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2 次 更新时间:2022-05-21 20:56:11

进入专题: 中国经验   独特性   一般性   思维特性  

张静 (进入专栏)  

  

   摘要:对于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思维特性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要从中国案例中揭示新的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需要我们对人类可共享的知识有深入理解,并相信存在认识事物的一般思维逻辑。而具有从特殊经验中揭示一般性的问题意识,在比较参照中将中国案例与已有的系统性知识相关联,抱有追问因果的纯粹目标,援引关于事物本体的认识范畴寻因作证,区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并运用形式逻辑从具体现象中抽象简洁原理,这些思维特征限定着我们从特殊经验中发现一般知识的能力。

   关键词:中国经验;独特性;一般性;思维特性

  

   1、问题意识

   社会科学正在努力让世界“读懂中国”,普遍采用的方式,是论证我们的独特性——本土特征、差异模式、独特道路。这么做不是不对,但效果有限。于是有尖锐的批评出现:有理说不清,说了没人听。为什么如此?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那就是如何阐述独特性?

   在学术界,理解的前提在于评估是否值得了解。“值得”是一个特指的专业性判断,指是否具有知识价值。有知识价值意味着两点:提供事实而不是论断,揭示事实中的原理。学界的信念仍是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而非力量就是知识,所以光声音大不行,得有内容。这内容必须是通过事实证明的解释原理。事实和原理阐述有助于提升立场的正当性,至少是可论辩性及可接受性,但单纯的立场表达无法等同于事实可靠或原理真实。这种关系提示了一个问题: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如果疏于阐述事实和原理,将使交流遇到困难。

   立场不同可能产生认同(积极标准)或者接受(消极标准)吗?世界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所以才有“值得尊敬的对手”“有建设性的竞争”说法。这里的“值得尊敬”和“有建设性”,通常来自对行为基本原理的了解。虽然社会科学研究并非与价值立场无涉,但立场需要通过验证原理得到说明。这有别于用学术语言谈政治,因为学术针对知识,而政治针对对手。知识发现虽然有竞争性,但目的是通过学习克服人类无知,所以在严谨的学者看来,一种现象是否包含值得了解的知识,与行为者是谁关系不大。而在政治斗争中,如果承认对手的做法符合原理,就可能出现政治不正确问题。这个差别,用社会学常用的分类表述就是,知识视角是普遍主义(针对行为)的,衡量的标准一致,否则难以说服取信他人,政治视角是特殊主义(针对对象)的,衡量的标准多元,否则无法打击敌手。由于存在敌友阵营,政治必须首先识别立场,展示力量控制对方,但知识需要一视同仁,探索不同经验的行动原理,增益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如果承认这一差别,那么仅以知识之形施政治之实,能否真正促进相互了解?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很不幸,由特殊主义原则指导论述,常常支配着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这表现在放弃求知型提问,代之以用学术话语伸张权力意志,用普遍主义概念包装特殊主义事实。这种情况在中外都有表现。比如,在英语界,常见有这样的提问模式:根据标准本应……,但(某国)为什么没有……在华语界,以国别或者人群为边界,提问“何谓普世,谁之价值”的也不罕见。这些从对象出发的提问,看上去立场互相针对,但实际上共享同样的特殊主义原则。真正的研究者与社会受众的区别在于,他会因为某原理可以解释现实、出现进一步了解的兴趣,而单纯的立场论述,很难对独立的思考者产生有力影响。

   特殊主义原则的局限性,在于采用温暖的“同理心”对待事实。这是善意的,然而从研究角度看又是不合格的:“如果只通过‘同理心’去了解人类行为,我们就永远不能证伪描述性假设、或者为它们提供自己经验之外的证据,从中获得的结论,也永远无法超越那些未经检验的假设,这样的阐释将止步于个人理解,而非科学研究。”“ 同理心”常常以识别对象为前提,难免忽略系统性思维和参照系比较,结果往往是排斥超越自我经验的证据,陷于对有限经验的绝对信仰。这种“思想视阈的内陷”,特点是缺乏批评审视,满足于自我专注甚至自恋?这个警示虽然针对西方知识分子共同体,但值得全世界知识界记取。因为将学术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使原理探索变成立场宣示,在中国学界的“辩论”中也不乏案例。比如将费孝通提出的,农工混合乡土经济形态何以在中国存在,变成不同发展模式问题?为何中国乡村工业化没有走西方的道路;把彭玉生提出的,在缺乏个体产权的情况下,宗族团结和信任为什么能够保护非正式产权,变成特殊的工业化模式问题?为何家族才是解释温州工业化的谜底。

   这类针对点的转变,反映了在问题意识深处,对一般性知识追求的无感,试图以学术政治替代学术原理竞争:指出一般的工业化道路、或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社会不能成立。倘若是此,那么怎样解释,人类上百年来的工业化现象,作为更具效率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出现?又怎么解释,从长程历史来看,中国企业的各种管理规则,和世界的趋同大于趋异?对这类问题的转化习以为常,是否缺乏整体关照的自我专注呢?特殊主义的提问逻辑也许适合战斗,但不适合探索?如果我们的成功,说明我们做对了什么,这种“对”的行为原理是什么呢?和其他的成功经验相比,原理上相似还是迥异?如果是后者,需要从特殊经验中揭示新的、可解释的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方能产生说服力。

   2、整体性与系统性

   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问题,是说理活动要不要以地域为界?我尚不确定这个问题对于知识产出的意义,原因在于知识流动的复杂性。知识虽然来自某个地域,但它的价值往往不受地缘限定,全球学界和业界都将参与评价。这意味着,判断知识是否有价值,和广泛的认可有关,因而新知识需要和已有的知识系统发生关系,很难仅由单方面定义。也就是说,所有新的探索,都不能不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

