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朱熹心说再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 次 更新时间:2022-05-21 22: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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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心是体用之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是从性体心用说转到心之体用说。体既是心之虚灵之体,亦是性之实体(非实体论之实体),是虚实合一、心性合一;用是情与知觉作用。不能离体而言用,离性而言知觉。反过来说,性不离知觉,知者从具体事物与活动中体现性,觉者自我觉悟,从整体上实现性的自觉。心与性与知觉可以通说,亦可以分说。通说者心即性即理,浑沦一物;分说者性情有别,性与知觉有别,性是理而知觉是气之精爽。但知觉之展开,有其独立性,易受形气物欲之陷,故要变化气质,进行修养。从现实层面说,人需要正视自己,自我改造,这一点对现代人很有启发。

  

   心的学说是朱子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朱子哲学中的许多问题,都要归到心灵的问题,通过心灵求得解决。因此,朱子对于心的重视程度,绝不下于任何其他范畴。但是,这个问题又是最复杂、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因为朱子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对于这些说法,需要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样才能展示出朱子本来的多层面的心灵世界。

  

一、心是体用之全

  

   心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今人研究朱子时争论最多的问题。人们喜欢从朱子的著作中找到一种明晰而又简单的答案,但是往往顾此失彼,不易说清。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将理学家所说的心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道德心,一种是所谓认知心,而朱子所说的心,则被归结为认知心,并以此区分心学与理学。这是正确的吗?

  

   如果说,朱子所说的心具有认知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朱子更重视心的认识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说朱子所说的心,仅仅是而且只能是认知心,没有其他任何意义,这样说则是完全错误的。在朱子关于心的种种说法中,有许多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但是,如果不是孤立地抓住他的一些话,而是进行具体分析,并综合地思考其各种说法,就能把握其心说的基本内容,使有些矛盾得到化解。正确理解其“心体用说”,就是这样做的关键。

  

   “心体用说”来自程颐。程颐在《与吕大临论中书》中说:“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唯观其所见如何耳。”[1] 从中可以看到,程颐关于心的说法,前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这之前,他认为“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2] 而在这封书中,他已明确表示,这个说法“此固未当”,即已放弃,而代之以心有体有用之说。这就是说,心不只是已发,而且是未发,不只是作用,而且是本体,看你从哪个层面去看而已,其实际意义就是肯定心有体、用两个层面。正是这一点,被朱子所接受,并且将这一学说进一步发展了。

  

   朱子所谓“中和新旧说”的转变,就是从“心是已发”到“心有体用”的转变。虽然他自己说,“前日之说,虽于心性之实,未始有差,而未发已发命名未当”[3]。即这种转变主要是概念分疏的问题,而不是实质的改变,但这种概念分疏对于朱子建立心说,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命名未当”,就是概念分析不当,即“目心为已发,而以性为未发之中”[4]。其新说即朱子后来一直坚持的说法,则是“心有体用”或“心兼未发已发”,既确立了心的本体地位,同时也关涉到心性修养的工夫问题。旧说之失,在于“日用之际,欠缺本领一段工夫”[5],经过这一转变,有利于从本体上用工夫。这是朱子由旧说转到新说的一个原因。

  

   比较而言,程颐强调的是体用之间的区别,以至说出“体用自殊,安得不为二乎”[6]这样的话。他认为,体和用虽然都是说心,但“未发”之体和“已发”之用不同,不能混为一事。朱子则重视从“全体”或整体上说,认为两者是“浑沦一物”而不可分。这看起来是侧重点不同,但是,却反映出朱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体用合一,浑然一体。他在论寂、感关系时说:

  

   无思虑也,无作为也,其寂然者,无时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时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体,人心之至正,所谓体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时处分矣,然其于未发也,见其感通之体,于已发也,见其寂然之用,亦各有当而实未尝分也。[7]

  

   寂无不感,而感无不寂,就是说,体在用中,用在体中,体用一源,既存在又流行。这就是天命之全体,亦是心之全体。但是,“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盖中和所以为寂感也”[8]。以心言者,有未发、已发之分,这就是“以时处分”。但未发时却是“本体自然”,即“见其感通之体”,已发时却是“心体流行”,即“见其寂然之用”,这就是体用性情“各有当而实未尝分”。“各有当”者,以未发之体说性,以已发之用说情,以心之体用说性情;“实未尝分”者,心之体用与性情是不能分的,从体上说,情在性中,从用上说,性在情中,心之体用与性情浑然一体,实不可分,这就是天命之“全体”,亦即心之全体。所谓寂者,感之寂,而寂无不感;所谓感者,寂之感,而感无不寂,这就是“体用一源,流行不息”。

  

   “心体用说”实际上是讲心性问题的,不是讲心理学的,如果把朱子所说的心,仅仅看成是心理的、实然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但是,朱子所说的心体,究竟是说心、还是说性?这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朱子有时指“虚灵”之体,有时指性体,两者又是什么关系?

