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美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个议题而言，美国研究的学术史提供的直接成果并不丰富。一个吊诡的情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并没有落实到对美国本身的研究之上。美国现代化理论运动的基本关切是在第三世界。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般框架中，美国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终点状态没有得到“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的认识和处理。现代化理论的溃散瓦解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可以说是对国家和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历史性认识和研究的相对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后，与现代化理论运动有渊源的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当中兴起“找回国家”思潮，就是对这种状况的纠正和转向。这种最初主要源于面向第三世界的“地区研究”当中的思潮波及对美国本身的研究，助长了美国的研究中国家议题的兴起，这就是以国家构建进程以及国家形态、特性和效能为主要关切的“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研究。这些年来，国家议题在美国的重要性和理论综合意义得到重新承认，相关研究有了坚实积累。这当然给从“现代化”“发展”之类的宏观的、综合的、具有比较观点的框架去看美国提供支点和路径。今天将“现代化”概念施之于美国，固然并非不可，只是应该对其作为“宏大理论”和“霸权叙事”的固有局限性有所警醒，对历史学者而言尤其如此。

如果就美国的国家构建进程和国家特性提出一些基本判断或者认识上的出发点，笔者想可以强调两点：一个是“弱国家”的历史起点和长期性状，另一个是演化论的国家观。

第一点即“弱国家”命题。按照一般的国家本身的组织规模、制度强度和国家—社会关系的标准，美国在现代国家中是最弱的；“弱国家—强社会”的模式是适用于美国的。就像H.G.威尔斯所说，美国的中央政府是“俄罗斯以西文明世界各国最软弱、最难接近、最低效无能的”。其实，从托克维尔到詹姆斯·布莱斯，这些最杰出的欧洲美国观察家在对美国的观察判断中，有很多就指向美国的“弱国家”特点。美国的中央行政官僚体系长期羸弱，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所渴求的“军事—财政国家”长期不得实现，国家汲取内部财源的渠道阻塞（这与关税在19世纪国家财政收入比例居高不下有密切关系）。包括常备军在内的军事组织设施长期孱弱，“战争制备国家”（war-making state）的构件稀松零落。外交机构规模很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没有系统的政府对外情报体系。在其他国家中央政府理所当然拥有的许多功能、职责和权力，美国联邦政府不能承担和占有，比如联邦政府长期不担负供养和组织科学、教育、文化和艺术的职责。它也不设置经济发展的明确目标和系统政策，“产业政策”（strategic industrial policy）这种在其他国家的常见之事在观念上被认为是“非美国”的，如果有也只能以隐性方式存在。“福利国家”虽有缓慢成长，但在西方国家中也是最弱的。而且，“弱国家”不仅是国家制度和组织上的特性，也是一种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美国政治文化的基要之一就是“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视国家为“必要的恶”，把限制政府权力看得比政府效能重要得多。它与美国的其他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要素纠缠在一起，形成一些“观念丛结”，其中包括以权利、契约、个人主义为导向的路易斯·哈兹（Louis Hartze）意义上的“宰制性自由主义”的强劲作用。历史上，导向“弱国家”还有在内战前影响很大的州主权观念以及州先于国家的认同倾向。

近年来在美国史，特别是在建国史和19世纪美国史中有一种“弱国家神话”（the myth of the “weak” American State）的对抗性论，是说以往广为流通的“美国是个弱国家”这个判断是错的，是个“神话”；主张说美国历史上国家权力有独特、复杂和多样化的存在方式，虽然和欧洲不一样，但从一开始就是很强的。这个流派主张超越欧陆式、韦伯式国家观，从超越官僚行政体系、中央政府的更广的范围内去认识美国国家，还强调不要在公私之间、国家社会之间做截然二分。他们还沿着迈克尔·曼的路线，强调不要把“专断性权力”（despotic power）等同于国家权力的全部，在美国理解国家尤其要发掘“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突出作用。还有人强调，与欧洲不同的是，历史上美国国家在权力的组织和分配上更多的是平行而不是垂直的，也就是说，州和地方政府在公共行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如果它们不被纳入国家的构成要素予以充分估计，则很难理解美国国家的强度和效能。

笔者对这种流派和思潮的基本看法是：第一，他们的很多发现和提醒有价值，尤其是有助于抗拒对国家和国家权力的窄化理解，把问题引向“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扩展对美国国家的独特社会条件、复杂面向和社会根基的探究范围。第二，这种论说过度排斥韦伯的国家观，低估集中化国家权力和组织在国家概念中的关键地位，是一种理论上的偏执和误区；此外，说美国历史上就是“强国家”则是一个牵强的、误导的历史判断，从这个判断出发，很难组织出有效包纳基本事实的关于美国国家成长的历史叙事。美国中央政府的规模、职能和权力的扩张是个确切的趋势，而且从具体历史情境中看，这种扩张经常是必要的。

现代化有一个“复杂化导致集中化”的机理。现代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复杂化、多元化不断加深，公共事务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多，都必然要求中央政府层面的协调、组织和整合不断强化，这是现代社会的长期趋势和基本律令，美国当然不能例外。在美国国家建构的历史中，中央国家权力和相应组织设施的不断成长和总体强化是一种显著的、枢纽性的态势。现代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终将反映为国家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也为中央国家的升级改造提供基础性条件。建立多大、多强的中央政府组织，设立和取消什么样的机构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思想和运动的关键主题。把美国国家构建看成一个长期扩张——当然并非没有顿挫和回退——的演进过程，就是这里所说的“演化论”的美国国家建构的观念框架。从国际比较范围看，正因为美国最初的“弱国家”特征非常突出，所以长期扩张的演化论特征也就尤其明显。“演化论”这个词意味着进程有个基本方向，也就是国家的扩张和强化；也意味着渐进、积累性的变化与连续性并存，适应性变迁（adaptation）与复杂性并存，这种认识正可帮助我们把握美国国家构建的关键和独特的点。从这种“演化论”观点出发，笔者想对美国国家构建和扩张的问题做如下几点简要讨论。

