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皇权的逻辑——读史札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06 次 更新时间:2022-06-06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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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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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的“逻辑”,指的是支配一个人或者一种政治势力进行活动的内在原则,为了便于理解,也可以称之为道德原则。比如一个人坑蒙拐骗,连他爹都给骗得只剩下一条裤衩,那么这个人所依据的逻辑,也就是丫进行坑蒙拐骗时所依据的内在原则,那就是能坑就坑,能骗就骗,绝不做正当的事情。而一种政治势力,比如一个国家,实行家族式统治,从他爷爷辈儿起就占据这个国家的一把手位置,决不允许他人置喙和觊觎——即宋太祖赵匡胤所言“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酣睡”——并且准备世世代代就这样玩儿下去,那么这个国家的行为的内在原则,就是必须绝对地占有权力,就是专制,就是独裁;而另一个国家,则迷醉于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施行丛林法则,到处发动战争杀人,那么这个国家的行为的内在原则,就是霸凌,就是用拳头说话。逻辑即内在原则与行为事实上是一种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内在原则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所以除非逻辑即行为的内在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一般都不指望那个实行家族统治的国家会搞什么民主,也不会允许老百姓享受什么自由;更不能指望奉行种族主义、霸权主义的国家某一天会突然慈悲起来,开始善待其他国家和民族,“放中国一马”,人们是不做这样的指望的。


回望明代洪武、永乐年间的人和事,在那个有限的历史范围之内,无论朱元璋、朱棣、朱允炆还是方孝孺、姚广孝(道衍)、宗泐、溥洽、齐泰、黄子澄……细究起来,哪一个历史参与者不是依据他们的内在原则去做事的呢?因此,我们不妨把所有的“自我”展现都看成是某人或者某些人内在原则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这是一种逻辑或者规律的结果,是躲不掉更是改变不了的。


最近一直浸润在明史中,某个瞬间我脑子里突然就冒出了如标题所说“皇权的逻辑”的想头:朱元璋、朱棣当皇帝期间做了那么多令人发指的事情,不至于就是疯掉了吧?他们做这些事情——譬如以血腥手段排斥异己,在国家政治中大规模杀人——时,到底遵行的是什么样的内在原则或者说内心的逻辑?他们为什么要杀人尤其是杀功臣?不杀人,比如说实行孔子所说的“仁政”行不行?再比如说,你别搞什么锦衣卫、东厂、文字狱,别想着把所有一切都控制起来,让世界只围着你一个人转,你也给人一点儿自由,让人有一个喘息的空间,让社会有一点儿活力……等等,不是更好吗?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人要是有了什么想头,就会不自觉地老是惦记着它,结果我在有关史书的阅读中,也就总是下意识地想给那个想头寻找一个答案。没想到答案竟然被我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呢?在从被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那里找到的,具体说,我是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行为本身中寻找到答案的。


其实这哪里是什么寻找?答案就在那里,已经数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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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参加革命的时候,元朝就像历史上所有“轮回”到即将崩溃的王朝一样,已经被当朝皇帝自己以及他身边的庞大利益集团弄到腐烂不堪、风雨飘摇,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王朝陷入到左支右绌、眼看着就要支撑不下去的境地,这反倒给再无活路的底层农民提供了活下去的机会,像一千六百年前的陈胜、吴广那样,大呼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造起了朝廷的反,从来没有当过自己主人的人,也要当一回主人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朱元璋抓住了这个机会。


朱元璋参加革命并非是受了什么主义的宣传,于是一腔热血被激荡了起来,“要为真理而斗争”,“救我千千万万苦难同胞于水火之中”,不是这样的,至少在历史描述中不是这样的。他是除了到革命队伍里找一碗饭吃之外再也没有其他道儿可走的情况下才走上这条道儿的。对这一点,朱元璋自己并不回避,或者说他没办法回避,没办法把自己描述成从小就有救万众于水火之中的凌云之志的人。后来他亲自撰写《皇陵碑》,记述当时的境况和心情——


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为我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兄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确实挺惨的。