  

   朱子在注解《大学》“明明德”时说: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然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9]

  

   从字面上看,这所谓“虚灵不昧”,显然是从“未发”之体上说心,因此才有“具众理应万事”以及“发而遂明”之说,“发”就是“已发”之用。而所谓“本体之明”显然是从性上说光明之德即明德,亦即德性,因此又有“复其初”之说。“复其初”就是复其性,不只是恢复一个“虚灵”之心体。可见,“虚灵不昧”既是说心,又是说性。从心上说时,是虚灵之体,即“具众理而应万事”之心体;从性上说时,是光明之德,即“本体之明”。“发而遂明”既是说心之发,也是说性之明,即明其性的工夫。实际上,心与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心是虚,性是实,虚实合一,心性合一,所以说,“明德合是心,合是性”[10]。这就是所谓“全体”。

  

   但是,这个问题比较曲折,历来容易引起争议。朱子答学生问时说:

  

   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视听之,则犹有形象也,若心之虚灵,何尝有物?[11]

  

   所说“心之本体”,是从心上说而不是从性上说。心是无形之体,耳目能视听,是有形之体,但耳目之所以能视听,则由于心。可见,心与耳目视听是联系在一起的,耳目之所以能视听,是心的作用,心有虚灵之体,才能发出这样的作用。因此,当学生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时,朱子回答说:“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12] 其实,“灵处”已是作用了,作用者本体的作用,但已是气而不是理之本身,因此他又说:“心者,气之精爽。”[13]

  

   心的主要作用是知觉,因此,朱子常常从知觉作用上说心。当朱子这样说时,是体用、心性分开说的,只强调心的认知功能。但即使如此,仍不能离开性即理而只谈知觉之心。

  

   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邪?”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问:“心之发处是气否?”曰:“也只是知觉。”[14]

  

   这段话常被人们用来证明朱子所说的心是知觉之心,而知觉是专指气而言的。换句话说,朱子所说的心就是气,是形而下者,即认识器官。但若作仔细分析,则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灵”是心的一个重要特点,指灵明,也指神明。“灵明知觉”是心的作用,“神明不测”则是心的主体能动性的重要特征,其中有性的问题。灵而有知觉,那么,知觉是不是“气之为”呢?朱子说,“不专是气”,而是先有知觉之理,“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气聚成形”之“形”,是说心之形体。心必有形体,如同人必有形体一样,成为载体。但这绝不是心之全体。心以知觉为主要功能,知觉活动是气之所为,但知觉之发,必有其知觉之理,而理与气是同时赋予人的,这就是禀理而成性,禀气而成形,性与形、理与气一起构成心。因此,心是“理气之合”,而不仅仅是气,当然也不仅仅是理。这就是心之体用说。体是性即理,用是知觉作用,两者统一于一心,不能说心是知觉,理是知觉之外的东西。知觉之理就在知觉之中,不是知觉之外有一个理作用于知觉。因此,当学生进一步追问“心之发处是气否?”时,朱子又一次明确地回答说:“也只是知觉。”这就是说,不能只从气上说心,即不能将心仅仅归结为形而下之气,而要从“理气之合”上说。

  

   以“理气之合”说心,也不能被理解为二元论式的并行关系,即不能说,理是理,气是气,外在地合在一起。朱子固然重视理与气、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概念区分,但这只是逻辑的分析,只具有逻辑的意义。从体用上说,则是存在的问题,而存在问题是不能仅靠概念分析能说明的。从存在上说,体在用中而用即是体,浑沦一物,是一个整体。这是心的最原初的意义。至于心的活动展开之后(心是活物,无时无刻不在活动之中),情况就复杂了,朱子关于心的种种说法,就是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以后讨论)。现在再回到心的基本含义上来。

  

   问:“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故五脏之心受病,则可用药补之,这个心,则非菖蒲、茯苓所可补也。”问:“如此,则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15]

  

这也是一段很重要的对话,说明朱子对心的基本看法。有些人以心是形而上者还是形而下者区分朱子理学与陆王心学,将朱子所说的心说成是形而下者之认知心,而不是形而上者之道德心。但是,从这段话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朱子并没有明确肯定心是形而上者,还是形而下者,因为他是从整体上论心的。朱子所说的心,显然不是“肺肝五脏”之心,而是“操舍存亡”之心,“操则存,舍则亡”之心,显然是讲道德心。这是孔、孟以来儒家关于心的基本看法。但是,道德心也不能离开知觉心。从逻辑上可以分形而上的道德心与形而下的知觉心,但是,从存在上说,心是包括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整体,因而用“神明不测”以形容之。其中,既有形而上之体,又有形而下之用,是有体有用、体用合一之心,“心者,兼体用而言”[16]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不可只从一处说。从浑沦一物的整体的意义上说,“心者体用周流,无不贯彻”[17]。这是心性体用一起说,体用合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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