐发了并不系统,但羽翼颇丰的“印太”概念。这一观念又在1928年豪斯霍弗与奥托?·?摩尔(Otto Maull,1887—1957)、埃里克?·?奥伯斯特(Erich Obst,1886—1981)、赫尔曼?·?劳滕萨赫(Hermann Lautensach,1886—1971)合著的《地缘政治基础》(Bausteine zur Geopolitik)以及其他一系列公开发表的地缘政治学文章中出现。1939年,《印度太平洋空间内的德国文化政治》(Deutsche Kulturpolitik im indopazifischen Raum,以下简称《印太》)付印,书名即以“印太”命名。此后,豪斯霍弗的海政思想在政治动荡的德国本土蜕变,又通过文本、人物、思想的转移,传播到他心之所系的“印太”,在流动的全球语境中经过不断地再阐释、再想象,与当地思潮接触、碰撞、融汇,催发出崭新的语言范式。因此,“印太”不仅是一部德国、欧洲概念史,更是一段值得玩味的欧亚文化交流史和全球思想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豪斯霍弗研究在德国零星寥落,唯有涉及他与第三帝国的关系时,史家才不吝予以关注,但几乎从不探微其理论细节。在西欧、英美学界,豪氏其人、其思想近乎销声匿迹。尽管他本人高度关注印度、中国,但豪斯霍弗在印度昙花一现后继而影响低迷,在中国则更甚:仅存一部译著,且无再版。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在日本,豪氏大量译著不但流传不绝,而且持续影响日本地缘政治、国际关系辩论的修辞与轨迹,直至时下。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议会演讲,鼓吹印度洋、太平洋“两海合流”正值其时,两大洋“突破传统地理界限”势在必行,而一个“扩大版的亚洲”正在兴起。当然,安倍不可能不提到:这一新版“大亚洲”也旨在联结美国、澳大利亚这两位盟友。也正是在2007年,日、印、美、澳创始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经历了十年的若即若离后,又于2019年重续旧盟,协同军演。但2007年安倍仅提出“印太交汇”,而未引入“印太一体”。终于,在2016年肯尼亚举行的非洲发展会议上,安倍抛出了酝酿已久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此举用意颇深,因为豪斯霍弗构想的“印太”确实西起东非,东至波利尼西亚群岛——肯尼亚地处东非沿海,自然包含在内。此后,澳、印、美政府虽然在“印太”概念上并无任何阐发,但在言辞上不断呼应日本当局。2013年,澳大利亚出台《国防白皮书》,其中除却目录共提及“印太”55次。2018年,美国政府将“太平洋司令部”(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 USPACOM)高调更名为“印太司令部”(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USINDOPACOM),继而又在2019年推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推进一个共同构想》。至此“印太”概念的声势达到了巅峰,在国际范围内反响不断,余音不绝。

   长期以来,在“印太”的前世和今生之间,既缺乏实质性的谱系纽带,亦无规范性的相互印证。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印太”思想渊源的理解仍薄弱不堪,因此也对其战略意义理解尚浅。即便是较早认定“印太”缘起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学者,也只是在1924年《印太》一书的题目之中发现了“印太”一词而已,鲜有真正翻阅其书者。正因为学者单凭书籍标题谱写思想脉络,并不真正考察原典,几乎无人理解豪氏的“印太”论述。与之相比,历史学家掌握更缜密的档案研究和书籍史方法,运用全球文化、文本、观念交流史的研究途径,考证了豪斯霍弗其人其思在20世纪40年代传播至日本,遂与泛亚细亚主义思想汇流这段国际思想史。然而,不论是政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未阐明豪氏的“印太”理论究竟如何构成,有何创见。历史学家尤其未曾严肃对待豪斯霍弗的理论,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思想史异军突起,但西方主流史学排斥理论阐释,以为思想史属于奢侈之学,徒费笔墨,而更倾向于通过物质证据修正历史叙事——微则抉发生活形态,宏则钩沉文化流变。因此与逐字逐句分析豪氏理论构架相比,谈豪氏对日本之影响更符合史学时潮。二来,虽然“地缘政治学”已经摆脱“二战”后的“纳粹意识形态”恶名,但无论如何,经过六七十年代后国际关系学的“行为转向”“博弈论转向”和社会科学化进程,早已被视为过时、无用、伪劣之学。或许考证豪斯霍弗档案仍是德国史家,尤其是日德关系史、日德交流史家的必修功课,但历史学界早已不认为钻研豪氏的地缘政治理论本身有任何意义了。最后的原因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地缘政治理论内部,遵循它的逻辑进行批判性考察,需要一揽子相辅相成的技能:解读史语、破知语境、考辨逻辑、论证学理。大多数关注豪氏“印太”理论的政治学家不具备思想史的基本治学能力,而历史学家又未经政治理论、哲学史训练,因此无法疏通其内部的智识体系。由于这种种原因,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仍未出现任何解读豪斯霍弗“印太”理论的学术作品。

