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学界主要通过经济学维度和人文学维度对人文经济学的内涵予以解读，尽管这两重维度都能以自身为坐标去兼容对方，但是又无法对人文与经济的“互化”过程予以全面认识。因此，有必要找到一个能超越并统一二者的新维度，而文明学维度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文明学维度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以具体社会形态为背景的文明意涵，服务对象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具体实践在于对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形塑。它以文明新秩序的构建为切入点，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和人文互促互荣，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人文经济建设提供指导。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　经济学　人文学　文明学

一、问题的提出

人文经济学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对于人文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系统总结，该知识体系得以建构和生成的直接动力就是回应经济与文化（人文）关系这一重要理论和实践议题。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以苏州和杭州这两座城市为例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苏杭实践蕴含了人文经济的内在规律，同时也发出了构建人文经济学的时代呼声。“文章合为时而著”，回答时代之问，“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是当代学人的使命。建构基于中国实践的人文经济学学科体系就成为当代学人的重要任务。

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看，对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和人文学两个维度来审视和讨论其内涵，并且其中大部分是站在经济学维度上，主张把人文思考引入经济学分析。还有部分学者跳出单纯的经济学范畴，从人文学科的角度对人文经济学进行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人文经济学具有奠基作用，强调人文思考的价值引领作用及文化劳动对物化劳动的超越。其学术贡献不言而喻。但我们主张要重视人文经济学的文明学维度解读，认为文明学维度在统摄经济学、人文学维度的基础上又超越了两者，赋予了人文经济学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建构文明新秩序的深刻内涵。

二、经济学维度：作为人文“经济学”的人文经济学

在经济学维度上，人文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子学科。它代表着经济学对于人的行为以及诸多社会生活、文化现象的考察与研究，其目的是弥补经济学研究中关于人文意识的缺失。但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缺乏人文意识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不但关注着社会的生产生活，也关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亚当·斯密那有名的“看不见的手”就充分表示了这一点，斯密认为利己的“经济人”凭借自由开展的商业活动能够达到社会生活的改善与人类的进步。事实上，不止是斯密，在李嘉图、麦克库洛赫、李斯特等不同派别的经济学著作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意识。李嘉图认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麦克库洛赫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把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人类幸福与生活境况所发生的变动，标志出来；他应当追溯工业的兴起、发展与衰落；更重要的是，他应当细心地分析和比较不同制度和管理办法的结果，并区别决定进步社会与落后社会互不相同的各种情况”。李斯特指出，“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这些无不彰显着经济学家对现实生活、社会发展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

诚然，这种经济学中的人文意识是显性的，但是也正如斯密晚年所认识到的，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与财富的不断积累，社会道德并没有随之进步，反而出现了道德情操败坏的趋势。这种趋势甚至反过来开始影响商业的自由发展。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须，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事实上，这反映了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以客观经济发展促进人类进步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随着经济学范式转换而愈发明显。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西方经济学数理化、实证化的研究范式抽象掉了经济现象中的人文因素。但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代替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之后，经济学中的人文意识或人文因素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原先的道德哲学反思变为了数理模型建构，即以数学方程的形式，通过求取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极值来计算人的效用的最大满足和物的最优化生产，以计量实证的方式为经济规律寻找数据支持。事实上，经济学正在以“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态度涉足文化、政治、宗教、历史等人文社科的一切领域，家庭经济学、宗教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众多经济学分支都在企图以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的量化方法让原本看上去有些神秘的人文领域变得清晰。换言之，现代西方经济学并不是没有人文意识，而是将这种人文意识量化为具体指标，从而可以更方便、更具操作性地将其用于社会的改善和发展。但人文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指标选择和测量的问题。当人文被简化为具体的指标测量和计量时，“人文化成”那种本身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发展特质就被限制固化，人文也就丧失了多样性和不断反思所带来的丰富内容，只能异化为空洞的形式。

