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全球化的死与生——一个极简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3 次 更新时间:2022-05-22 00: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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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一直以来,主权国家国内利益的分歧和冲突往往被排除在国际分析的主流之外。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国内部利益冲突的延伸。不同的利益集团跨主权结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使得国际关系的分析变得空前复杂。在各种利益交错的世界,只有极简的分析工具,才能找出不同利益流的来龙去脉,才能在急剧变化的混乱世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二、理论与比喻

  

   增加全球化这一“纬线”后,国际关系分析会变得非常复杂。这就需要借助一组非新古典的工具来降低分析的难度。这组工具是:

   “资本-劳动镜像关系假说”。所有现代生产的函数,都是由资本和劳动两个变量构成。其中,劳动是人格化的现金流,资本是未来劳动的贴现。分工把所有国家内部社会分为资本和劳动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当这种分工从主权国家內部演变到主权国家之间,我们称之为全球化;当这种分工从主权国家之间退回到主权国家内部,我们称之为反全球化或地区化。

   “资本-劳动竞争规则”。竞争可以分为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两种状态:1)当供大于求时,竞争发生在资本之间,边际上成本最低的资本能够出清,劳动者坐享劳动剩余;2)当供不应求时,竞争方式发生在劳动之间,边际上的劳动可以获得资本,此时资本坐享资本剩余。显然,劳动者希望供大于求,竞争发生在资本之间;资本则寻求供不应求,努力让竞争发生在劳动之间。不同的供求关系,决定谁能拥有剩余权。

   劳动和资本的利益贯穿不同的主权国家内部,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跨越主权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为了将这种竞争分析“可视化”,我们用直观的“土地”代表抽象的资本,用“地主”代表“资本利益集团”;用“耕种”代表“劳动”,用“佃农”代表“劳动利益集团”。借助这个比喻作“辅助线”,我们可以将综错复杂的国际关系放进一个极简的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之前,货币以实物形态为主,拥有全球流通的贵金属,也就拥有了土地(资本)。地主(资本利益集团)和佃农(劳动利益集团)同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货币从实物演变为信用,极大地增加了资本(土地)的供给。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开始在全球寻找佃户。于是那些资本不足的国家,开始成为专门的劳动国家。这样世界上的国家就被分为地主(资本)国家和佃户(劳动)国家:凡能够内生信用的,就能成为“地主”,凡不能内生信用的全部沦为“佃农”。

   按照这个分类,在全球化的世界,最大的“地主”(也就是最大的资本创造者)就是美国,其土地(资本)不仅肥沃(利率低),而且拥有自主的水源(能源)。仅次于美国的“二地主”就是欧洲,其土地肥沃,但水源(能源)需要仰赖大地主;中国、印度、东南亚缺少土地(资本),只能争取做地主的佃农(劳动)。俄罗斯没有土地(资本),但却拥有水源(能源)。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使货币最终摆脱了实物数量约束,大地主(美国)的土地(美元资本)迅速增加,导致本土佃户(红脖子)不足,土地(资本)也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佃户(劳工)间的竞争转变为地主(资本家)间的竞争。结果是佃农(劳动)价格上升,福利增加,佃户(劳动)坐享消费者剩余。与此同时,没有货币内生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却依然深陷马尔萨斯陷阱——劳动增长快过资本增长,土地(资本)严重供不应求。于是地主国家(美欧)的廉价土地(资本)开始跨国与佃户国家(包括中国)的廉价佃农(劳动)结合,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球化过程由此展开。

   由于大地主(美国)的资本最便宜,大佃户(中国)的劳动最便宜,两者共同形成全球化的核心,分享了全球化的绝大部分利益。过去十年,全球新增18亿美元GDP中,美国占了6万亿左右,中国占了8万亿左右,其他国家则只能分享剩余4万亿美元。而在中美组合中,美国借助资本相对劳动供不应求,坐享资本生产者剩余,成为中美双方收益更多的一方。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两个矛盾开始浮现。

   一个矛盾出现在美国内部。由于最廉价佃农(中国)承包了大地主(美国)的大部分土地(资本),美国本土的佃农(劳动)不得不与中国的佃户(劳动)展开竞争,内卷的结果是大地主耕地外包(制造业流失),自家佃农收入受到压制,美国地主(华尔街和新经济)和本土佃农(蓝领工人、红脖子)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引起了后者(及其利益相关的军工综合体)的强烈不满。美欧的佃农(红脖子、黄马甲)和佃农国家(印度、东南亚、南美、俄罗斯)形成了反全球化的统一战线。美国华尔街和中国一起成为众矢之的。

   第二个矛盾出现在大地主(美国)和大佃户(中国)之间。借着超高的竞争力,大佃户中国承包了绝大部分地主的土地,佃户之间的竞争逐渐消失,特别是二地主开始加入对劳动的争夺,佃户(中国和其他发展国家)竞争开始转向地主(美国和欧洲)竞争转变。大佃户(中国)在G2结构中的话语权开始上升。于是鼓吹中美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开始浮出水面,新冷战思维与本土反全球化势力形成共振。曾被大佃户+大地主的G2结构压抑的二地主(欧洲)、三地主(日本)其他佃户(印度、东盟),都准备在G2冲突分一杯羹——小地主(德国、日本)通过选边站大地主获得大地主松绑(国家正常化),小佃农(印、越等)希望从大佃户手中抢夺更多的土地(资本和市场)。

  

   三、反全球化的出现

  

