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培宇: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基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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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培宇  

 

提要:马克思在《61-63手稿》中阐述的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思想大大推进了资本逻辑研究。从本质上说,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是资本逻辑的否定维度,它并非资本结构化过程,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运动。在资本逻辑中,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渐次地渗透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其内在矛盾历史地展开为劳资对立加剧、资本形式否定资本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所以,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意味着:经济危机之于资本并非表象,不会仅仅停留在本质层面的必然性中,而是一种正在发展的现实情况,并将不断卷土重来。因此,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构成了全面理解资本的新视域,对科学引导资本发挥其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当代启示意义。

随着经济衰退(Recession)席卷全球,今日之资本主义亦如其在历史上所不断重演的那样,再度濒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何以产生?自由主义阵营认为经济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失当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阵营则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不以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为转移。马克思早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就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成作出了科学解答。在他看来,经济危机的产生不仅根源于资本本质层面的矛盾的必然性,而且源于资本实在层面的复杂矛盾运动,后者即资本逻辑的否定性维度——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马克思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61-63手稿》)中开始阐释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手稿》)中,马克思并未完成对“资本一般”概念的思考。直到《61-63手稿》,马克思才发现资本逻辑中不仅有“资本一般”的形成,还有资本的自我否定运动。而资本的自我否定运动即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制造了资本逻辑的“熵增”(Entropy Production),以至于资本越增殖,资本主义就与经济危机越接近,经济危机因而不可避免,并在世界历史中反复上演。

一、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及其本质

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一再表明,经济危机的产生总是以合乎“熵定律”(Law of Entropy)的方式展开:在资本逻辑的演绎中,资本结构化必然伴随着资本的自我否定运动、经济危机诱因的积累,即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马克思在写作《61-63手稿》时发现了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Capital Dialectics of Negativity),将其称为资本“自我否定”的矛盾运动。那么,马克思为何要探讨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简言之,是为了科学地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规律。尽管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科学论证了资本因其本质层面的矛盾必然产生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是资本在其实在层面与现象层面的具体发展过程,后者促使马克思走进资本逻辑的更深层领域寻找答案。

马克思对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在《57-58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资本逻辑是资本矛盾运动的历史展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本质(der Natur des Capitals hervorgeht)是“自行增殖的价值(selbstverwerthender Werth)”,是推动资本矛盾运动的本能、动机和目的,以合逻辑的方式展开,这就是资本逻辑。在《57-58手稿》中,资本逻辑是这样一种范畴:“……既是逻辑的发展(logische Entwicklung),也是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67页;MEGA2,II/1-2, S.554)它实现了价值增殖对劳动者、土地与技术等要素的支配,并形成了资本的特定结构。故而,资本逻辑意味着“在资本结构化的过程中,主体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仰海峰,第15页)。可见,价值增殖属于资本本质层面,“自行增殖的价值”是合乎资本“目的”的本质规定性。实现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根本标识,体现了资本逻辑的本质与目的。

在《61-63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逻辑不仅用结构化、理性化、普遍化的方式支配现代社会,而且存在解构的、自我否定的、破坏资本“合乎自然”秩序的否定性方面。他在《61-63手稿》的第XV笔记本中如是描述:“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它本身所创造的各种形态中运动的,这些形态即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又同样地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完成了的前提同这种生产方式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44页;MEGA2,II/3-4, S.1484)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对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第一次描述,其中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来自资本逻辑的必然,二是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以资本扩大再生产为前提,三是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发展。马克思清晰地意识到,价值的自行增殖不能从资本自身获得,而只能向外诉诸对劳动的剥削,此即资本本质矛盾。资本本质矛盾意味着资本必然扩张,必然在实在层面和现象层面获得更复杂的规定性。后者制造了资本高阶形态的矛盾,并因此产生出资本的否定性。在此意义上,对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探讨,标志着马克思在否定维度对资本逻辑理解的深化。

到写作《资本论》时期,马克思通过重温黑格尔辩证法,进一步洞察到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蕴含着资本必然灭亡的否定性发展的向度。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Dialektik)即矛盾运动,它是一切事物运动的多变(ver?nderlich)、易逝(Ver?nderlichkeit)与对立(Entgegengesetztes),不仅勾勒了“此在(Dasein)何以存在(Sein)”的现实(Realitt)图景,而且 “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加达默尔,第113页)。马克思扬弃(aufheben)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一方面取缔了精神(Geist)之于辩证法的本体论地位,另一方面则将矛盾运动颠倒(umkehren)为精神运动的现实,并将矛盾运动视为历史的本体与事物的存在方式。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承诺事物会先验地自我完善,而认为始终存在矛盾运动的否定维度。所以马克思才会在《资本论》中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2页;MEGA2,II/8, S.55)。可见,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将否定性作为把握事物的本体论支点,当然,其亦适用于对资本的理解和把握。就此而言,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意味着资本必然灭亡。相反,如果马克思没有基于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理解资本逻辑,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

