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高鑫: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 次 更新时间:2021-05-20 15: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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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高鑫  

   内容提要: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对刘知幾和马端临史学思想进行系统论述,得出的重要理论启示是: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只是关于史学本身的认识,也包括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一方面重视于对历史观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研究,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另一方面从史学思想传承的角度,对中国史学史上一些重要史家与史学理论家的史学思想作出了系统论述。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首次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概念、研究主体、主要对象和研究意义作出理论阐发;加深了关于历史观的论述,对历史观包含的基本内涵作出了规定;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主义因素作了理论区分;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历史文献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历史教育,以及史学知识运用等,作出了系统的论述;对于具体史家史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注重具体分析。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为此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 键 词:白寿彝/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历史观/史学观/学术历程

   项目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项目编号:16JJD770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通史和中国交通史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中国史学史而言,这门学科虽然初建于20世纪上半期①,而对其基本理论问题最早作出系统论述的则是白寿彝先生。白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60年间,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研究目的、对象、内容和分期,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规律,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史学思想、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史料学等分支学科及其相互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都作出了系统的论述,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于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及其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论述颇多②,而对于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则鲜有论及,本文试对此作出历时性的系统论述。

   近代以来研究史学思想史的第一人,当属李大钊。1920年,李大钊编印《史学思想史讲义》,一共有11个论题,分别为《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韦柯(Giambattita Vico,今译维柯)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Condorcet,今译孔多塞)的历史思想》《桑西门(Saint Simon,今译圣西门)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讲义主要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欧洲一些思想家的历史观,同时也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的各种历史观与之作了初步比较。李大钊研究史学思想史的显著特点,是重视历史观的研究。白寿彝先生认为,“李大钊同志著《史学思想史》,这是属于史学史范围,阐述历史观的第一部专著。”③

   在李大钊之后,最早从事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则是白寿彝先生。白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对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则主要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④1957年,侯外庐先生着手组织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邀请白寿彝先生参加,白先生撰写了其中的两章,分别为第五章《刘知幾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第十九章《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史学思想》⑤。这应该是白先生最早撰写的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二文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对史学思想的内涵作出具体阐述,却通过治史实践对中国史学思想的研究对象与基本方法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侯外庐先生则从思想史撰述角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白寿彝同志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有许多独到自得的成果……《思想通史》第四卷得寿彝著刘知幾、马端临两章,得向奎为道教章奠定基石,全卷为之增色。”⑥

   《刘知幾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一文共分两个部分,一是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和对优良传统的发扬,一是刘知幾史论的历史价值及其理性主义。白先生论述刘知幾的史学精神,往往是与继承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在白先生看来,刘知幾的史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通识和一家独断。关于《史通》的通识意识及其学术传承,白先生作如是说:

   史通的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在内容上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言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牴牾;重视着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的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的品藻贤愚善恶、刘勰的评论古今文章等等特点。总的来说,史通的撰作,在于“以史为主”,而阐明治史的通识,这就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具有着哲学的意义。

   从这段论述可知,刘知幾《史通》中的与夺、褒贬、鉴戒和讽刺等批判精神所体现出的史学通识意识,与扬雄、王充、应劭、陆景、刘勰等人的学术思想之影响密不可分;而这种通识意识对于刘知幾的史学评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具有着哲学的意义”,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

   同时,白先生认为,刘知幾也重视史学的“成一家之言”的独断精神。从这一史学精神出发,刘知幾反对史馆修史,而主张私家修史,认为这是史学能成一家独断的重要保证。《史通·辨职》结合中国修史传统对此作了论述:

   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儁,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

   在刘知幾看来,一家独断之学是自古以来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白先生认为,刘知幾的通识意识和一家独断之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识意识是其一家独断之学的精神所在。白先生说,按照刘知幾的说法,“一家独断之学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对治史的通识的要求,实际上也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自‘疏通知远’的《书》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以至于《史通·自叙》所说《论衡》、《风俗通》、《文心雕龙》等书,无一不在治学精神上从‘通’字上下功夫。”同时,白先生认为刘知幾成一家独断之学也有他自己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史才论和直笔论上。刘知幾提出才、学、识之史才“三长”说,而在这三者中,白先生认为刘知幾“最重‘识’,才、学都离不开它。这是《史通》要求通识的具体内容,也可以说是范晔‘以意为主’的发展。”白先生还具体概括了刘知幾史识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博采”和“善择”,二是提出“兼善”和“忘私”,三是提出“探赜”。认为这三个特点“注重了对史料的审查与选择,特别更重视了对问题的分析,其中是包含着科学方法的因素的。”对于刘知幾的直笔论,白先生认为其基本要求是强调“以直笔为史家的忠实责任,不允许为任何权势所变更。”认为《史通》的《直书》和《曲笔》两篇“把这个看法说得斩钉截铁”。