   第一个矛盾,导致美国内部“资本VS.劳动”利益的分裂。作为全球化收益最大的国家,美国内部出现了强大的反全球化力量。美国的佃户(劳动)很清楚,只要全球化不解体,本地地主(华尔街)就会一直雇佣外国廉价佃农(劳动),本地劳动相对于资本就一定会处于弱势谈判地位。除非变回以前佃农(劳动)供不应求的时代,才能坐享地主(资本)竞争带来的剩余。作为全球最大佃户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劳动(蓝领、红脖子)的主要对手。为了争夺选票,反华就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因为反华和反对全球化大体上是一个重合的目标。

   第二个矛盾,导致美国资本VS.欧洲资本利益的分裂。大地主(美国)要压制大佃户(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话语权,就必须打压二地主(欧洲),使之不能作为佃户国家的替代选择。同时,还要在中国之外培养新的佃农(印度、越南等),确保佃农之间的竞争不会因为资本的过剩转变为地主之间的竞争。尽管大地主(华尔街)和本地佃农(制造业)在是否雇佣外国佃农(就业迁不迁回美国)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冲突,但在减少大佃户中国的份额(将就业迁出中国)方面却具有相同的共识。而在维护全球化方面,大佃户(中国)和大地主(华尔街)之间却存在共同利益。这就在中美间,乃至全球各国产生了多重利益的复杂组合。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5任总统,标志着美国反全球化的势力(本地佃户)占据了上风。拆解中国和美国的全球化组合,就成为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的标志性的工作。与此同时,美国在各种全球化组织退群。通过关税、胁迫和利诱,压迫制造业就业返回美国。作为本土佃户最直接的竞争者,中国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美国的主要敌人。为驱赶资本离开中国,美国不仅利用长臂管辖大规模制裁中国高技术公司,而且推动南海、新疆问题迅速升温,并把摊牌的地点选在了香港。

   由于香港剧情没有按照美国的剧本(大陆暴力镇压动乱)发展,迟迟不能为全面制裁中国提供正当性。于是美国转而利用台湾做新的道具——在不用亲自下场的前提下,用牺牲台湾做代价逼迫全球与中国脱钩。就在台湾这个导火索即将点燃时,震撼全球的新冠大流行爆发,反全球化的特朗普在一场有争议的大选中,败给了代表全球化利益的拜登。侥幸获选的资本利益一上台,就面对特朗普之前“骚操作”留下的两大危机:

   1)俄欧一体化。在特朗普忙着打压中国时,二地主欧洲却悄悄和俄罗斯暗通款曲,其标志性工程就是北溪2号。华尔街深知,只要欧元补上能源短板并得到安全背书,二地主欧洲立刻就可以成为和大地主美国平起平坐的资本大户。原本佃户内卷争夺土地的游戏,就有可能逆转为地主内卷竞争佃农的游戏。大地主坐享佃户竞争好处,就随之演变为大佃户坐享地主间竞争的局面。G2的主从关系也会随之逆转。

   2)巨大债务敞口。特别是新冠爆发的这短短两年,美国债务增加了近7万亿美元。到2021年底,美国债务规模已经突破30万亿美元。在债务即资本的信用货币体系下,债务增加就意味着资本-货币的增加。这意味着全球贸易放缓对美元需求萎缩时,资本的供给却在增加。当地主供给的土地超过佃户总数时,资本供不应求就会转变为供大于求,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泡沫就会破裂。作为金融利益的代理人,怎样维持对美元供不应求,就变为拜登政府的头号目标。

   美国土地(资本)急剧增加也使得欧俄一体化变得更加敏感。因为大地主(美国)绝不能允许二地主(欧洲)在此时跟他争夺佃户(因为佃户就意味着对土地的需求)。在佃户(需求)有限,大地主(美国)和二地主(欧洲)只能有一个生存的时候,打压二地主就是大地主最优先的选择。按住了二地主,也就按住了所有佃户。

   二地主(欧洲)最大的短板就是水源(能源)不能自主,只要和俄罗斯合作,立刻就能和大地主平起平坐。简单讲,没有俄罗斯,欧洲啥也不是;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啥也不是。一旦俄欧一体化,美国就啥也不是。于是在俄欧暗度陈仓的北溪2号即将开通之际,大地主美国果断地将主战场从台海转向乌克兰,引爆了俄乌战争。通过乌克兰这个楔子,彻底断绝了俄欧一体化的可能。二地主欧洲重新被美国去势,无处可去的欧元只得从欧洲流回美国接盘已经过剩的美元,从而为美国资本激进的收缩创造了条件。

   任何基于猜测的战略都无异于赌博,好的战略必定是基于针对对手所有场景都做好了应对准备。基于上面提出的简化后的利益结构(大地主VS.二地主+大佃户VS.二佃户+水霸),我们设想了未来世界大变局的不同场景。所谓战略,就是针对这些场景选择最有利的角色。

  

   四、未来场景1:重启全球化

  

   1994年汇改后,美联储就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央行。人民银行相当于商业银行。外汇储备就是人民银行的准备金,是人民币国际信用之源。可以说,中美“劳动-资本”组合,是后来全球化的基石。中美的最优选择,就是一起收割全世界。全球化符合美国资本和中国劳动的最大利益。但最强地主和最强佃户组合也有一个难题,就是地主主导还是佃户主导,也就是领导权的问题。

   在全球化初期,资本供不应求,中国要与原来的佃户(东南亚)竞争美国的这个大地主的土地(资本)。资本供不应求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一定是G2的主导一方。这在当时是没有多少争议的。当年佐利克等人提出G2,就是试图把中美的这种关系固定下来,建立一个和中美地位相匹配的财富分配机制。

1994年汇改,中国劳动大幅降价,借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举取代原来的佃户东南亚。在加入WTO后,中国劳动更是借助廉价的美国资本横扫全球,逐渐成为垄断的佃户。问题出在2004年,中国土地金融制度完成后,中国资本开始内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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