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从何而来?它源自于资本否定性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资本形式的否定性的发展。资本形式是资本再生产的中介,也是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起点。在资本生产中,价值增殖是支配性的,并不存在资本的“自我否定”。而在资本再生产中,资本形式支配生产,也支配价值增殖,资本的“自我否定”开始产生。但资本形式的支配也意味着其可以破坏价值增殖,进而破坏资本目的论式的“合乎自然”(naturge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44页;MEGA2, II/3-4, S.1487)的秩序。马克思在《61-63手稿》中就找到了这种具有否定性的资本形式:生息资本(Das Zinstragende Capital/interest bearing capital)。首先,资本从生产进入再生产时,商品转换为货币,这使得剩余价值也转换为货币化的形式,即有资本总公式:

G-W-G′(1)

而当货币化的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循环就会成为利息,因此资本总公式可以简化为特殊的生息资本公式:

G-G′(2)

可以说,生息资本是跳过价值增殖的增殖;其次,生息资本虽然只能在资本再生产中,却遮蔽了资本生产,而完整的资本生产公式应为:

G-W…P…W′-G′(3)

可见,生息资本的实现(G-G′),不仅简化了资本生产,而且掩盖了价值增殖,当资本生息形式扩大,就形成了“钱生钱”的资本拜物教幻相;最后,尽管生息资本可以跳过生产实现增殖,但这种增殖绝非简单的价值增殖,而是具有复多形态的资本增殖,后者直接拿走了价值增殖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就此而言,生息资本实际上就走向了资本生产的对立面,这也是资本形式对价值增殖的否定。

第二,资本内容的否定性的发展。资本逻辑赋予劳动、商品与剩余价值以资本的内容,这固然构成了资本循环的必要条件,但也产生了对价值增殖的破坏。其一,生产资本(productive capital)否定活劳动。作为资本循环的起点,生产资本是货币化的资本,它标志着资本完成了第一次生产与再生产。因此,生产资本意味着已经将活劳动改造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抽象劳动,这是对活劳动的否定。其二,流通货币排斥商品。生产资本以货币的形式二次投入生产时,其货币形式会再次转化为商品形式,而在资本重新转化为货币之前,会产生资本流通的“间歇”,彼时就无法继续资本循环。正因如此,资本循环就必须始终保留部分货币维持流通,这些流通中的货币也就排斥商品。其三,利息与利润的对立。名义上看,生息资本产生利息,产业资本产生利润。而实际上,生息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增殖都是在资本循环中实现的,因此利息和利润只能直接来自于资本循环中的剩余价值总量。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利息’是不进行‘劳动’、不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而利润则是‘劳动的’、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27页;MEGA2,II/3-4, S.1472)也就是说,生息资本不事生产,其利息完全来自于其他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而产业资本的利润实际上是价值增殖产生的剩余价值。换言之,生息资本剥削资本,资本剥削劳动,这就是利息与利润对立的原因。

第三,资本积累的否定性的发展。资本循环尽管实现了资本积累,但也把资本形式与内容的否定性扩大了,以至于资本越积累就越破坏价值增殖,并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资本生息而破坏价值增殖时,资本逻辑就发展到“熵增”的阶段,也进入了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形式,不与劳动对立,而与提供利润的资本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66页;MEGA2,II/1-2, S.716)生息资本的G-G′形式尽管跳过了生产,但也加速了资本积累,进而扩大了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扩大同时也扩大了生息资本对价值增殖的破坏,使得资本增殖陷入“熵增”态势。如果说资本积累过程中形成了资本生产的总体性,那么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生息资本破坏价值增殖的否定性也扩大了。而当资本积累总体性无法容纳其否定性的时候,资本积累就无法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此产生。所以马克思才会指出:“即使资本主义生产是迄今为止一切生产方式中最有生产效力的,但它由于自身的对立性质而包含着生产的界限,它总是力求超出这些界限,由此就产生危机(Krisen),生产过剩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01页;MEGA2,II/3-6, S.2145)可以说,资本积累的否定性的发展意味着资本积累的扩大终将致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必然出现在资本的历史中。

