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01 次 更新时间:2023-12-08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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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以强化理论学习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调查研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今年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同志的一贯要求,必须深刻理解、有效掌握。

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握调查研究传家宝的历史逻辑

调查研究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贯穿于百年党史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始终立足和扎根于中国具体实际,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引领中国人民开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

调查研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调查研究。从1843年开始,恩格斯前往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工业中心实地考察,搜集大量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等诸多一手资料,对工厂工人、工人家庭等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研究,最终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1844年到1883年,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深入工厂、农村等多领域进行广泛调查研究,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全面而系统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剖析,挖掘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他曾在《资本论》中强调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践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尤其是1880年,马克思对工人劳动强度、工作时间和劳动环境等综合因素展开调查研究,制成了《工人调查表》,由此证实了劳资关系及其背后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

回顾百年党史,调查研究作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重要决策方法,作为执政兴国的重要方法论,在分析国情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起到了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和促改革的关键作用。

在中国革命道路探索时期,李大钊率先提出将“到民间去”作为调查研究的冲锋号,将调查研究作为认清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工具,在明确中国国情基础上,解决怎样进行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从1923年开始,毛泽东等人先后前往湖南等多地开展调查研究,相继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充分认识到工人农民是中国革命基础力量。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依靠农民、工人力量开展武装革命运动的理论自觉,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用调查研究来反对党内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由此将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论与发言权联系起来,建立起党内学习教育制度。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章。在自我革命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伊始,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解决土地关系的问题上。通过调查研究,形成了大量农村土地改革报告,如《湖南农村情况调查》《新区土改前的农村》等。特别是1961年被确定为实事求是年,也是调查年,党中央制定了《农业六十条》等重要文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邓小平致力于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在应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上,坚持调查研究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调查研究助推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党和国家发展政策的转型调整,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思路,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明确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科学地、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弘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以矛盾分析法重点理解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突出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也是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求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认识和化解矛盾,尤其是要把优先解决主要矛盾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要“扭住关键”“突出问题导向”,体现了矛盾分析方法在改革和发展问题上的运用。

问题就是矛盾,解决问题就是解决矛盾。调查研究在于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调查研究,牢牢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创造一次次胜利。回顾百年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的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调查研究,对中国国情进行精准定位,从而制定出符合不同发展时期应当遵循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新问题层出不穷,更加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矛盾分析法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尤其是通过调查研究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还要重点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兼顾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做好“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调查研究正是基于唯物辩证法,让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持续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

调查研究的目标是服务于中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旨在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解人民的需求、解决人民最关心最急切的问题,这体现出调查研究的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其初心使命始终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以八大思维切实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的实践逻辑

从根本上讲,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必须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双重审视之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生动实践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真正破解时代发展难题,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也是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的实践指向。具体来说,就是以八大思维切实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

坚持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统一。调查研究以问题为中心,从根本上讲,这要求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剖析矛盾,做好“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具体而言,应当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做好归纳与演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调查研究不能只看特殊性而忽视解决问题的普遍意义,不能只看重普遍性而轻视破解问题的具体思路。调查研究绝不是教条式的方法,无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都应当在调查过程中判定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最终通过特殊上升到普遍,再由普遍回溯至特殊。这就是通过调查归纳出问题的普遍性,然后通过演绎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方案。第二,做好分析与综合。这是对归纳和演绎的进一步深化。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认识能力往往需要经历从感性整体到理性部分再到理性整体的过程。调查研究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必然受到这一否定之否定结构的制约。分析与综合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思路。我们的调查不是依靠感性层面上对问题的直接把握,依赖灵感乍现去给出答案,而是需要通过理性分析,认清楚每一个细节,并最终通过综合掌握具有丰富细节的整体来找到答案。第三,做到抽象与具体相统一。这是对上述两方面的升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经典中不但直接运用了调查研究的方法,更对之进行了升级。他以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为起点,构筑起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发展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抓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症候,找到了超越资本主义的路径。调查研究不能只重视从感性纷繁的现象中抽象出规律性的内涵,更应当在思维中将抽象的规律性内涵通过概念建构、判断、推理等方式具体化为丰富的逻辑结构,最终以这一丰富的逻辑结构与实践相对接。