   为什么要和已有知识相联系?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和系统性特点,要求知识之间具有牢固的支撑关系:“在比较成熟的科学里,有一些相互关联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假设和理论,为研究者个人提供了牢固的支撑。这些假设和理论的发展,通过不断的逆向反馈,和具体资料及数据进展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从前的那些步骤,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步骤,后来的步骤超越从前的步骤,然而从前步骤的意义,作为研究工作整个链条上的一环仍然保持不变。”这种“牢固支撑”不仅来自具体的经验,也来自经验和理论的系统性关联:“如果没有一些比较自治的、相互关联的模式以及比较自治的理论发展,而仅仅从汗牛充栋的文献里选择一些个别的文献资料,就会被一些短命的、难以经受检验的研究惯例所主宰”,从而无法避免在“时代动摇不定转瞬即逝的各种派别影响”下,“历史总是被改写”的命运。

   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还与是否指向非短期、非偶然、非特定的一般性相关。这里,短期是指暂时性的关系,偶然是指较少概率出现、不是常态的情况,特定是指必须依赖大量的限定条件,而限定意味着不易自然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短期、偶然和特定因素的探索,不是没有意义,但其相对的重要性程度较低:因为没有识别?不会出现和尚未出现的差异、藕变和反复出现的差别,更没有辨清?无关紧要的日常活动,与改变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观念力量(思想和信仰)和经济政治关系(力量分布)的不同。社会科学要寻找的,是推动重要改变发生的常态因,而非条件稍微变化,因果关联就即刻瓦解的偶然因。并非所有的活动都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大部分的人类活动,结果不过是在延续或重复社会和文化结构,并未带来显著和有意义的变化,所以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识别常态因,对于引发其他研究者的注意十分重要。

   显然,在整体性和系统性要求下,“熟悉”不等于“知道”。熟悉有关经验现象,而知道有关原理知识。现象是零碎和多变的,原理则必须有关联和稳定理由。原理能够解释现象,但现象甲不能解释现象乙,现象之间的关键联系在被一般化成理论关系后,方能解释同类现象。比如,中国的扶贫实践获得全世界承认,此乃现象,可无法用此解释其他地方的贫困现象,也不能解释未来的贫困现象。但为何会总有人陷入贫困?《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这本著作通过大量访谈和对比实验,探索了特定群体陷入贫困的原因,用以解释大部分贫困现象的产生。如果这个解释对多地贫困经验具有广泛的解释性,就形成了一般性知识,成为不同地区解决贫困问题的参照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致力于通过局部经验,提供一般知识,这不仅需要知自己,还要知他人,不仅需要阐述经验,还需要将经验转化为原理。这种转化离不开系统的参照系比较。借用一个比喻:想象中国是一个房间,如果只待在房间里,我虽然可以告诉你房间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要知道这个位置,必须能走出房间了解整体,将对中国的所知,放入整个人类的知识系统中,方能看到它的价值。所以在理论形态上和已有的知识系统交流,发现不同故事背后的一般原理,局部经验才可能和他人的经验产生关联,这是不同的局部经验能否顺利交流的必经之路。如果不能从局部经验中发现一般关系,要么是这些经验不存在一般意义,要么是研究者缺少发现一般的认知能力。

   发现一般性要求以理论产出为中心,这与以经验(个案)产出为中心有所不同。后者是就事论事的(case-specific),不需要关注案例结论与人类整体知识的联系,而前者必须对已有的知识作出系统性回应,明确新结论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如果缺少把局部经验进行一般化的意图,很多中国经验就止于特殊性故事,无法以一般知识的面貌出现。如果某一独特性同时具有普遍性意义,那么它的知识价值会提高,更容易吸引他人运用本地经验验证,通过交流过程向外扩散。倘若研究只针对我们熟悉的中国故事自己,无法面对整个人类提供行为原理,那么他人有什么动力要弄懂一个与己无关的经验?

   3、本体论与历史论

   更进一步,面对中国经验,为何我们不去探索?独特中的一般?这一价值更高、更容易传播的知识,可能与更深层的思维特点有关。哲学是体现思维方式的途径,所以我们需要暂时进入哲学讨论。

   古希腊哲学的目标,是回答事物的本质或自然属性,即探寻本体论问题。在这种目标驱使下,区分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之间的固定差异,构造有关事实的分类特征及客观定义,以此作为进一步的分析基础十分重要。这意味着,在基本原则方面,认识者和被认识对象有别,如果认识对象不具备固定的客观性质,或者这个性质可以被认识者的想象随意改变,它就不是事实。这预设了,事实必须有超越性的、自在的、稳定的特征,方能作为范畴奠定认识的基础。

   这一点是否当然成为不同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前提?未必。不同哲学的比较分析发现,在中国哲学中,客观和主观之间并不存在不容改变的固定差异,事实也未必具有自在的稳定特征用于“援引”。“ 中国文化的形成,并不企图诉诸那些规定人的本性、并确立人类统一的普遍范畴,中国人更愿意用中部之国的人、或汉人等地域性语言讨论他们自己……在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中,古代中国的思想家都不会援用超越的原则,来为他们的见解寻因作证。”理由是:“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说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

为了容易区分,暂且称此为历史论思维,对应上述的本体论思维。有关客观事物的认识方式,这里存在值得注意的差别:特定和恒定的性质预设。历史论对事物的定义不同:它视事物是主客交融的、具体的、变化的、相互联系的,而不是有恒定的、客观的、独立的、超越的一般特质的。历史论思维较少将事物特征一般化的企图,因为一般化,通常意味着较高程度的恒定分类,与基本预设有违。比较而言,本体论思维则在恒定的分类特征基础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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