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从“礼经之学”到“礼学” ——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 次 更新时间:2022-05-17 23: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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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惟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关键词:仪礼  周礼  郑玄  制度  礼乐

  

   在中国思想史上,核心概念的演变往往不止是对概念本身的理解发生变化,而且包含了对经典体系、解释方式、观念体系的再造。并且,这种核心概念经由经典的传播、制度化的施行,沉淀为中国文明的构成要素。

   在礼学问题上,中国思想史上对“礼”的理解,郑玄是关键人物。两汉礼经之学,以《仪礼》为中心,大戴、小戴、庆氏为辅翼,构成“礼经之学”。及至刘歆发掘《周官》以为《周礼》,郑玄变《周礼》为“礼经”,使“礼学”的意义,从以《仪礼》为中心的人生礼仪,革命性地转变为以《周礼》为中心的国家政教大典。因此,“礼学”也从一经之学,变成理解群经的学问。

   郑玄礼学对礼的经典体系、解释方式及其观念体系的变革,进入了中国文明史。可以说,郑玄礼学为后来二程、张载、朱子的礼学,既提供了礼学理论基础,又提供了礼乐文明背景。

   一、两汉今文经学中的“礼经之礼”

   两汉礼经之学,本于《仪礼》。《史记?儒林传》云:“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1]司马迁所谓“独有士礼”,即今所见《仪礼》十七篇,亦即完整的“礼经”。及至后汉,礼经博士传承、立学愈备,班固《汉书?儒林传》言其事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2]此三家,皆立博士,若《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3]

   两汉之学,五经分教。故在礼经之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乡饮酒、朝聘这一系列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惟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

   首先,两汉礼学与郑玄之后的礼学之最大不同,在于两汉礼学只是作为五经之一的礼经之学,而不是可以解释五经的礼学。两汉立学官之经学之中,只有《春秋》一经,具有“法”的意义,即孔子“为后王立法”、“为汉制法”。此即两汉今文经学“以《春秋》为纲”之根本理由。而其他四经,无论《诗》、《书》、《礼》、《易》,虽然与《春秋》共同面向后世,但都不纯为孔子之法,而是孔子删削前王之法,赋予素王新义的结果。是故自战国至于两汉,言六经要旨,本各不同。《庄子?天下篇》云,“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六艺之学:“《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4]是六艺之旨,各不相同。《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5]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云:“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6]太史公曾从董生问学,其《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六经政教,亦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7] 是六艺之所长,各不相同。而六经之教,《礼记·经解》载孔子之言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8]是六艺之教,各不相同。六经之名义不同,意旨殊异,教化也各自不同。故汉人立学,除了《乐》无书不立,其他五经,立为博士,使各自传授。

   也就是说,两汉今文经学中,虽然《春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是五经分教,博士以师法、家法传经,虽有如小夏侯从他经诸儒问难,以改变师法者,但总体而言,博士之学的授受,各有源流,各持大义,并不以他经解本经,更无一经可以遍注群经。因此,也并不着力于把不同经典的文字、制度、义理,互相印证,互相对比,转相发明,结合成为一个共同的体系。

   其次,礼经之学,是《仪礼》所载的冠、婚、丧、祭、乡饮酒、朝聘等具体礼仪,以及以《礼记》为中心的对这一礼仪系统的阐述论说,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司马迁言先王之礼书,至孔子时已经散亡。《史记?儒林传》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9]司马迁云“其经不具”,是指孔子之时,先王留下的礼经不备,如《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10]及至孔子,删定《礼》经,即此《仪礼》十七篇也。孔子之后,或尚有其他礼典之遗,秦汉之际大量散亡。而孔子删定之《仪礼》十七篇,作为士礼,至汉初而高堂生传之。

   作为五经之一的礼经之“礼”,在礼之类目上,包括了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诸礼,远远不能构成一代大典。故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批评经学博士排斥古文,“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11]刘歆之批评,泛对五经博士,但所列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在郑玄之后的经学体系中,要皆春官大宗伯所掌,列在礼学范围之中。

   再次,礼经之礼,主要是以士礼为中心,而无天子礼。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言“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12]班固言“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其意完全相同,此“士礼”即是今之《仪礼》。但如果以郑玄之后的礼学观之,“士礼”绝不可能成为“礼经”,如果士礼是礼经,那么应该还有天子礼、诸侯礼、卿大夫礼,加上士礼,才能构成完整的“礼经”。但是,这完全是据后观前的结果。在两汉今文经学之中,《仪礼》十七篇,即是完整的礼经。

