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哲学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22-06-06 20: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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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学术必须开启中华新文化创造的“自我主张”、自觉自律,这是文化发展史的深刻启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立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和文化哲学的基本立场,梳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精神内核、本质内涵。在此基础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必然性源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各自文化使命的需要,详细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方法论原则、具体途径及终极目标。最后,阐发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多维度的、层层深入的重大文化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新文化

  

   如果作为前现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积极主动地与作为现代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融合,重生为中华新文化;或者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内化为其中的文化基因,二者都将失去对新时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解释、引领和指导能力。因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背景下,积极推进和实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就显得极为重要,这事关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繁荣发展,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途命运,事关新时代中华新文化的成功构建。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重要时代课题,也是重要的学术话题。从学术史看,关注并讨论两者融合问题的学术讨论并不鲜见,但是,与以往自在的、仅从文化战术层面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问题的做法不同,本文是在自觉的、文化战略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即立足于唯物史观和文化哲学,深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哲学存在论根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文化发展史的视域下,对两者融合问题展开高度自觉自律的审视和考察。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本质

   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唯物史观这一根本观点为我们认识文化的本质提供了根本遵循。不论哪个民族、哪个历史时代的文化,其精神内核无疑是哲学,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②,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体系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思想体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后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它是资本主义兴起后所造就的社会矛盾尖锐和社会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加剧的产物,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如果说启蒙思想已经属于现代文化,那么全面超越启蒙思想的无产阶级文化当然就是“后现代文化”。无论“现代文化”抑或“后现代文化”,实质性所指乃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扬弃。

   其次,既然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系统批判和实践扬弃,那么它所关注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人类解放以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会论及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但是它的首要的、重大的主题是人,而且是社会中的人,是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彻彻底底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又是彻彻底底的、科学的社会历史主义。

   再次,马克思主义是横空出世的,又不是横空出世的。我们说“是”,是指它以无法被超越的崇高的、严密的理论体系迅速出现在人类思想史中。我们说“不是”,是指它有内在的文化史根源,是欧洲文化史发展到19世纪的必然产物,是对欧洲文化尤其是欧洲近代文化的自觉的继承和扬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间接地研究欧洲文化,就是在间接地批判地吸收欧洲文化。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对欧洲文化的重大继承,但是我们这里并不否认直接研究欧洲文化的重要意义;同样地,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对欧洲文化的批判性颠覆,我们这里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依然扎根于欧洲文化。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思想体系。这集中体现为它的实践诉求即“改变世界”,以及由此决定的与各民族独特社会历史融合的文化必然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而实践总是各民族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性实践,所以它绝不是“纯而又纯”的“经院哲学”,而是必须同时穿梭于社会现实和“书房”的科学理论。这种思想体系看似思想的学术性、严苛性、纯洁性不高,其实是超越纯学术的真学术,超越理论严苛的社会历史严苛,超越理论纯洁的社会历史之不纯洁。

   总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外在化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抗,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批判和实践诉求,是对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道路的总体性探索,继承和发展了欧洲文化。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甚至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科学性和影响力的精华。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自己时代”不能被仅仅理解为19世纪,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依然有效,而且比其他各种产生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思想流派更为有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有效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到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自己时代”。正如萨特所深刻指出的,“这三种哲学(指笛卡尔和洛克的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引者注)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至今仍然拥有强大生命力的精华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④毫无疑问,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内在地蕴含着现代文化价值评价标准,而不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客观性描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具体理论或观点,它已经如其所是地存在于文化史之中了,说它“优秀”或是“糟粕”,是由我们今天的文化价值标准去衡量而得出的结论。例如,“大一统”政治观念在古代被视为优秀文化,在今天同样被视为优秀文化。但是,封建专制主义在古代被视为优秀文化,在今天则被视为糟粕文化。不过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优秀”或“糟粕”等外在表象之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本质。

   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农耕一游牧自然生产方式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文化系统,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内涵,而且是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中自成一家、从未中断的一个。作为一种非常成熟的农耕一游牧文化,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开创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核:“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⑤

   同样地,中华传统文化也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对于“自己时代”,我们可以指认为从三皇五帝到1840年。尽管这期间生产力和社会形态也在不断发生时大时小的变化或转型,但是都不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本质。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从语言文字等本质的角度,还是著作典籍等现象的视角,无论是从经史子集等部门学科,还是儒道释等思想流派的视角,亦无论是从汉藏回等民族还是豫鲁江淮等地域的视角,中华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完善自己,不断走向成熟稳定,较早达到独具一格的精神气质、核心要旨和存在形态。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光辉灿烂,而且历史绵长;不仅多元多样、多姿多彩,而且气质平和、内核统一;不仅成熟稳定,而且自成一家。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奠基于农耕—游牧自然生产方式的文化系统,属于大地文化、农业文化,既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文化,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的工商业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必要性

   探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具体问题之前,应首先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二者为什么要融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理解和拥有一种历史观和理论视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和国际格局。

   有一种主观主义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中隐藏着现代性的基因,在明清之际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如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会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自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中华传统文化不是“传统的”,而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华传统文化根本不需要和“西方蛮夷”的文化交流,通过自身的“复古”和“旧新”即可解决所有文化方面的困境和问题。持这种主观主义的历史逻辑和文化逻辑的大有人在,这是一种对世界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彻底的无知和幻想。

   如果不是世界历史的开启,中华传统文化并不会成为“传统的”,也不会在1840年以来产生任何自卑、无用、蒙昧和被嫌弃的情结,这和中国是否进入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错。只要这种生产方式不变革,作为一种非常成熟的、稳定的农耕—游牧自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文化,一直都是荣光灿烂、博大精深、高妙而致用的。只要是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地基上,进而只要是在民族的、区域性的历史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完全可以永远圆融自足、气闲神定、信心百倍地与其他文化进行平等的优雅对话和交流。

   但实际的历史进程并非如此,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率先在欧洲确立,并很快开辟出世界历史,摧毁了广大地域的、民族的隔阂壁垒,构建出由西方主导整个世界的支配—从属式世界格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深刻揭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⑥正是这种命运般的世界历史的开启和支配—从属式国际格局的构建,才有了近代中国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⑦只有从这种客观的历史境况出发,我们才能深入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劣、命运和前途问题,我们才能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必要性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传统的”,不是因为它自身的不思进取,而是因为中国被强行拖进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世界历史。正是在世界历史、现代国际格局中,中华文化显得“跟不上时代步伐”而成为“传统的”。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要在新时代复活、复兴,而且是在世界历史、人类全新文化意义和层次上的复活、复兴,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待的“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⑧。要想做到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指出了道路,那就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⑨,具体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⑩。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是非常必要的,事关马克思主义世界范围的发展繁荣、永葆活力,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活、复兴的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新文化的成功创造。

第一,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它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首先,马克思主义植根于欧洲文化传统,是欧洲文化集大成者。如果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思维范式,那么它将始终是外来的、异在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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