坚持战略思维。战略统摄全局。战略思维注重对事物全局性的把握。调查研究必须具有针对性,这就需要使用战略思维进行调查研究。第一,从问题的视角看,问题本身存在差异,有的问题是战略性问题,有的问题关乎战略性问题,有的问题是非战略性问题。调查研究工作重点应当针对战略性问题和关乎战略性问题的问题。第二,从调查研究的视角看,调查研究活动也有不同,有的调查研究侧重每一项具体工作,有的调查研究侧重整体性工作。无论是哪一种调查研究,都应当重视全局和整体,包括问题本身的全局和整体,以及党的事业的全局和整体。第三,从综合的视角看,调查研究一定要时刻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所有工作的基本语境。

坚持历史思维。历史思维是对辩证思维时间维度的深刻表达,是唯物史观的新时代表征。第一,从过去汲取经验、避免风险,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要求调查研究要形成时间序列,重视从以往调查研究中寻找经验。同时,也不能忽视调查研究所关注问题的形成过程,找到其由何而来的原因。第二,立足当下,将过去的经验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内在要素。这要求调查研究要做好过去经验与当下内容的有效衔接,不能让经验“喧宾夺主”而坠入经验主义的深渊,而是将经验作为当下内容的基础。第三,展望未来,将过去、现在真正统一在一起。这要求调查研究要具有未来视野,不能局限于过去和当下,要科学预测问题的未来走向并形成相应预案。

坚持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是以联系的视角处理各种相关联的部分、方面、层次、结构、功能等。坚持系统观念是“六个必须坚持”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研究将系统思维作为重要方法。从问题一侧看,其本身具有复杂的联系性,绝不是孤立的个体。因此,调查研究必须充分考虑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对该问题的影响,从中找出与之本质性、整体性、长远性相关的内容与要素。从调查研究活动一侧看,调查研究本身也是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调查研究需要充分考虑所有内在与外在条件、直接与间接因素、长期与短期谋划。

坚持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以发展的视角看待问题,扬弃旧的观念与方法。创新绝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为了求新而新,一定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六个必须坚持”包含守正创新。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必然诞生于守正的母体之中;创新是守正的发展,守正必然通过创新延续其生命。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为传家宝,我们在新时代对其创新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之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将其本质意蕴重新生发。当下对调查研究的创新不能仅仅停留于方法之上,还应将之上升到方法论层面,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在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深入理解和贯彻“六个必须坚持”。

坚持底线思维。底线思维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在工作中设置底线,这一底线是量变质变的临界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在调查研究工作中坚持底线思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党纪国法底线。调查研究的过程存在可能触碰红线的地方,这要求我们提高警惕,坚守原则,时刻以党纪国法为准绳。第二,明确目标底线。调查研究不是任意调查和肆意研究,而是有着鲜明的目标导向,必须取得相应目标。第三,要明确能力底线。调查研究是工作,关乎党的事业,必须量力而行,这就要求参与调研的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第四,要明确价值底线。“六个必须坚持”中第一个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调查研究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践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坚持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指在工作中坚守法律所设定的准则,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法治思维同底线思维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是对底线思维的深入表达,另一方面又与底线思维不同。法律是社会规则的底线,但是法治思维不仅局限于此,它更在于对规则的敬畏和对规则的执行。因此,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除了要坚守党纪国法的底线之外,也应当对法律抱有敬畏之心,时刻反思自身行为是否合法。同时,法治思维还启发我们,调查工作的具体流程、规范、内容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

坚持精准思维。精准思维是指工作过程精确准确地落实工作要求、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一定程度上,精准思维是对底线思维的反向延伸,底线思维设置底线,精准思维设置高标准。调查研究必须做到精准,这样才能高效、适时解决问题。这就要求调查研究不仅要坚守底线,更要不断提高工作实效,使用最恰当的方式,精准有效完成调查研究,并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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