有鉴于此，国内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相近的，即认为西方经济学尤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不能对中国的人文经济学学科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要建设人文经济学，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认识到，人文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立场的新经济学范式。为此，要超越西方经济学的资本逻辑，保持人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得物质产品供给与精神产品供给相统一，积极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换言之，就是要从“物”的经济学回到“人”的经济学。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向古典经济学的回归。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归只具有象征意义，并非真正回到古典经济学的叙事中去。事实上，即使是古典经济学也仍然是遵循资本逻辑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以数理化的叙事并非主要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对资本的态度。将资本理解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生产的核心，那么所谓的人文精神在其中也只能服务于资本为赚取最大利润而进行自我增殖的生产活动。人文精神并不会使资本就此放弃这种生产模式，反而会使自身被资本异化，并以文化资本的形式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资本生产。在这种理解下，人文经济学也就只能是西方产业经济学对具体文化产业的经济学分析。基于此，人文经济学就绝不能仅止于为经济学分析补上人文思考，而要从资本意义背后的支配关系出发，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把资本这一概念置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中进行理解。如此，资本将不再是唯一的、独立的经济发展核心，也不是一组质性各异的生产资料和服务，它代表的是以抵押预付的形式支配他人的劳动。立足于突破这种支配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这实际上要求的正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经济学相区别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经济学，它要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上，通过弘扬企业家精神，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科技发展促进人才培养与文化创新，形成一个精神与物质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局面。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经济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可以给予人文“经济”以具体的建设指导，但对人文本身的认识却非其所能，在具体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来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独立视角来审视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经济学维度并不能代表人文经济学的全部内涵。

三、人文学维度：作为经济“人文学”的人文经济学

与经济学维度不同，人文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是将经济“人文”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站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对经济发展做出批判和规范。事实上，这也是单一经济学维度所不能做到的。因为无论是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姿态包罗万象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学作为一个具体学科终归有其主要的研究领域，脱离了生产、分配、消费、投资、价值、价格、效用等经济范畴，经济学似无可言说。特别对当前所谓占据主流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言，其作为一种看起来更数学的、形式化的、严密的“硬”社会科学也更能体现出布迪厄所说“非历史的演绎主义”。它之所以是非历史的，是因为经济学家惯常从普遍心理学的角度来将这种具体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社会规律营造成一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自然规律。“这些人排除了社会或历史世界对个体偏好的任何塑造。贝克尔和施蒂格勒的那篇著名的理想化的文章《口味绝无争议》断言，依附在每个个体身上的个体效用函数是完全不变的：它不需要讨论，……那种看法就是对品味多样性的绝对的、强制的否定。”这种“科学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从来也没有脱离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鲁滨逊”式的方法论批评。如此，对经济学与经济学所规定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也有反思，但它只是一种经济学内部针对其具体研究方向与理论进路的反思，“它并不把揭示事物在自己的概念系统之外的意义当作自己的任务，而是永远满足于揭示事物在自己的概念系统里的意义”。其所代表的仍然是单一的科学向度。但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绝不止于此——这一点至关重要。

人文学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不满足事物在其自身的概念系统里的意义表达，它总要在体系之外做出反思，这种反思不仅关系到人如何认识自身与发展自身，更重要的是，它涉及的是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能够以唯我论的姿态思考，但是却不能以唯我论的方式生活。也就是说，要承认社会生活的存在方式是与他者共存的“共在”。在共在的前提下，虽然我们在经验他者之前对其存在方式与性质尚属未知，却已经为他者留下了位置。换言之，人文学的意义正在于将原本闭合的科学空间打开，以开放性的姿态获得更多可能，人也得以在这种可能性的获得中解放自身。人文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因为经济学只能通过经济范畴进行研究和表达，但人文的意义却又不限于经济范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事物之间是具有普遍联系的。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运行，更是需要有经济之外的反思与规范。而关于经济之外的反思，可以借用中国哲学史中著名的“义利之辨”的概念来予以表述。陈焕章就在《孔门理财学》一书中认为，儒家的经济学思想是伦理学思想的基础，并在原则上最终会与伦理学形成协调，但是在一些经济活动与伦理活动不能兼顾的具体情况下，伦理活动要优先于经济活动。总的来说，就是要为经济活动确立儒家的道义标准，并不能仅以利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为衡量标准，对于“利”的追求要受到“义”的约束，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实际上是通过设立一个超越经济的道德或伦理之维来指导和规范经济。但问题在于，当伦理之维获得了最高权威，会出现“以理杀人”的道德异化现象，不但不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解放，反而会形成阻碍。