   该文第二部分讨论了刘知幾史论的历史价值与理性主义,也就是历史思想。白寿彝先生说:“刘知幾往往因评论历史著作而涉及史事,或就某些史事来评定某一史书价值的高下。”这就是说,《史通》一书的很多内容是关于客观历史的评论。白先生说,刘知幾的历史评论是“坚持了一种不为传统偏见所拘的客观的态度,以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是二帝三王以来历代一揆的传统。他的议论是否完全符合二帝三王的具体情况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条历史性的通例,这就叫做‘史识’。”这种“历史性的通例”的总结,其实就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是建立在“史识”的基础之上的。白先生还对刘知幾《史通》揭露过往史书对于统治阶级进行的讳饰作了概括,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尚书》《春秋》对史事的讳饰;二是揭露史书为本朝及个人恩怨而讳饰;三是史多讳饰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即揭示史书讳饰产生的原因。应该说,由于时代因素,白先生关于刘知幾历史思想的总结偏重于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

   《元代马端临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一文,则从马端临对杜佑、郑樵史学传统的发展,以及马端临史论的科学因素和人民性等三个方面,对马端临史学思想作出了阐发。与论刘知幾史学思想的方法一样,白寿彝先生关于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也首先是从继承传统进行论述的。白先生认为,马端临史学思想从继承传统而言,“特别和杜佑、郑樵的业迹有密切的关系。”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马端临与杜佑、郑樵作了比较论述:其一,关于“五行说”和“褒贬说”。众所周知,杜佑《通典》不立“五行”,郑樵《通志》虽有《灾祥略》,却在序文中斥责灾祥之说为“欺天之学”,而马端临的批评则比较委婉,“他以反常现象来解释‘物异’,并以‘物异’代替灾祥,把一切所谓灾祥都归之于不常见的自然存在”,因而更具有说服力。至于褒贬之说,郑樵将任情褒贬美刺斥责为“欺人之学”⑦。马端临没有正面反对褒贬说,但“认为《春秋》笔削之意不易明白,这就显示出褒贬说在儒家经典上的依据站不住脚了。”其二,关于封建制社会的评述。这主要是对杜佑思想的继承。杜佑作《通典》,以“将施有政”为目的;而“以食货为之首”的典制叙述,次及选举、职官、礼、乐、兵、刑之上层建筑,以及州郡之地方建制和边防等,彰显了“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的重要内容”。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整体结构上“实以《通典》为基础而加以发展”。从对封建社会的反映而言,《文献通考》比起《通典》有两个发展:一是典制门类更多,更大程度上对社会状况作出了反映。二是二书虽然都“以食货为之首”,然《通典》的“食货”仅有七卷,分量较轻;而《文献通考》的“食货”八门二十七卷,分量明显增加。其三,关于会通的观点。《文献通考》与《通典》《通志》合称为“三通”,故而三书都体现了“通”的思想。然而《通典》主贯通,《通志》主会通,含义有所不同。马端临主要继承了郑樵的会通思想,却也有所不同:郑樵“提出来的历史记载的时代相续只是历史编纂学上的史书体裁问题,不能解决历史问题……马端临不但把郑樵提出来的‘会通’运用于历史编纂学、文献学问题的处理上,而且运用于历史问题的研究上。”

   该文的第二、三部分主要讨论马端临史论的科学性与人民性问题。关于马端临史论的科学性问题,白寿彝先生主要以《文献通考》的“封建论”⑧为例。在马端临的历史阶段论中,他将中国历史分为唐虞以前、三代时期和秦汉以后,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如下:

   (1)唐、虞以前是公天下,光岳未分⑨,人皆才智之士;疆域观念缺乏。唐以前设官治天事,虞始设官治民事。

   (2)夏、商、周三代是家天下(而犹有公的遗意),光岳已分,才乏智劣,封疆画界。原来治天事的官变为治民事的官,而实际治天事的官职位低微。

   (3)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己有”,另外又是一个时代。

   其中关于秦汉以后的第三阶段,马端临论述封建专制主义的逐步加强,主要从秦汉建国的过程来论述封建专制主义的形式,从汉代以后选举和官制的变化来论述封建专制主义的逐步强化。白先生认为,马端临的封建论,“可以说就是他的古史变革论”,“包含有科学的价值或接近于科学的洞察式的抽象说明”。

关于马端临史论的人民性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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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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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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