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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扩张是资本永无止境地追求规模增大、空间扩展、权力膨胀的历史过程，规模逻辑、空间逻辑和权力逻辑是资本扩张的三重基本逻辑。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空间场域，资本扩张的三重逻辑存在不同的展开方式。无论是资本的规模扩张还是空间扩张和权力扩张，都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周期性重塑现实世界的资本形态、空间景观、权力结构和规则体系，持续性导致劳动与资本、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国家以及资本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导资本有序运动并充分发挥资本扩张的积极作用、约束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的无序扩张，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要有效发挥社会调节的价值引领作用。
关键词：资本 资本扩张 规模逻辑 空间逻辑 权力逻辑
运动和扩张是资本的固有本性。只有处于不断的运动与扩张之中，资本才能够成为资本。当然，资本扩张也有其内在的规律和逻辑。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扩张的基本逻辑，引导资本有序运动，约束资本无序扩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普遍要求。
一、资本扩张的规模逻辑
内在的增殖冲动与外在的竞争压力，是资本规模扩张的直接动因。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而且，“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也就是，永无止境地扩大自身规模是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空间场域，资本扩张的规模逻辑也存在不同的表现方式。
一般来说，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存在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两种方式。在自由竞争时代，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往往主要依靠资本集聚、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实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方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则主要是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并最大限度地促进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伴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成为现代社会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也必然成为现代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伴随着自由竞争向垄断时代的过渡，更多的资本日益扩张和膨胀为垄断资本。相比于过去时代的小资本，大资本和垄断资本“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受到追求利润的逻辑的统治”，产生了一种更加强烈的、持久的、且不断增强的规模扩张趋势。而且，对于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而言，资本集中相对于资本集聚的作用日益重要。一般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三次以企业之间的合并、兼并和收购为表现形式的资本集中化运动即企业并购浪潮。第一次并购浪潮发生于1895—1904年，以横向并购即横向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于1916—1929年，以纵向并购即纵向一体化为主要特征，混合并购的数量也开始大量出现；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混合并购即跨行业并购、多元化扩张成为主要形式。尽管资本集中“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而不扩大社会资本总量，但却快速促进了大资本的出现和垄断资本的形成。伴随着资本规模的更快扩张，资本与资本以及资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凸显为现代国家所必须面对的焦点。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借助现代金融工具、数字信息技术和新自由主义体制，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以更快速度、更大幅度在更广范围蔓延开来。相较于前一时期，资本集聚因新自由主义体制泛滥和“去工会化运动”盛行而对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发挥了更高效率的促进作用，同时资本集中对单个资本规模扩张的“放大效应”也更为显著。统计表明，在此时期全球范围又发生了三次规模巨大的资本集中化运动。第一次并购浪潮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杠杆并购即融资并购为主要特征，跨国并购也开始涌现；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资本成为极为活跃的全球性经济力量；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平台资本成为企业并购的主角，而且不同于以往企业间的纵向整合与横向整合，平台资本往往采取“根茎式”整合形式，按照以数据为中心的资本集中逻辑，将完全不同领域的公司聚合在一起。伴随着资本规模的快速极度膨胀，全球范围各个国家各类产业几乎都已成为巨型资本的“帝国”，资本与资本以及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影响各国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观资本扩张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资本的规模扩张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首先，资本规模的扩张速度趋向加速。研究表明，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在1870—1913年为1.9%，1913—1950年为1.8%，1950—1973年则高达4.8%，并在此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资本规模的扩张速度之所以能够趋向加快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资本集聚的作用稳定增强。曼德尔等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验分析表明，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尽管幅度缓慢且有波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经验分析也表明，全球主要国家的资本收益率一直稳定地保持4%~5%的高位水平。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收益率的稳定提高为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总量的规模扩张提供了坚实基础。二是资本集中日益成为单个资本规模扩张的主要方式。相对于资本集聚“极为缓慢的过程”，资本集中可以快速增大单个资本的规模水平。三是信用手段和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成为资本规模急速扩张的“加速器”。