因此，这里的“义利之辨”同样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并非实指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义利二者何者为重或何者为先的问题。虽然可以将这个概念用于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阐释，但是其本身却不能直接成为人文学维度人文经济学的核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巨大进步就在于它将一切神圣化的对象转变为人的对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将之称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这种文明作用才真正使得人自身能力得以彰显。但问题同样严峻。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建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随之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每个个人，只有通过市场中物与物的交换才能进行社会联系，也只有在市场的商品流通之中，物化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价值才能得以比较和实现。”这不仅意味着社会联系的本质就是披着物的外衣的价值关系，它还意味着需要和生产本身成为一种抽象、一种价值符号。这种经济活动体现在国民收入核算中不再是实物，而是作为符号的货币。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用来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作为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的参照来摆脱本团体”。人的主体性被物化为市场经济中的私有财产，并进而抽象为价值符号，它并不真正为了满足人对产品的需要，因为此时实物在经济体系中已经消失了，即使是直接属人的精神生产所产生的文化产品也同样被异化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我再生产的工具，并且相较于“满足需求”，“刺激欲望”以促进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更符合其产出目的。我们的消费并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身份和地位的有序编码。这一差异性的符号消费制造了等级，并最终引导我们的消费目的从原先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为了对等级地位的深层欲望。这体现的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

有鉴于此，国内学者对人文经济学的使命与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期望。研究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基因与人文思想资源，作为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人文经济学的文化反思应该以自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同时又要基于中国具体实际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对其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其同时包含人文性与中国性的双重性质。也有学者指出，人文经济反对任何装配线、流水线式的机械活动，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文化主体以非物化的文化生产的重要意义。文化劳动以创造性生产为特征与资本现代性物的逻辑范式下流水线式的、客体化的、单向度的、无主体的物化劳动相区别，创造性的文化生产本身是文化艺术品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劳动不可被分割为分工协作的诸环节，也不存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量，劳动过程本身成为无法复制的创造性生产过程。这实际上是要求人文经济学既是理论的又是具体实践的；既要体现在理论反思上，又要体现在建设具体文化产业上。这就要求我们针对具体的地区进行具体分析，以探索不同地区独特的人文经济资源与发展模式。而这本身又表征着单一维度人文经济学的缺陷，尽管人文学维度给予了人文经济学以经济“人文”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反思，但是在将这种意识反作用于实践的同时，又需要经济学维度的人文“经济”的具体建设指导，因此，人文学维度同样不能涵盖人文经济学的全部内涵。

如果说经济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将人文思考加入经济学分析的做法是让人文回归经济，那么人文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所追求的就是让经济回归人文。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而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人文学维度还是经济学维度都只是人文或经济的单向回归，不能显示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发展。人文经济学需要一个超越经济学维度与人文学维度的全新视角，这也是文明学维度提出的意义。