当时,革命的发源地中国南方各省出现了很多割据政权,其中最强的一派势力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巾军。红巾军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属于“农民起义”范畴,绝对的正面形象,事实上红巾军里面还分为很多支派,参加人也未必全都是“农民”。当时安徽定远有一个叫郭子兴的地主就觉得形势挺好,于是也做起乱来。有钱有势的人容易结成政治力量,结果这位可以称之为“豪强”的人一呼而百应,很快聚拢起了数千农民,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攻占了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杀了州官,划地为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建立起了革命根据地。从来都无权无势的人聚拢在一起,摆脱了官府的欺压掠夺,突然有饭吃,甚至有酒喝了,于是都说好,依附的农民越来越多,郭子兴的势力也就越来越大。


在这些依附的农民中,有好几个很早逃出去的朱元璋的老乡,他们也是因为活不下去才走到今天这条道儿上的。在这些老乡里面,就有与朱元璋同村、就住在一条街上的放牛伙伴儿汤和。这个人后来成为朱元璋打江山的主要战友,是明朝著名的战将和开国元勋。汤和时有书信给朱元璋传递信息,老是鼓动他说:“你也快来吧!总比饿死强呀!”此前由于天灾(瘟疫)人祸(战乱和地主盘剥),朱元璋的家人饿的饿死,病的病死,几乎就绝户了,说是“陷入绝境”都轻了,简直就是踏入了死地。汤和给他传信息招呼他也来参加革命的时候,他正委身在安徽凤阳老家孤山村附近一个叫“皇觉寺”的寺庙里当和尚,觉得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饿死,因此一时还下不了决心。


在各路红巾军的围攻下,元军节节败退,为了应付朝廷的问责,败军干了一件缺八辈祖宗德的事情,那就是抓老百姓冒充红巾军俘虏,一方面籍此向朝廷掩盖败绩,另一方面也用这种方式报功请赏,这些“俘虏”的下场可想而知,结果弄到人心惶惶,老百姓成天连死的心事都有。朱元璋想,要是继续在皇觉寺当和尚,即便不被饿死,早晚有一天也会被元军捉去当“俘虏”,最终还是得把小命丢掉。恰在此时,元军放一把火,把皇觉寺烧成了一片白地,走投无路的朱元璋终于一咬牙一跺脚,毅然决然投奔了郭子兴。


这是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的事情,那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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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做和尚期间,曾经当叫花到安徽、河南等地游方化缘,前后长达三年多时间,可谓是经见过很多世面了。这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眼界开阔,有一定的城府,在打仗上也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勇敢和才能,这或许是他很快就得到郭子兴的赏识和信任,为自己谋得很不错的位置,并且很快娶了后来成为“马皇后”的郭子兴的养女的主要原因。总之他在革命大家庭里进步很快,成为了革命队伍中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


参加革命的农民千千万万,割据政权中,更有人急急火火地建立起小朝廷,亲自当起了“皇帝”,尽管这些所谓的“皇帝”在各方力量——不仅仅是朝廷军队——此消彼长的较量中基本上都是短命的。在所有这些人中,为什么唯独朱元璋成为了统一全国的明朝开国皇帝呢?实在与其胸襟开阔、目光远大、作战勇敢、智慧沉稳有关。当皇帝以后,他并不回避自己出身以及家事的贫寒,并不像历史上很多成为皇帝的家伙,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设定为“神”,索性不再当人的儿子,而是当老天的儿子去了,这一点还是挺可贵的。当然,朱元璋在当皇帝之初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念想,比如想攀附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的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为自己的先祖,到最后即使他自己也感觉这种攀附没什么意思,反倒会被人耻笑,索性就不再回避自己出身贫寒,把自己比附为汉高祖刘邦,不断强调自己“朕本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出身寒微”、“起自田亩”,他是英雄盖世,所以才一手打下这大好江山的。