   也正因如此,汉世无天子礼,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东汉章、和二帝,数有兴作之意,曹充、曹褒、张奋三人,屡上制礼之谏。甚至曹褒在章和元年(西元87年)受章帝之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13]曹褒所制之礼,正是针对“天子礼”问题,因此在礼类上仍然沿袭《仪礼》冠、婚、丧、祭,在适用性上扩展到了“天子至于庶人”。

   在汉世今文经学中,以《仪礼》为礼经,实质上是把“礼”理解为作为六经之一的礼经之礼,而不是作为国家大典的礼乐之礼。《仪礼》只有士礼但又是完书,礼类要为人生礼仪而非国家大典,这完全不妨碍其作为“礼经”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在经学上,孔子“为汉制法”的核心经典是《春秋》,而不是礼经,要遵循孔子之制,主要是《春秋》之大义,而不是礼经之仪轨。因此,只有士礼,并不妨碍成为完整的礼经。而在现实上,在新的圣人制作新的礼乐之前,可以权且参考古礼,根据现实损益之,而《仪礼》所言,只是一种参考,在现实中也没有强烈的规范性,也就是说,《仪礼》不可能原样落在士的现实生活中,同样,即便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礼,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规范。

   二、郑玄:重整“礼经”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云:“《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14]此确凿之论也。刘歆之后,东汉之时解《周官》者,先有郑众、贾逵。马融言二人之注,“以经书记传相证明为解”,此古文经学解经之基本方法,以固有之经书传记证新出之文,转相发明,把《周官》纳入固有的经学系统中,同时改变了固有经学系统的性质。据《序周礼废兴》所引郑玄《三礼目录》中之《周礼叙》,东汉注《周官》者,“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15]而总其成者,则是郑玄本人。

   《周礼》“成于郑玄”,其意义远非一经之注释诠解,亦远非经义之融会贯通,而是包含着对整个经学体系的深远谋划。在郑玄之前,五经大义要在《春秋》,凡孔子为素王、经义为后王立法等等,皆为《春秋》之精义,也是其他四经之所以尊的基础。而礼经则专指《仪礼》一书。但是自《周礼》“成于郑玄”之后,礼经由《仪礼》而为《周礼》,五经基础自《春秋》而为《周礼》。经学发展至郑玄,开始实现其礼学转向。自郑玄之后,读经解经,不能离于礼,以经学论政决事,皆以礼为本,从而塑造了一个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特征的文明历史。此郑玄之影响中国文明至深至巨者也。

   自刘歆至郑玄,最重要的变化,是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

   《周官》出于山崖屋壁,纯为制度之书。孝成帝时,刘向、刘歆校书秘府,始见《周官》。《周官》之兴,最关键的人物是刘歆,但观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不及《周官》一字,故马融云刘歆早年“多精锐于《春秋》”,至其晚年,才知道《周官》是 “周公致太平之迹”。[16]这一定位,基本确立了《周官》独一无二的地位。首先,《周官》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其他经书,若《尚书》、《诗经》之周世内容,都不能与《周官》相匹。其次,“迹”意味着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周公制作礼乐,缔造有周一代数百年太平天下,可见《周官》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有效的致太平之书。

   王莽、刘歆当政之时,《周官》开始了经学化的过程。班固据刘歆《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录“《周官经》六篇”,并云“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又录“《周官传》四篇”,未云作者。[17]是王莽、刘歆当政时,曾置《周官》博士也。荀悦《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18]又,《经典释文序录》云:“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19]

   从《周官》到《周礼》,是其经学化的基本标志。言《周官》,是周公之官制,重在典章制度也。言《周礼》,是周公制作礼乐,重在礼乐本身也。《周官》的“《周礼》化”,在王莽、刘歆时期,尚在开始阶段,故常两用之。黄以周考此书名云:

考“周礼”之名,始见于《汉书?王莽传》,其议建于刘歆,亦见于荀悦之《纪》,陆德明之《叙录》。武虚谷云:“班氏于莽一传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诏议章奏,自号曰‘周礼’,必大书之。而自为史文,乃更端见例,复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货志》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货’,及后云‘又以《周官》税民’,是亦一志而两见,由其意观之,固未有著明于此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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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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