四、文明学维度：作为“人文经济”学的人文经济学

文明学维度在统一经济学维度和人文学维度的基础上又对二者进行了超越。实际上，较之经济学与人文学科，文明学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学科类别，甚至不是一个具体的领域。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文明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范式，它将因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信仰、文化等因素而彼此产生差异的人群进行区分，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但是，亨廷顿的说法并不完全。事实上，这种范式既是一种划分又是一种统合。因为它在将世界视为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等诸文明的具体划分外，还提供了一种统一的人类文明的视角，这实则是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而进行的理论建构。也只有将人类文明作为对象，才能对文明进行统一的结构化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历史发展与具体实践，将文明的基本结构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一步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人类文明内涵。而文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具体于某一人类文明的具体领域的经济学与人文学的。可以说，如果将人文经济学在经济学维度下的研究对象视作人文“经济”，而在人文学维度下是经济“人文”，那么在文明学维度下就是“人文经济”本身。如前所述，无论是人文向经济回归，还是经济向人文回归，都只是人文或经济的单向回归，不能显示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发展。而人文经济则是人文与经济的双向回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所谓文化经济是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在文化与经济的互化互动中，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意涵就显示出来。将人文与经济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才能以一个较全面的视角对社会予以认识并更好地实践。这实际上也在要求我们避免陷入单一的“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中。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人文与经济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基础或两种基本力量，它们的具体历史内涵及其辩证互动所形成的人文—经济生态，构成世界历史或人类文明的特殊形态”。从这点出发，人文经济学就成为关于人类文明形态的命题，自然生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事实上，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而言，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中国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做法。虽然使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财富得到迅速发展与大量积累，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改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造成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严重的不平衡，导致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如贫富差距拉大、城乡矛盾对立、人口老龄化、食品安全问题、腐败问题等。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尚处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因此，我们主要考虑总量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结构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原先的粗放式发展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现实也使得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较之以往发生很大变化，其表现为“文化不再是商品生产的客体和要素，它在诸多方面发挥了主体性力量，在很多领域成为了决定性因素”。文化的主体性归根结底是人的主体性，换言之，正是由于人的主体性逐渐增强，我们在追求物质富足之外，还要追求精神富有，并进而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新文明建设，才会使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出现了新进展。这根本上是在重塑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用人、经济、文化三者贯通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替代原先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旧文明形态。

1.文明学维度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以具体社会形态为背景的文明意涵

文明学并不是一个单一学科意义上的学问或原有学科体系下的学问，事实上，其所涉及的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促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宏大叙事。因此，当从文明学维度来看待人文经济学的时候，人文经济学必然是问题导向而非学科导向的多学科有机结合的新学科体系。而将经济学、人文学等学科有机结合的理论基础则来自以具体社会形态为背景的文明意涵。从这个方面说，无论是中国的“文明以止”“天下文明”“睿哲文明”，还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所逐渐形成的以教养、宗教、农业、艺术、城市等为特点的以区分文雅和野蛮、自我与他者为特征的并最终演化为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意涵，都表现了人类社会开化、文治与对人文精神的重视的普世内涵。但这只是一种对文明的抽象理解，以社会形态为基础的文明意涵诞生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文明的重新解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并不存在所谓超越历史的、超越阶级的普适文明，文明始终与具体的社会形态相联系，在马恩经典著作中就经常性地将文明与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比如恩格斯就指出，“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事实上，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就是人的活动，也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创造了社会，也就同时创造了社会文明。将文明与具体的社会形态相联系，文明才脱离了单纯的抽象表达而有了具体属性和具体内容，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也才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具有了鲜明的指向性。由此，可以说社会与文明是一体两面的，从实践活动与实践成果来谈是社会；从对实践成果的认识与反思来谈就是文明。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文明与具体的社会形态的这种本质联系，它必然也带有具体社会形态的特征与属性，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始终都伴随着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即使是高唱人权至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以雇佣劳动制为本质的社会文明形态也不过是奴隶制的变种，即一种时间奴隶制，它让劳动者丧失了除自身劳动力外的所有生产资料，再通过货币形式的资本预付买断了劳动者的大部分生命时间服务于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的营利计划和目的。