尽管这样,我们仍旧有理由说,朱元璋在参加革命初期,人还是正常的,无论是为了吃饱饭还是为了在郭子兴麾下获得一个较好的位置,都在正常人的正常需求范围之内,即使这里边有些出格之举,也没有什么好责怪的。朱元璋的儿子“红二代”朱棣怎么样呢?我认为也是正常的:建文皇帝为了消除叔叔们对他好不容易得到的皇位的威胁,以削藩的名义对他们痛下杀手,对他四叔朱棣这位拥有最强军事实力的藩王更是步步进逼,一点点勒紧绞索,朱棣反要掉脑袋,不反也要掉脑袋,凭啥不反?于是朱棣就像他爹一样,也反了。不同的是,他爹反的是别人家的朝廷,他反的是朱家自己的朝廷,因此相信“正统”观念的中国人对朱棣的“篡逆”就有些非议,长久以来都认为丫做事太那个了,不太愿意给他“雄才大略”的评价。其实——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从历史功绩上来说,做了很多载入史册大事的朱棣,是担得起“雄才大略”这四个字的分量的。


奇妙的是,朱元璋和朱棣都是靠“反”起家,然而他们在获取皇位上都获得了成功;更奇妙的是,这对性格极为相似的父子坐上皇位以后,都在这一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至少在滥杀功臣、大搞文字狱和特务统治方面,都变成了令人惊悚的魔鬼……这可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边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


我的回答是:是皇权,是皇权极端到病态的绝对性和自利性。


怎么就叫“皇权极端到病态的绝对性和自利性”呢?说白了就是要独占权力,垄断权力,就是要作为唯一力量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在这种心态下,由此衍生出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正是其因为至高无上,因此皇帝们的这种恐惧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因此它也常常是畸形的,变态的。“高处不胜寒”,漫漫两千多年,中国走马灯一般过往了数百位皇帝,哪一个没有享受过皇位的无上尊荣,哪一个没有经历过失去皇位的极端恐惧?哪一个没有在维护皇权上动过杀机?!所谓的“宫廷政治”,说穿了就是皇权还没有被分权机制所制约、皇权的绝对性和自利性还没有被任何限制条件所限制的国家政治,我们说“皇权的逻辑”,其核心中的核心、本质中的本质,就在这里啊!


为了要独占——政治学表达是独裁专制——权力,皇帝就得要特别小心有没有人威胁到他的皇权,有,或者看起来有,他必定会痛下杀手。这样的戏剧,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已经反复上演过了。历朝历代皇帝,花在防止大权旁落上所下的功夫,绝不少于他在治世上所下的功夫。如果不谈论皇帝的是非功过,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皇帝们在维护皇权问题上,明主也罢,昏君也罢,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倾尽全部生命力的,“治世”反倒成为了很次要的事情。这恰恰是皇权的绝对性和自利性所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皇帝在清除异己扫除权力威胁的时候,一般并不公开说:“丫威胁到我的权力了,所以我才要杀掉他。”他是不会这样说的。反之,他往往会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似乎所有的那些打击和杀戮,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的利益,为了黎民百姓的福祉。古往今来,历史之所以不那么好看透,就是因为在它的上面,永远都遮着这样一层看似温柔的面纱。


我们举例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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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该杀不该杀?也许该杀,也许不该杀,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说了。


自古以来,皇权和相权就是一对无解的矛盾。好的时候——往往体现在君主是个有度量的明白人,不至于昏聩无能,小肚鸡肠,“狗揽八泡屎”,病态般地贪恋权力——彼此责权清晰,相安无事;不好的时候,就会斗得你死我活,波诡云谲,天地变色。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文化环境里,皇权相对于相权,当然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所以在历史上,斗争的结果往往是相权一次次被削弱,与这种削弱相伴随的,往往是宰相或丞相的命运坎坷乃至于生命被灭失。别的不说,单是朱元璋、朱棣父子就杀了多少个丞相!因此,说丞相或宰相是一项高危职业,绝非危言耸听。


