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欢 杨渝玲:平台资本的空间生产及其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27 次 更新时间:2023-07-15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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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欢   杨渝玲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诸如“零工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经济模式兴起。伴随数字信息技术的成熟与应用,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建构平台空间并将其应用于经济活动的经济模式出现。“通过为其他人提供数字空间进行交互,平台获得自己的定位。”如今,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企业已经变成主导网络世界的核心平台。事实上,平台公司只是延续了资本主义空间重组的传统,试图构建资本的虚拟空间生产范式。资本的空间生产蕴含空间本身的生产以及资本在空间中生产的双重意涵。进入数字时代,资本形态及其空间生产范式发生巨大变革。学界认为,以数字硬件为基础设施,利用数据和算法控制市场和生产劳动的平台,建立了攫取剩余价值的运行机制。平台作为一种数字化的场所,凭借超空间属性成为新型经济活动场域,致使数字劳动过程呈原子化状态。然而,作为平台资本增殖场域,平台空间的生产过程隐匿于技术黑箱,数字平台价值生产、流通的逻辑历程隐藏在虚拟世界,平台资本展现出超时空的发展态势。平台资本强化数字剥削的空间策略,催生出空间失衡、阶级分化的社会矛盾。明确平台资本的空间积累机制,需要进一步解析数字平台空间缘何以及如何被生产?数字平台空间在资本增殖中存在哪些作用?平台资本的空间生产模式是否意味着资本永久突破了空间限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祛除空间仅作为实践活动背景的刻板印象,从数字空间视角测绘平台资本的运动过程。

一、平台空间的生产:资本空间化

平台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演变的产物。后工业时代,植根于流动空间的数字平台实现资本化转变。面对资本积累危机,具备空间属性的平台资本无限拓展价值生产与价值流通的空间。通过虚拟物理空间、虚拟社会空间的建构以及与人们心理空间的熔接,平台资本完成空间布展。

(一)平台资本的历史生成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着资本形态及其增殖范式。在马克思看来,“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高度集中化的工业生产所带来的过剩资本,则为银行垄断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列宁所处时代,产业资本向银行资本转化并逐渐受其支配,无需参与生产过程便可直接获利的金融资本壮大,社会迎来“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成熟与应用,资本主义程式化生产方式被“弹性生产”模式替代。“生产与消费中心及其辅助性的地方社会,被连接在一个以信息流动为基础的全球网络里。”通过流动而运作起来的物质组织即流动空间,支撑着社会经济、政治与象征结构中社会行动者的交换与互动,使社会实践在时间层面显现出共享性特征。这种组织形式符合资本加快流转速度、缩减周转时间的期望。相较于金融资本,脱离金本位的虚拟资本摆脱地理空间的限制,迅速成为主导资本。通过虚拟资本流通的生产生活要素也走向数字化,以符码的形态融入流动空间。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的物质支持包括电子交换回路、网络中心节点、空间管理组织。构成数字平台的网络接口、基本架构、基石等核心要素也即以上三类要素的缩影。换言之,数字平台是构成流动空间的交互节点,是网络化社会结构的中枢。就其本质而言,“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是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中介。因要素及结合方式的差异性,平台呈现出不同形态。根据斯尔尼塞克的划分,平台包括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产品平台以及精益平台,各类平台共同构成流动社会的运作机制。

作为连接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桥梁,数字平台维持着流动空间的运转。资本、信息、技术、商品等要素经过平台的中介,流转至生产者、供销商、消费者、服务提供者等处。与此同时,流动的要素成为数字平台的利润来源。平台通过提供用户信息、云计算、物联网、交易服务等内容,逐步探索出稳定的盈利模式。数字平台通过与资本结合,作为生产要素发挥平台的资本增殖效应,实现资本化的转变。平台经济成为新兴的资本生产方式,数字平台成为重要的资本构成。

(二)平台资本空间扩张的内在逻辑

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并将空间整合到资本的逻辑中得以存续,空间的毁灭与重造能够有效解决剩余资本吸收问题。但空间生产带来的空间内爆以及空间修复引发的经济危机,表明工业社会的资本积累方式遭遇了空间限制。因而,进入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将视野转向数字空间,以再次延续空间重组传统。

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平台资本作为信息化社会的资本形式,是生产资料与社会关系的统一。在生产资料意义上,构成平台资本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容纳用户进行价值生产、商品流通、消费娱乐的活动空间;在社会关系层面,平台资本发挥数字平台连接性、开放性的优势,建构出由多边用户组成的交互生态系统。平台资本作为数字平台的搭建者、平台服务的提供者、运行规则的制定者,成为后工业社会空间重组的实施主体。

当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增量低于物化劳动的增量时,剩余价值量与总资本的比值会降低,即平均利润率降低。资本逐利本质驱使其转向利润率较高的生产部门,造成生产比例失衡。在必要劳动相对减少与生产过剩的形势下,消费不足难以避免。面对危机,平台资本衍生出生产型与流通型的经济模式,通过平台空间的重组实现资本积累的延续。平台资本的空间重组是资本基于增殖需要再造空间结构的过程。对于生产型平台公司而言,数字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是价值生产的场域,平台利润的来源包括数字劳动创造的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广告平台)、用户租借平台进行生产所缴纳的租金。在平台公司有机构成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数字劳动、租借平台的总量与资本盈利状况呈正比。因而平台资本竭力拓展收集数字信息的交往空间、抽取用户劳动成果的生产空间。对于流通型平台来说,平台空间是商品流通的虚拟场域,平台盈利的方式是聚合交易(产品平台、精益平台)。凭借聚合需求、重构交易市场的能力,平台试图创造出超越工业时代的需求规模经济。为了消灭过剩商品与充分配置社会资源,平台需要建立覆盖目标客户的交换空间、服务空间以促成交易,收取中介费用。可见,在资本增殖的内在驱动下,平台资本势必要求建构覆盖全体居民的数字空间,推动资本的空间积累。

(三)平台资本空间化的实施路径

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支配下空间结构联结与空间形态塑造的过程,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对应着不同的空间构型。“每一个社会……都生产出一个空间,它自身的空间。”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通过后福特制构造出与具体空间分离的空间结构,使资本在流动的空间内弹性积累。数字平台在资本脱离生产的固定场所后,逐渐成为空间生长的节点。

吉登斯认为,前现代社会空间维度受到“在场”的支配,现代社会“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这种“缺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能够发生,首要前提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构建虚拟物理空间。哈维指出,资本克服空间障碍的空间设施在新的空间整合中“迟早也会变成有待克服的壁垒”。空间设施身份转换矛盾在信息化时代得以缓和。数字平台生成的虚拟物理空间,成为资本主义替代固定空间的首要选择。在平台生态系统中,维持信息高速传输的电子通信设施构造了虚拟物理空间的格局,现实空间的方位被网络虚拟化、再定义。地理空间的建筑、货币、商品乃至人口以符号的形式被投射到虚拟物理空间中,数据编码、转码的瞬时性与便捷性模糊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物理空间的界限。

如同工业社会中城市作为社会交往的核心枢纽,数字平台运作的虚拟物理空间也是信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