二、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内在矛盾

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是如何发展的?历史地看,资本本质矛盾推动资本扩张。资本扩张必然需要资本从本质层面的规定性向实在层面与现象层面极其丰富的规定性发展,因此产生了资本在其实在层面与现象层面更高阶的矛盾,这就是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内在矛盾。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在其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9页;MEGA2,II/15, S.30),这些资本在现实运动中的“对立”渗透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内在矛盾在资本实在层面与现象层面的历史形态包括:剥削加剧下的劳资对立、资本竞争激化中“资本形式”与“资本一般”的对立、资本分配矛盾下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它内在于资本的历史,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首先,机器被应用于生产领域必然会加剧资本剥削,亦会加深劳资对立,这构成了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第一历史规定性。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机器的应用加深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同时也加剧了劳资对立。这是因为,资本生产的机器化不仅迫使劳动依附资本、制造劳动异化,而且把剩余价值生产与劳动分离。

一方面,机器化把资本生产从较低阶段推向较高阶段,实现了对劳动从形式到实际的吸纳(Subsumtion)。所谓形式吸纳,是指劳动在方方面面都受到资本的控制。形式吸纳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产物,是为了增加工人劳动时间。但形式吸纳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工人劳动时间不能无限增加(这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时间限度),而且增加劳动时间会激化劳资矛盾(这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限度)。因此资本生产要想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引入机器以提高生产率,增加相对劳动时间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如此,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实现了实际吸纳,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本质上控制并改变了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8页;MEGA2, II/3-1, S.253)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机器是生产的中介,它将活劳动改造为抽象劳动,使工人只能做机器需要的工作:如机器的启动、装填、轮换与清理等,从而把工人变成“一个简单的零件”(zu einem blosen Detail)、“活的自动机”(living automatons)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9页;MEGA2,II/3-1, S.254)。

另一方面,机器化的产物是资本生产方式普遍化,造成资本对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发展到量的规定性。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吸纳将活劳动异化、对象化、抽象化成劳动力,马克思在《61-63手稿》中就指出:“劳动也只有作为劳动能力才能执行职能,因为劳动能力本身是劳动的对象化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9页;MEGA2,II/3-6, S.2099)机器把工人变成“零件”,劳动力因此成为可以被工人出卖的特殊商品,劳动的性质被改变了,这是资本对劳动的质的规定性。所以马克思断言:“这种把产品普遍作为商品的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才能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7页;MEGA2,II/3-1, S.287)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又必然推动大工业(Modern Industry)的发展。如果说机器是改变劳动性质以满足生产的要求,那么大工业则需要满足再生产对劳动力的规模与价格等量化的要求,这就是资本对劳动量的规定性。譬如价值额就直接体现了这种量的规定性,这也是价值增殖的前提,马克思就指出:“在价值增殖过程方面还要指出:这个过程的前提不仅是价值,而且是价值额,即一定量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8页;MEGA2,II/3-1, S.87)也正是由于资本对劳动的量的规定性,所以资本可以根据商品价格变化调整生产,以实现价值增殖。而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从流通领域支配生产,为“资本形式”与“资本一般”的对立创造了条件。

其次,在流通领域中,资本竞争的激化制造了“资本形式”与“资本一般”的对立。马克思认为:“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每个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40页;MEGA2,II/1-2, S.359)因而“资本一般”(Capital im Allgemeinen/ capital in general)就是资本普遍性,就是资本的普遍化规律,它并非纯粹思辨的抽象,而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产物。所以马克思指出:“生产的自然规律!当然,这里是指资产阶级生产的自然规律,即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和在一定的历史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51页;MEGA2,II/3-6, S.2269)并且,“这些规律实际上无非是这个运动的一般条件,一方面是这个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无非是这个运动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12页;MEGA2,II/3-5, S.1603)。“资本一般”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生产领域,表现为价值增殖(die Verwerthung des Werths);而在流通领域,表现为资本再生产支配资本生产,这构成了资本增殖(die Verwerthung des Capitals)的前提。