所以，当从普世的、抽象的文明意涵转换到以社会形态为基础的文明意涵中时，对文明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的理解就自然要基于唯物史观。事实上，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时，会发现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以往所有旧文明形态虽然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其应有的历史贡献，但是最多也只能从前资本主义的以血缘关系组织生产以满足家庭需要过渡到资本主义的以资本关系组织生产以满足个人需要，但同时无产阶级却丧失了生产资料，发展为一个对物保持依赖性的原子化个体。而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由自由人联合体组织生产。原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摆脱了对物的依赖，真正获得了独立性以追求自由发展。于是，生产也不再是只为满足个人需要的生产，而是以自由人联合体组织生产以满足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统一。值得指出的是，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明确地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认识就存在模糊与不足。列宁则从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为其做出了系统区分，他指出社会主义实际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尚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在第一阶段，虽然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但按劳分配原则将同一标准应用于不同的人身上依旧会产生不公平，还需要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的平等与产品分配的平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也即完全的共产主义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过由于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可以与人类旧文明形态做出了鲜明划分，因此列宁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

2.文明学维度人文经济学的服务对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虽然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与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了高度的文明”又有不同。因为中国是在生产力极度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就导致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与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不协调。这似乎违反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基本理论。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这说明社会并不是一个异于人的、具有自生动力的独立存在，恰恰是具体历史进程中的人的实践才造成了社会的演化。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化过程只是基于西欧历史演化的规律，并不能用来概括为一切国家或民族的演化规律。各个国家或民族自己的特殊规律仍有待于他们通过具体实践去总结。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实践探索。事实上，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伊始，我们就一直在探索着一种区别于旧文明形态的新文明秩序。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采取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方式，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模仿别国已经建立的工业体系，避免了市场竞争要付出的高额沉没成本。历史证明，我们依靠这一制度形成的集体优势，独立自主地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

但是，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所指出的那样，计划经济由于取消了市场，只能用行政命令代替资本指导生产活动。虽然这的确使得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失，但是计划活动只能根据已知的产业结构需要进行资源分配，其问题在于许多生产创造活动是无法预测的，更不能控制产品需求。并且，用行政命令指导资源调配与生产活动还极易引发官僚主义危害。此外，计划经济只能在本国或其他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在基本的产业体系建立完成后，如果不能让其参与国际竞争，就只能故步自封而再次落后于世界。所以，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在中国走向市场化改革，进而逐渐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又会遭受新的危机。在当前的“中心—外围”结构中，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因其先进的工业和科技水平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规则的制定者，而像中国这样的外围国家则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二者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依附关系。一方面，外围国家的人民只能从事廉价劳动，其创造的剩余价值不断向中心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外资的大量进入对外围落后国家民族工业形成挤压。并且随着国际资本的动荡，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很容易向外扩散，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转嫁给外围国家，导致世界两极分化的格局日益严重。此外，广大发展中国家还要遭受资本主义强国的文化殖民，在其文化殖民政策下，外围国家不但不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来思考问题，反而采取了类似于“全盘西化论”的思维来指导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使得自身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方位地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从而使得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上处处受制。这就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挑战，即要在清楚认识自身所处的独特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下，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解放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实际经验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以完成经济去依附、文化去殖民的重要任务。

基于这种现实，樊浩指出，“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它所进行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为现代文明的‘中华形态’和现代化的‘中国式’奠基。人文与经济是文明的两大基本力量，但决定人类文明气质和体质的不是人文，也不是经济，而是两大核心构造的辩证互动所形成的合力”。基于此，就不能将文明学维度放到与人文学和经济学维度相同的地位上看待。事实上，通过对文明做结构化分析，可以将文明细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基本范畴，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的总和，这突出表现在不同文明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而精神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使得主观世界受到改造的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别是人对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实践活动的认识与反思。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出发，才有后续的经济学维度和人文学维度。也就是说，文明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已经超越了建立一个具体学科的新范式、注重具体学科内部的理论革新或学科之间交流互鉴这种较为单纯的学术意义，因为这种意义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或精神层面。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我们要建立文明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就不能等待人文经济的建立或人文经济经验、案例的逐渐积累，被动地等到一切成熟了再从中做出理论总结，而是要直接参与人文经济的具体建设实践，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使得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三者相统一。人文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又因为经济对整个社会和文明的决定作用，所以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手段。而人文经济学则是研究人文经济并反映人文经济规律的重要理论，它将人文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实践成果进行即时总结并上升至理论高度，最终复用于实践以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任务。