学者杨鸿年、欧阳鑫两位先生曾经总结过中国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与君权的消长关系,他们认为中国宰相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秦汉时期,天子尊重宰相权力,宰相可以放手做事。君权与相权虽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配合的一面,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这时期的指导原则。这是有真正宰相时期,有不少‘圣君贤相’于国于民作了些好事。这时期的宰相可以起到真正辅弼天子的作用。东汉以后,尚书兴起,至于隋唐,发展成为三省制。三省长官互相制衡,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但也共议国政,形成了合议制的宰相制度。相权与君权进一步矛盾,以扩展君权削弱相权为其特征,但宰相还是对天子起到一定的辅弼作用,这时期的‘圣君贤相’也不是绝无仅有。这是宰相制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自宋以后,天子集中了一切权力,君权无限膨胀,君权压倒了相权,宰相不敢任事,也无从处理军国大计,只能退而担任‘票拟’工作,已失去作为天子辅弼之臣的作用,或说事实上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宰相,这是宰相制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转引自张博树《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结构特征》一文的注释。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可见,宰相制度是在皇权的一步步打压之下,逐步走向衰微的。上述两位先生虽然没有具体指证明代洪武年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是在这两个朝代发展到顶峰的,作为历史上最狠辣的独裁者,朱元璋比历史上其它皇帝更敏感皇权是否被他人侵袭,更警觉卧榻之侧是否有他人在偷偷地酣睡,因此,朱元璋从当上皇帝那天起,就开始了对从元朝沿袭下来的丞相办公机构中书省进行改造、限制,直到最终被取缔。不幸的是,朱元璋不仅心思缜密,他同时还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皇帝,因此洪武朝就出了见血的胡惟庸案。


吴晗先生撰写《朱元璋传》,数易其稿,辄受不同时期政治情势的影响,简直为难死了,我一直挺同情他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吴晗在为这本书修订最后一稿时,他和所有学术研究工作者一样,遵从于当时“阶级斗争是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不二法门”的现实,因此在解释朱元璋现象时,在我们今人看来似乎有些教条和偏颇,某些行文看上去感觉很不舒服,并不能服人。然而吴晗先生叙述胡惟庸案始末的文字,我倒认为是独具眼光的,他有别于众人,把洪武朝的几桩著名案件全都列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中来叙述,在对历史文献尤其是《明史·胡惟庸传》的解读中,正确地强调了应当被强调的东西——


“当时的中书省宗掌全国大政,丞相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统帅百官,只对皇帝负责。在胡惟庸以前,丞相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和朱元璋的冲突还不明显。……胡惟庸在中书省最久,权最重,已经使元璋觉得大权旁落,很不高兴,特别是得罪被谴责的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和惟庸密相往来,军事贵族和朝廷政治首脑结合在一起,和朱元璋的冲突便更加严重了。朱元璋直接统率军队和检校,决心消灭这一心腹之患,洪武十三年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趁此机会取消了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并立下法度,以后不许再设丞相这一官职。”吴晗先生挖掘到了朱元璋的心思,点中了朱元璋的要害。


那么后来呢?“从罢相以后,府、部、院、司分理庶务,目的是把权力分散,‘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一切权力都由皇帝个人掌握,‘所以稳当’,再也不怕大权旁落了。”从皇帝的角度说,这样当然很好,然而它所造成的另一种后果是,“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的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的独裁者了。”(上述引文均自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


从皇权的角度说,当一个独裁者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皇帝,很显然是一件极为惬意的事情,朱元璋好不容易把这件事办成了,心里是颇有几分得意的,他很想将这种大好局面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也就是朱元璋临死的前三年,“上御奉天门敕谕文武群臣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九》)


但是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好,还得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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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皇权的逻辑所进行的政治,必然带有暴力政治的色彩。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真正把这种说法演变为真实历史事件的,是汉高祖刘邦,他首开了戕害随同他打江山的功臣武将的先河,譬如韩信。韩信是立了大功的,甚至可以说,没有韩信也就没有刘邦的基业,也正因为如此,刘邦当皇帝以后,源于“皇权的逻辑”,特别警觉韩信的势力,可以把这种心理理解为一种本能的恐惧。为了消除这种恐惧,刘邦先把当时还是齐王的韩信改封为楚王,给支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随后就有人“适时”地告发——在皇权专制主义条件下,“揭发检举”之类完全是随手就来的小儿科勾当——韩信“谋反”,刘邦于是又顺理成章地将其贬为“淮阴侯”,这等于剪掉了韩信的翅膀,使之成为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庶人了。刘邦没有亲手把韩信杀死,在这一点上,比起后来的朱元璋和朱棣,似乎还算是温柔,但是韩信最终还是被皇后吕雉骗到长乐宫里面,给宰掉了,这里边究竟有没有刘邦的授意,是很值得怀疑的。据说韩信在临刑之前发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叹,他道出了真相,他更在无意之间道出了一条无情的历史规律,那就是:当皇权依据皇权的逻辑做皇权所能做的事情时,它是可以野蛮到毫无边际的。