资本增殖不等于价值增殖,前者是特定资本形式的增殖方式,后者则是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一般”。而由于资本增殖来自于价值增殖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以至于资本增殖越多,价值增殖越少,于是形成了“资本形式”与“资本一般”的对立。具体而言,(1)资本形式(Formen des Kapitals/ the form of capital)是资本增殖的必要环节,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但正是在最后的、最间接的形式上,……资本的各种形态表现为生产的实际因素和直接承担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75-376页;MEGA2,II/3-4, S.1511)(2)资本增殖导致了各种资本形式的竞争。在《61-63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从“资本一般”到“资本形式”的研究,发现流通中的资本形式进行资本增殖导致流通中的资本竞争不断加剧。而资本竞争加剧必然推动剥削率提高、生产扩大、资本周转加快等,不仅再次扩大了流通中的资本增殖,而且产生了生息资本。(3) 在《61-63手稿》第XV笔记本的“资本的各种形式”中,马克思着重讨论了生息资本,他认为,在生息资本上,资本表现为它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以至于资本生息“像土地创造地租,劳动创造工资(部分是真正的工资,部分是产业利润)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8页;MEGA2, II/3-4, S.1497)。生息资本是资本逻辑的历史产物,但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专事利息的高利贷不在此列,诚如马克思所言,“只要货币资本保持着它的旧式的高利贷结构,利息率就要由法律强制降低。一旦产生出可以使社会的全部潜在货币资本供工业生产支配的信用形式,一旦货币资本变成商品,受竞争支配,那么迫使它从属于工业资本并把它降格为后者的单纯形式即单纯要素的强制方法就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0页;MEGA2,II/3-5, S.1547)生息资本以工业资本及其信用制度为前提,所以不会受到如高利贷般的限制。因此,生息资本加速了资本积累,生息资本更快的资本增殖形态快速扩张,这导致资本过度积累,以至于资本越增殖,价值增殖反而越困难。“资本形式”与“资本一般”对立的“熵增”态势也就产生了,并催生了利润率下降规律。

最后,利润率下降规律(Allgemeines Gesetz vom Sinken der Profitrate/ Law of the Diminishing Rate of Profit)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资本积累意味着资本的不断增殖与扩张,这使得作为预付资本的工资占比不断降低。而可变资本(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相比于不变资本(固定资本、材料等)的比重趋于降低,导致“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50页;MEGA2,II/3-5, S.1632)。可以说,利润率下降规律意味着资本的增殖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困难,这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

在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中,利润率下降规律既是资本总体性的结果,也是资本总体性的解体过程,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其一,资本分配形成了剩余价值总量的分配。马克思指出:“作为利润,剩余价值不是同预付资本的某一部分有关,因而不是按预付资本的某一部分来计量的,而是同全部预付资本有关,因而是按全部预付资本来计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09页;MEGA2, II/3-5, S.1598, 1601)在资本分配中,剩余价值以货币的形式进入资本流通,从而形成剩余价值总量。剩余价值总量的形成,标志着资本积累的总体性的形成,意味着剩余价值摆脱了其物的形态,成为纯粹的价值形式。因此,随着货币化剩余价值从流通领域进入资本分配领域,这些剩余价值总量中的纯粹价值形式就可以转化为各种特殊形式,如利润、利息、地租等,并回到资本家手中。所以马克思才会说利润表现的“是剩余价值同预付资本总额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14页;MEGA2,II/3-5, S.1605)。这也就是说,利润来自于剩余价值总量的分配,“是资本家阶级可以在不同的名义下瓜分的绝对的价值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44页;MEGA2,II/3-5, S.1628)。

其二,资本间的竞争产生平均利润与平均利润率。马克思认为:“平均利润率无非就是总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之比,并且是按这个总资本来计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50页;MEGA2,II/3-5, S.1632)马克思在《61-63手稿》中揭示了平均利润率与资本竞争的隐匿关系,他指出:“作为利润关系的剩余价值关系,支配着资产阶级生产,决定着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可以说是自由竞争中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12页;MEGA2,II/3-5, S.1603)如此一来,平均利润的总的逻辑可以总结为:利润来自于剩余价值总量的分配,于是有资本为超额利润展开竞争,进而形成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率则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利润水平。利润率平均化是资本总体性的另一种表现,决定了报价的机制,形成平均价格。

其三,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平均利润率必然下降。在《61-63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生产中的剩余价值量减少(这是生息资本扩张的结果)。由于利息来自生息资本对其他资本的剥削,生息资本扩张就必然有流通中的剩余价值增加,同时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减少,此消彼长就产生了利润率下降趋势。其二,“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下降”。在马克思看来,利润率必然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下降。他通过数学模型证明了这一论点:假定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利润率p′,可以直接表示为M/(c+v)。又有剩余价值率M/v,资本有机构成c/v,则利润率公式为:(4)