马克思指出，随同资本主义生产而形成起来的信用事业和金融工具会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分散在社会表面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或联合的资本手中，最后“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其次，资本规模的扩张幅度趋向增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集中化运动即企业并购浪潮的频率和规模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二是社会资本愈益集中于少数巨型公司和垄断寡头。统计分析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并购浪潮发生的时间间隔趋于缩短、巨型企业并购交易案例屡创新高。20世纪90年代之前，企业并购少有超过百亿美元的案例；在此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并购超过千亿美元案例却屡见不鲜。伴随着资本集中化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和单个资本规模也呈现不断攀升趋势。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加权平均的四企业集中度从1947年的35.3%升至1972年的39.2%再到1997年的42.0%；英国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占制造业产值比重从1907年的15%升至1948年的22%再到1978年的41%；美国制造业、矿业和商业部门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公司数量从1929年的65家升至1988年的466家，超过百亿美元资产的特大公司则从1970年的两家升至1998年的220家；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高达33万亿美元，接近中美两国GDP的总和。可以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集中程度和单个资本规模已经达到令人惊叹的高度，其经济已经形成以大公司为核心和以中小企业为边缘的二元结构，身处中心的巨型公司和庞大资本影响和支配着社会经济和中小资本的走势与命脉。
再次，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趋向“脱实向虚”。早期阶段资本的规模扩张主要发生于工业、农业以及交通运输和通信产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产业资本是资本规模扩张的主导力量。具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集中化运动主要发生于钢铁、化工、煤炭、石化、食品加工、汽车制造以及电气设备等实体部门，银行等金融领域虽然不乏并购案例和资本规模过度膨胀现象，但希法亭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却主要服从和服务于产业资本的规模扩张。然而，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兴起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规模扩张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现代金融资本逐渐成为资本规模扩张的主导力量。这不仅表现在金融资本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历次资本集中化运动浪潮，各种新型金融杠杆和金融衍生产品成为资本规模扩张最为有效的“加速剂”和“放大器”，也表现在金融领域资产规模和单个金融资本规模的急剧膨胀，整个社会的各类资本大量流入虚拟经济领域。据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存量在1980—199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增长率的2.6倍。随着虚拟资本脱离实体资本走向自我扩张之路，资本在16世纪开始了其近代生活史之后，金融资本以螺旋式上升方式和现代形态实现了其统治地位的“复归”，资本主义又一次回归野蛮的“赌博资本主义”。
当然，资本规模的扩张过程并非田园诗般浪漫美好的稳态过程。在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往往是有序而理性的运动过程，因为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会淘汰掉无序的、非理性的行为。但是由于市场理性与政府理性的局限，整个社会的资本扩张却往往导致无序和混乱，导致“非理性繁荣”和周期性危机。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单个资本的有序运动与整个社会资本的无序扩张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以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后者一部分归于消灭，另一部分转入前者之手。因此，经济危机既是整个社会资本规模过度扩张的必然结果，也是单个资本规模扩张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资本规模的扩张过程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中小资本的毁灭和社会财富的流失，也伴随着新旧资本力量的对抗以及资本扩张方式和扩张条件的变革。从经济长波的视角来看，每一次结构性经济危机既是一个新旧生产方式“对峙”的过程，也是一个新旧资本力量“博弈”的过程，代表旧的生产方式的庞大资本往往会“拖住”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力量的规模扩张，但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相对弱小资本一定会借助新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为自己的规模扩张开辟新的道路。
二、资本扩张的空间逻辑
资本无国界。“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而且，资本的空间流动会“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积累的全球体系。也就是，资本运动必然不断扩展空间和释放空间，从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到赛博空间，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皆会伴随资本扩张而被不断重新塑造和不平衡发展。
显然，资本扩张的空间逻辑在不同历史时空也存在不同的表现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意味着，资本的规模扩张必然伴随着资本的空间扩张，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和资本的不断扩张，资本必然会不断占有空间并按自身逻辑不断生产空间。在早期阶段，资本通过“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亦即对农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剥夺，使资本得以“合并”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形成财富的原始要素，并使“城市”作为生产要素空间聚合的主要场所得以快速扩展，从而开启“农村服从城市”“城市统治一切”的资本的现代历史时代，奠定了资本扩张的空间基础。但是，资本扩张显然不会停留于国内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之中。为了满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资本必然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并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从而开启现代资本的世界历史时代。而且，“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