然而像明代洪武、永乐两朝那样,把暴力政治发展到极端,在并非军事行动的政治行动中动辄几万、十几万、数十万地杀人,在中国历史上仍然是绝无仅有的。换一句话说,皇权对于皇权的维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极端残暴血腥的,到了嗜杀的朱元璋和朱棣手里,更是发展到了极致,演变成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国家规模的重大政治灾难。


自胡惟庸案始,朱元璋发现这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打击政治异己力量的方便武器,于是无限制地扩大案情,随便罗织罪名,动辄抄家处死,“杀一人即杀全家”,单是在胡惟庸案这一个案件中,朱元璋就以直接和间接的谋反罪名杀了三万到六万人,可谓是血海滔滔。


吴晗先生编写了一个《朱元璋年表》,我们从这位皇帝的编年中,可以触目惊心地看到这样的记载:“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刘伯温)毒死”;“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以擅权诛,坐其党死者甚众”;“洪武十五年(1382年),空印案发,死者数万人”;“洪武十七年(1384年),曹国公李文忠被毒死”;“洪武十八年(1385年),曹国公徐达中毒死,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死者数万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韩国公李善长党胡惟庸案发,坐诛,牵连死者甚众”;“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凉国公蓝玉被杀,功臣死者甚众”;“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颍国公傅友德坐诛”;“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宋国公冯胜坐诛。”


你看到了吗?那个年轻时代怀抱着不被饿死的愿望参加革命的人,早已绝对性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丫自从做皇帝那天起,几乎每天都在杀人(相关史籍中有大量血淋淋的记载,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这甚至已经不是皇权的自利性逻辑可以解释得通的了,我们只能说,恶魔就在人间,就在金銮殿上,就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就在被民众三呼万岁的那个人的心里;只要皇权独步天下,无人可以挑战,死神必将每时每刻都在皇宫上面游荡,它们俯瞰着人间,随时随地都会扑下来摄取人的性命。撩开宫廷政治的面纱,你才可以真正领略到什么叫权力罪恶;你才可以知道,在某些条件下,人不是可以变成恶魔,人本身就是恶魔。


朱棣更上一层楼,杀的人比他爹还多,手段更加残忍,有很多人甚至是他在皇宫当着众大臣的面亲手挥刀屠戮的,看到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恐怖描述,我真怀疑这个人骨子里是不是就有一种嗜杀的本性,是这种本性把他带到了至高无上的皇位上——当然,我并不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我只是说,当皇权无所约制之时,它的确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残暴和恐怖的东西。人类数千年以来为什么一直都在警觉着皇权?为什么都在殚精竭虑地思考着怎样限制权力?实在是因为它们带给人类的灾难过于沉重了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朱棣父子杀的几乎全部是国家栋梁,是在政治上对他的皇权构成潜在威胁的人。这些人是不是全都像朱元璋、朱棣公布罪状所说的那样贪赃枉法,鱼肉乡里,腐化堕落,我们已经无法考据,我们只需要记住,无论朱元璋还是朱棣,全都是因为害怕这些人,才将他们杀掉的,我们的思考必须跟着他们走,跟着“皇权的逻辑”走。


比如,李善长是最早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功臣,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建立明朝以后,朱元璋将其任命左丞相。洪武三年(1370年),又授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晋升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爵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可谓位极人臣。就是这样一个忠心耿耿为朱元璋打天下坐天下的开国老臣,也没有逃脱朱元璋的猜疑和忌恨,竟然在胡惟庸案十年以后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胡惟庸党追究,李善长连同其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并处死,当时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了,可谓垂垂老矣。当年招呼朱元璋参加革命的汤和了解这位老伙伴儿警觉所有功臣宿将的心思,因此主动提出交出一切权力,告老还乡,这才保住一条性命,侥幸地得以善终。