在公式(4)中,资本的有机构成c/v越大,利润率M/(c+v)越低。而由于剩余价值总量分配的存在,同样的情况对于平均利润率也是适用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在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实际过程中,单个资本为追求增殖而破坏了社会总资本的增殖,这也意味着资本在其总体层面的增殖愈发困难。

又如马克思在《61-63手稿》中强调:“具有较低利润率的较大资本比具有较高利润率的较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这种不断增长的积聚达到一定的水平,又使利润率发生新的下降。因此,大量小的分散的资本是乐意冒险的。由此就发生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60页;MEGA2,II/3-5, S.1640)可见,利润率下降规律会导致资本总体层面的增殖困难,并在资本积累中恶性循环下去,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危机。而这也说明,尽管经济危机的产生在单个资本层面上具有偶然性,但这些单个资本的偶然选择会形成合力,最终使得资本在其总体层面上趋向经济危机。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过程,实质上是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内在矛盾运动——从劳资对立加剧,到“资本形式”与“资本一般”对立,再到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总过程。后者环环相扣,导致经济危机成为资本在其实在层面与现象层面的必然,也成为资本主义无可避免、积重难返且死灰复燃的历史“癌症”,延绵至今。

三、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当代启示

目前全球经济衰退已将资本主义世界拖入危机四伏的境地。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酿造的经济衰退实则由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所引起,并表现为两极化的劳资对立、虚拟经济泡沫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这些世界性难题对当代中国亦形成了严峻挑战。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Ogni vera storia è storia contemporanea)”仅仅从资本“何以生”的角度去批判资本逻辑的结构化延展是不够的,还需要从资本“何以亡”的角度出发尊重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历史规律,认识到资本还有其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正因如此,要在警惕经济危机潜在发展的前提下,科学引导资本发挥其积极作用、完成其历史任务,这是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的当代启示所在。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从繁荣到衰退的底层逻辑是不断加剧的劳资对立及其两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固然缔造了现象级的财富神话,但也制造了更加严峻的劳资对立。从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来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劳资对立走向两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是信用资本增殖,其成于信用资本扩张,败于信用资本泛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信用资本的增殖来自于生息资本,其本身不事生产,而是通过掠夺产业资本获得利息。信用资本扩张固然加速了资本积累,但信用资本泛滥则会导致资本比例失调:生产部类的不变资本增殖越来越多,而消费部类的可变资本相对减少。由于经济全球化中资本比例失调问题,资本回报率增长远远大于工资增长,贫富分化愈发严重,劳资对立也滑向两极化趋势。另一方面,比例失调所加剧的失业,加剧了劳资对立。尽管失业本身就具有结构性,失业工人作为产业后备军而存在,但是随着比例失调的产生,产业后备军的规模扩大,这被马克思称作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42页;MEGA2,II/8, S.605)。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加剧了比例失调,失业工人剧增大大超出资本积累对劳动力需要的程度,因而大批量地沦为过剩人口——空有劳动能力,而丧失了对资本的使用价值,为资本增殖所抛弃。这是资本对人更加深层的异化,也制造了劳资两极对立。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过剩人口降低了社会消费能力,反过来加剧了比例失调,如此恶性循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比例失调越大,则经济危机越近,这在当前全球经济困境中可见一斑。就此而言,遏制劳资关系两极对立发展,是避免比例失调向经济危机发展的关键。

第二,次贷危机以来,资本积累模式陷入了产业结构的“脱实向虚”。“脱实向虚”是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一种误区,是以实体产业萎缩为代价推动虚拟经济野蛮扩张。“脱实向虚”模式的本质是一种资本积累模式,是通过金融资本大量投资科技产业等来推动虚拟经济发展。诚然,产业结构的“脱实向虚”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科技进步,但是虚拟经济的野蛮扩张也大大伤害了实体经济,以至于金融资本的市值屡创新高,而实体经济却愈发萧条,芝加哥、底特律与匹兹堡等传统工业重镇的衰落正是产业结构“脱实向虚”的症候。