第一，一个相当清晰的态势是，危机经常成为美国国家扩张的契机。危机和战争塑造国家；如果说在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况，那么这在美国更为突出。这当然首先是因为美国有着各现代国家最为强大的反国家主义。在常态条件下，美国的社会运行平稳进行，公共利益以固有方式达成，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价值的格局不遭遇重大挑战，则个人和社会付出代价的意愿就会低落，反国家主义就更容易维持美国政治思想的底色以及共识的角色。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就是这种危机，强化国家的诉求和目标在联邦党人身上被充分体现出来。此后的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也都是销蚀反国家主义和推进国家扩张的重要环节。在内部社会危机方面，镀金时代的工业化、城市化引发的社会失序和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都在一部分美国人当中引起了对国家、联邦政府态度的转换，诱发出高涨的国家主义、干预主义的政治共识和运动，不仅提高了联邦政府的政治地位，同时推进了福利主义国家的扩张。国家扩张在20世纪的强度和频率要明显高于19世纪。危机条件和对危机的感知助长了国家扩张。

第二，美国人在20世纪所经历的国家权力、国家规模的巨大扩张和国家效能的空前提高，是美国历史真正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事态，是20世纪最大的“美国成功故事”之一。冷战史大家莱夫勒（Melvyn Leffler）曾论称，美国在冷战中的全面“胜利”，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的变革和扩张。说变创意义，不仅是就其中有前后相比较的巨大变化而言，而且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变化是在抑制、突破和超越了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中非常强大、顽固的一些东西才形成的。在美国政治争议和学术讨论当中，联邦政府和国家是一个极具争议性、永远不能达成真正的共识的问题。“反国家主义”从来没有被清除掉或者克服掉，它始终在给国家扩张设置限度，而且不时获得回潮和暴涨的历史契机。国家扩张的势头要被它打折扣，必须做出妥协和调适。比如对上面所说的莱夫勒的关于国家的成功故事，一个老牌共和党式的政治学家则提出另外一种叙事，就是说冷战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反国家主义成功地抑制了国家无序扩张的势头，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反国家主义的美国成功故事。而这种叙事是与冷战后期的里根式反国家观，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内的新自由主义主流思潮是相一致的。冷战时期和今天一样，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适当界限在哪里，美国人在理念上、政治上、情感上都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当中有吊诡的事，其中之一是为数很大的一批按理说最需要福利国家——实际上也是靠福利国家才不至于掉落到更差的状况的美国人，却在美国的“民情”、文化和政治条件下成为联邦政府的固执反对者。而当前美国的反国家主义性状和条件如何，何以如此强大是一个需要探究的复杂问题。

第三，和20世纪的美国国家构建的成功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的国家精英。就此而言，从20世纪初到冷战中期，一个内部构成相当紧密的精英群体在演化、壮大，在跨世代培育和更替，发挥着国家精英的关键角色。这就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被称为“权势集团”（the Establishment）或“东部权势集团”的那群人。从作为原型的伊莱休·鲁特和“一战”中的“年薪一元人”开始，这个群体不只从实际上主导着美国防务和对外政策，而且还在国防动员、国家目标和国际观念的塑造，以及国际制度的创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除了明面上的政策影响之外，他们还承担了更深刻的历史性功能，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他们在“小政府、弱国家”条件下充当了补偿性、替代性的力量，缓解了国家扩张的政治压力。这个群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来自商界，他们把美国企业的管理主义、治理理念和组织技术带到了美国政府当中。他们大多不倾向于介入党派政治和选举，政治上具有明显的党派中间性（bi-partisanship）立场。在对外政策和战略上，他们有突出的审慎精神。美国冷战时期战略上，相对而言具有高谨慎性和低成本特征，不仅与结构条件有关，也与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和战略文化偏好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个群体构成复杂化，逐渐裂解和消失，到后冷战时代，可以说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学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存在和消失对理解美国国家、政治和政策，对理解美国当今的政治衰败，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在于对国家强度和效力的分析和评价，离不开对美国国家的社会基础的深切观察。说美国国家“弱”是指政府规模、职能和权力而言。美国“弱国家”状况的长期维系，与美国存在着具有高度组织性、强大组织力的大量非国家、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密切相关，也与美国的充实“社会资本”密切相关。尤其是19世纪晚期以来，出现了某些亲国家社会力量，包括一些新兴的“智识性职业”（learned professions），包括孕育了“权势集团”的沿海都市区的商人、律师，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还有越来越重要的高校学者，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科学家，致力于提供国家治理的知识和信息资源。还有一些是为公共利益导向的公民组织，以及现代公益基金会和智库这样一些具有美国特性和特别作用的组织形式。在联邦政府缺乏特定职司和权力的情况下，比如战争动员、对外政策和对外情报、社会救济和保障等，一些社会力量对国家职能空缺提供替代和补充。有的时候，他们还充当“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hip），通过倡导和游说活动发起或者创制政府此前空缺的政策和职能，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美国历史学中很有影响力的一种综合性论说即“合作主义”（corporatist synthesis或associationism），就很有助于揭示社会力量一方面补充和替代国家，另一方面参与国家构建和国家扩张的情况。帕特南、斯考切波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二十多年前观察到和强调20世纪晚期以来美国有组织公共参与和“社会资本”长期衰落的情况似乎仍在延续，而这与美国的国家衰落现象有密切关系，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