再比如我在前两篇读史札记中一再说到的朱棣大规模屠戮建文旧臣,表面上看这似乎仅只是出于报复,比如齐泰和黄子澄,的确指使了建文帝朱允炆对燕王的防范和围剿,方孝孺的确帮助朱允炆起草过所有对燕王的讨伐檄文,为朱允炆出过很多围堵和消灭燕王的损招儿,然而如果我们细究,仍然可以直接捯到皇权的自利性逻辑上来:一方面朱棣的确有报复的意图,然而另一方面,出于对皇权自利性的自觉,他是一定要置政敌于死地的,他绝不能让任何人拥有任何反对他的力量,决不能给他们反抗他的机会。朱允炆在金川门之变后“不知所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于是成了朱棣很大一块心病,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派遣宦官到全国各地搜寻建文帝下落,就连郑和下西洋也带有寻找建文帝的意图,可见这位皇帝源于皇权的自利性逻辑对异己政治力量的惊惧到了什么程度!


综上种种,更可见那时候的国家政治生态恶劣到了什么程度!


6


那么,事情怎么就成了这么个样子了呢?我回答不出,让我请几位有深刻洞见的学者来解说这件事吧!


张博树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指出,自秦以来,中国的皇权统治一直具有至高无上的性质。所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这和更早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认知上是完全一致的。虽然荀子有过“从道不从君”的说法,但中国的政治智慧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建立在不同合法性基础上的、有效制约君权的制度设计。西汉董仲舒用“天人关系”解释皇权,使皇权蒙上了更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不管这位汉代思想家的初始动机是什么,其标榜君权天授的实践意义则是促进了中国文化中天、道、圣、王“四合一”传统的形成。在这个传统内,对暴君的批评并不是对皇权的否定,而恰恰是对明君、圣主的衬托与企盼。(张博树:《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结构特征》,2006年)


既然荀子先生的“从道不从君”信念也不能有效地催化出某种普遍的制约皇权的社会意识,既然董仲舒先生通过他的学说所宣扬的也不过是一些廉价的“对明君、圣主的衬托与企盼”,我们只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我们构成压强的东西太多了,在这种生态条件下,你是很难指望发生犹如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激烈的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这意味着你将无法把皇权置放到“有效制约君权”的位置上去,你做不到。也正因为这样,千年以来,皇权仍旧像野兽一样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恣意狂奔,一直奔行到了我们所议论的洪武、永乐两朝,并且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更全面的加强,增添了更难于驾驭的神力……历史究竟是在往前走,还是在往后走呢?


恍惚,我们简直有点儿恍惚了。


著名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更是指出:“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君主一人独裁。先秦的思想家们尽管向君主提出了数不清的美妙要求,深切地希望君主虚心听谏;或者慷慨陈词怒斥暴君、昏君,乃至提出‘革命’,但对君主专制制度却无人怀疑,相反,对君主热切的希望和激烈的批评却汇成一股合力,促进并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与此有关的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是:“一般地说,百家争鸣总是与思想自由和社会民主互相促进的。但是翻开战国一页,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瞠目的现象:争鸣的结果不是政治民主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活跃,相反,却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转引自张博树《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结构特征》一文的注释。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也许有人不完全赞同刘泽华先生的观点,然而事实是我们无法否认刘泽华先生所指证的事实,那就是:在这块异常板结的土地上,无论经历什么样的“思想运动”,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不是政治民主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活跃,相反,却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


这已经不是让我们恍惚的问题,我们简直有点儿害怕了!