从资本逻辑维度看,作为资本积累模式的“脱实向虚”实质上陷入了这样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资本形式”否定“资本一般”的矛盾运动。具体来看,科学技术是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存在于资本积累中的,但是虚拟经济野蛮扩张、金融资本大量投资科学技术,致使固定资本过度积累,甚至出现虚拟经济产品与服务生产过剩。换言之,作为“资本形式”的固定资本过度积累,最终伤害到作为“资本一般”的价值增殖。对此,马克思就曾警告:“由于固定资本生产过剩,又产生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6页;MEGA2,II/3-6, S.2257)这种危机可能性的具象化,就是虚拟经济泡沫。而一旦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其结果就只能是经济危机,这也是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此而言,尽管发展虚拟经济意义非凡,若不能处理好“资本形式”与“资本一般”之间的矛盾,资本积累则难免陷入“脱实向虚”的经济危机陷阱。

第三,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现象是全球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使然。面对当前经济衰退,资本主义国家的既有经济政策不但未能有效推动经济复苏,反而持续推高股市指数、扩大债务、超发货币,以至于引发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使得经济衰退不断滑向更加深远的经济危机。而在诸般颓势之中,隐藏着全球经济增长从增量逻辑(increment logic)到存量逻辑(stock logic)的历史转变:随着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发展,经济增长模式从经济上行期的资本扩张,切换为经济下行期的资本收缩。一旦存量逻辑主导经济增长,则必然恶化资本竞争加剧、劳动力“内卷”扩大、保护主义盛行等状况。如此这般,也无怪乎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利益滥发债务与货币,其结果进一步加重了全球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

从利润率下降规律来看,存量逻辑看似是各国在经济衰退浪潮中的自我保全之举,实则是通过重新分配在剩余价值总量层面的财富以实现经济增长,只不过这种分配由发达国家主导、向发达国家倾斜并且伤害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换言之,存量逻辑以“劫贫济富”式的分配为前提,这不仅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而且致使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力不断丧失。众所周知,不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其经济受损必然会造成当前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可以说,要遏阻当前世界经济衰退趋势,前提在于扭转存量逻辑,而这离不开对如何分配问题的妥善解决。

由上可知,资本陷入否定性的辩证法的轨道是经济衰退之根由。如何走出经济衰退?亟需遏制劳资对立、解决“资本形式”与“资本一般”的矛盾、扭转存量逻辑。其一,劳资关系两极对立是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形成的,为此需要超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既不能放任劳资对立,也不能抛弃资本抑或是劳动,而应当在兼顾和互补的意义上重建劳资关系,在资本生产部类与消费部类相协调的前提下发展劳动生产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强化劳动主体地位。其二,推动科技进步需要辩证把握“资本形式”与“资本一般”的关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发展数字经济。片面发展虚拟经济固然可以加速资本积累,却也导致产业结构“脱实向虚”。为此,必须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融合为前提引导投资,不仅要发展数字经济,也要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升级。其三,跳出存量逻辑,重建合理化分配,坚持在全球化中走出经济衰退。走出经济衰退,关键在实现经济增长。存量逻辑既延续了衰退,也掀起了反全球化之风,而即使在经济衰退中,不发达国家也仍然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全球化的坚定拥护者。因此,只有在更高水平的全球化中方可扭转存量逻辑,才能以更合理的分配来释放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世界经济才能走出经济衰退。

综上而言,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前所未有地展开的今天,把握资本逻辑不仅要在资本结构化层面批判资本,而且要客观认识在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具体过程,从而驾驭资本而不是为资本所支配,引导资本使之为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在理论价值上,资本逻辑并不意味着资本合乎逻辑地无限扩张,而意味着资本存在界限。一旦超过资本逻辑所规定的资本界限,则必然产生资本否定性,陷入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最后产生经济危机。因此,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具有丰富的反思性,可以超越“历史终结论”式的资本主义认识论误区。在当代价值方面,资本否定性的辩证法更为全面地展示了资本的矛盾运动过程,有助于科学引导资本要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全球化意义而言,“世界经济体系的许多因素也进入我国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之中,这就形成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多重复合”。(丰子义,第13页)资本正是这样一个世界经济要素,它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所以,我们仍需铭记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的教导,不能在资本尚未完成其历史任务时将其放弃,因为如此只会造成经济发展不完善、不健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引领,既要避免资本陷入否定性的辩证法又要引导资本发挥积极作用,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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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8, 1989, Berlin: Dietz Verlag.

[10]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15, 2004, Berlin: Dietz Verlag.

[11]Nielsen, M.A.and Chuang, I., 2010, Quantum Computation and Quantum In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原载:《哲学研究》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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