3.文明学维度人文经济学的具体实践：对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形塑

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下，人文经济学就是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建设实践进行言说。有学者认为，除了人文与经济双重滞后的地区外，人文经济实践中的经济先行文化滞后和文化先行经济滞后的地区都存在结构性失调的问题。事实上，文化或经济的单向度发展本质是一种低质量的发展，对于这种单向度发展的结构失调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而文化与经济之所以发生矛盾，从经济对文化归根结底起决定性作用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经济活动所存在的野蛮性。虽然经济确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但是具体的经济活动却在很多时候是野蛮和具有破坏性的。事实上，从原始文明至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分工与强制关系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一直在增长。即使是在当今的数字时代，也同样“伴随着各类传统与新型的强制劳动、隐性暴力、权利剥夺、财富不平等。也就是说，当前的数字化、智能化仍带有某种野蛮性”。事实上，要想在当今真正扭转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性失调，首先就要解决这种经济发展的野蛮性。而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在资源分配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市场本身是工具性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下都会有市场，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却产生自资本主义社会，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建成，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几乎成为了一种世界现象，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仍要按照资本逻辑运行。如此，“市场经济孕育和发展的结果，必然使文化发展逻辑无法自外于市场经济运作逻辑，相当一部分文化（经营性文化）自然而然地会被纳入（或卷入）市场经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轨道，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与商品化逻辑交织在一起。”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就自然落在对市场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塑上。

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了“道德的市场经济”。道德的市场经济要求改变资本的内涵与意义，因为如果资本还是一种对劳动的支配关系，那么市场的运行依然是服务于资本无限增殖自身的资本逻辑。而通过增加声望资本或信誉资本的方式对资本意义进行扩充以改变其原有内涵，那么资本的营利方式就从只考虑短期的最大利益转变为通过积累自身信誉或声望，使得企业对社会、员工、客户承担责任，为改善社会各方面的条件而采取积极的行动以获得长期可持续的、更大的收益。如此，市场经济就可以抛弃过去的单纯功利主义的指导原则，将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统一起来，确立“以自己的福利和他人的福利为共同动机”的道德原则，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就可以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此可以调和资本和道德的矛盾，削弱甚至消除市场经济的无序性或野蛮性。这种道德的市场经济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人文经济的市场化展现，它将外在的功利维度和内在的价值维度进行了整合，使得人文经济的市场化形态在内外两方面获得确立。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对市场经济的改造也是一样，要革除当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种种不协调与野蛮性，对市场改造归根结底又要依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造。乔万尼·阿里吉也指出，“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斯密把政治经济学描述为‘政治家或立法者科学的一个分支’，把他自己的‘理论’贡献描述为有关法律和政府行为的一套‘总原则’”。可以认为，斯密非但没有建立一个仅靠自我调节的市场理论，反而预设了一个强大且政治修明、法律严正的国家存在，它持续不断为市场创造存在的条件，并在必要时积极干预以校正或克服市场对社会或政治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是政府的工具，市场要服从社会限制和社会目的。而在中国，这种规范又必须由社会主义政府所实施和引领。

五、结语

总的来说，文明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所坚持的是人文经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相统一的发展方向，在人文经济学的语境下，人文经济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的经济形态与重要手段。同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也就可以被视为建设人文经济的实践历程。以此为基础，实践—理论—实践的人文经济体系建设与人文经济学体系建设得以形成。事实上，对文明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的正确理解关系着对中国，特别是对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存在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问题的中国的文明构建上的反思；也同样影响着在当下这个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加速促使社会变革的新时代，我们如何继续更好地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这一重要问题。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