   然而,政治学家和国际史家热情复燃,纷纷撰文将“印太”追溯至魏玛共和国,强有力地推动了“印太”的研究。抉微“二战”前夕的德国史无疑是重塑“印太”思想史的关键进路。然而,学者在实践其史学工艺时,应采取审慎之态度,避免时间错置之举导致不合理的政治化论述。譬如,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成为豪斯霍弗思想的重要语境之一,也是“印太”传播史的关键历史成因,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1939年后,欧洲和东亚硝烟弥漫,完全笼罩了豪斯霍弗前期理论的面貌。因此,思想史学者若欲严谨地考证“印太”概念之缘起,必须区分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政治海洋学”理论基础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流变。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太平洋》一书中的“印太”理论,兼与1931年《泛概念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 der PanIdeen,以下简称《泛概念》)、1939年《印太》二书相互论证。

   《太平洋》是豪斯霍弗的代表性著作,其副标题“地理与历史相互关系之研究 ”(Studien über die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Geographie und Geschichte)极具启示性。豪斯霍弗自视为德国从近代早期自然法到后启蒙运动神圣史这一脉思想史中,思索“地理如何通过历史进程塑造政法”之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但豪氏认为,他重新理论化了前人遇到的难题,因此也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豪氏认为德国所处的“中欧”地理位置与“大西洋——太平洋”相比,遭受更多政治生命体成长的阻力。但本文也提出:尽管豪斯霍弗政治理论创新的动机展现出了高度具象的德国语境,然而最终形成的却是一个全球性的愿景。这也是另一个值得政治理论与思想史家潜思的案例。通常认为,语境化的政治理论更偏离规范性启示:一个观念愈与它的历史环境千丝万缕、筋骨相连,愈偏离时下相关性。然而这一直觉似乎经不起考验。因为往往正是萌发于具体环境的思想,为了克服种种外来阻力和质疑,通过兼蓄融贯、调节适应,才形成了更普世的思想面貌。从这种案例中我们也学到,如何在应对高度语境化问题的同时,既超乎具象之外,又反哺具象之中,形成实证与规范的会通。“普适”是“普世”普遍性的检验标准,而“适”或“不适”,则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实践。

   本文试图修正“印太”谱系研究中的一系列误区,并填补这一学术史与公共论域的空白。事实上,研究“曾经的印太”裨益良多。首先,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反殖民主义愿景。鉴于德国面临来自西欧、英美等海洋大国的强大压力,豪斯霍弗希望通过中、印的共和革命、政治觉醒,带动东南亚等广大区域,实现去殖民化,反制德国在大西洋的主要竞争对手。而如今“大国博弈”版的“印太”却完全忽略了仍在中亚、印度、东亚、东南亚上空飘荡的殖民主义幽灵。21世纪的国际政治愿景不能不回应、反思、处理殖民主义的遗产。比较思之,与反殖民思想史语境中重新思考全球空间的“印太”理论相比,当今重组海洋以施行大国遏制外交政策的“印太”无疑更显苍白。豪氏“印太”关乎自然、社会生活和政治意识之校准,探赜在全球海洋空间内原住政治与殖民政治之间的张力。而当代“印太”却对海陆生态、社会风气,尤其是原住民、移居者、殖民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漠不关心。严肃对待豪斯霍弗“印太”观念的益处之一,即是通过一个生动的案例研究,探索豪斯霍弗这样的地缘政治、海洋政治理论家如何从各类修辞、科学、哲学资源中构筑出一个全新的空间概念。遗憾的是,在政治思想史学科中,对地缘政治理念的研究鲜之又鲜。此篇论文试图发起对“印太”概念历史形成的学术讨论。

   二、“印度太平洋”的政治海洋学

豪斯霍弗广泛征引了物理海洋学,以为重新界定海洋政治空间之佐证。他预见到,重组印度洋、太平洋之举有扭曲自然之嫌,因此提前说明:整合印度洋和太平洋完全符合海洋学依据。豪斯霍弗恰恰认为,“印度太平洋”才是被人工割离开来的自然整体,因此他所做的是重归自然。他引用海洋生物学家的研究提出:印度洋和太平洋同属一个“生命单元”(Lebenseinheit)。因此,“动物地理”(Tiergeographie)——如鱼类从马达加斯加游至澳斯特罗——亚细亚(Austroasiatic)沿岸——比所谓的“国际公约”更加自然,也更具效力。对豪氏而言,“印太”是一个有边界范围的“生命区”(?kumene),与“非生命区”(An?kumene)直接相对。而二者之间的“南境”分界线则由南部诸海的西风、南极洲的洋流所决定。豪氏指出,这些纯粹海洋学意义上的边境“从物理角度更应令人接受”(aus der physischen heraus eher annehmba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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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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