在同一篇文章的注释中,张博树先生还引用《资本论》译者王亚南对中国专制政体中皇权与官僚机构利益上的联姻关系所做的阐释:“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异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官僚士大夫们假托圣人之言,创立朝仪,制作律令,帮同把大皇帝的绝对支配权力建树起来,他们就好像围绕在鲨鱼周围的小鱼,靠着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一样,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托庇它、依傍它而保持的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61)朱元璋、朱棣用残暴手段屠杀朝臣,包括后来创立锦衣卫和东厂,其全部目的,无非是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权势架构,使皇权更有根基,更安全,也更有统治效率。


朱元璋、朱棣的确是做到了。然而这一切,不好意思,我们不得不说,在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对比中,却始终都是一股逆流——用俗话说,就是“倒退的潮流”,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历史,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某种意义上,数百年以来的人类进步,不就是体现在把这些“神”拉下神坛,将丫还原成为不再具有从精神上奴役人的资格的肉眼凡胎上的么?我们甚至可以说,凡是把自己说成有神性——江湖上所谓的“武功盖世”——的人,都是骗人的家伙,与李洪志、王林之类的江湖骗子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不同点仅仅在于,江湖骗子不过是装神弄鬼骗吃骗喝而已,而那个被称之为“皇帝”的家伙,则是在折磨江山社稷,折磨他治下的人民。


7


现在我们再回到朱元璋取消中书省,废除丞相制这件事上来。


既然朱元璋信誓旦旦说“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并且警告后人“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那么,他一定认为他所做的决定是开创性、历史性的正确决定。朱元璋认为正确的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正确,我们从现实(当时)和历史两个角度来思考和评判。


就现实来说,朱元璋从农民起义起家,历经艰苦卓绝的战争,终于推翻元朝蒙汉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束了长期战乱,国家归为一统,社会逐渐稳定,社会生产力包括工商业都得到释放和发展,老百姓过上了比以往好得多的生活,这当然是好事,我们不能忘记这位皇帝为他所拥有的江山社稷所做的贡献,我们甚至可以说,不能忘记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为中国所做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位处心积虑独揽政权并且热心于制度建设的独裁者,却也给后世留下了绝对可以称之为“负资产”的东西,这种东西,便是我们平时所指陈的封建专制主义——经由朱元璋之手,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野蛮生长,根系变得愈加粗大,在中国这块非常适宜其生长的土地上,它的根系也扎得更深了,以至于此后六七百年间,在西方世界“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经过与文艺复兴运动——其发端与朱元璋、朱棣父子创建的洪武朝、永乐朝几乎同时代——大规模进入现当代社会,从来都是被皇权遮蔽的晦暗天空,终于有了“人”的旗帜的光耀挥舞,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力得到爆炸性发展,中国却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走得格外辛苦,格外艰难。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竟然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无法驯服权力,这究竟是悲哀呢?还是宿命呢?到了清末,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勤劳、最智慧、最富于创造力的中华民族,竟然羸弱到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断地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蹂躏,不断地割地赔款,不断地丧权辱国的地步。这是一部让我们的心流血的历史。


是的,我们从朱元璋和朱棣身上的确看到了雄才伟略,他们也确曾把中国社会生产力提升到全世界最高,在他们身后,甚至还出现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康乾盛世”,然而这一切是以什么作为代价才出现在历史之中的呢?我们还是以朱元璋、朱棣所拥有的那个时代作为基点来谈论这件事情吧!


恩格斯在评价当时的中国人完全不知道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曾经动情地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不幸的是,在我们这里,也正是因为我们拥有了一两个雄才大略的帝王,我们才失去了经历“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的机会,失去了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机会,失去了“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产生巨人的机会……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啊!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然而为了安妥我们颇不平静的心灵,我们还是在这里做一次假设吧!


如果洪武、永乐两朝的人民视野开阔,看得到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如果他们先知先觉,预料得到后面数百年间在世界范围之内产生的沧桑巨变,他们将会做何感想呢?我们还可以更大胆一些,假设:如果让他们进行选择,他们是选择明主所创造的盛世,还是选择“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呢?是选择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君王横空出世,还是选择由于“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不仅仅是皇权统治术,更有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全面蓬勃发展——的伟大历史机缘呢?是选择“以一人制天下,而天下无法制一人”的政治机理下的“朕即天下”,还是选择“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人才辈出呢?


我想,答案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吧?


2022-6-6


此文《皇权的逻辑》(2022-6-6)为“读史札记”中的第三篇,前两篇是《想起了方孝孺》(2022-5-5))、《道衍之道》(2022-5-16),下一篇为《致敬靖难之役中的中国军人》,敬请喜欢的读者关注。


陈行之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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