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陈壁生:回到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读陈祖武教授《中国学案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3 次 更新时间:2022-12-24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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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自晚清之后,治法百弊丛生,政教之学因之败亡。民国之初,学制重建,于是学术范式变换,四部之书,成为七科之学。本来,中国学问重于合,多指向身心性命,典章制度。而西方现代学术重于分,多以某一角度对思想学术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以分别之眼光,看待和合之学问,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对传统学术进行条缕化的分析,但一方面也导致学术之全体大用被肢解在不同的学科之中。尤其是从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之后,学界主流,皆把四部之书对象化为材料,以西方学科研究之。延续至今,“学科化”已经成为我们认识传统学术不言而喻的自觉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当代学人普遍失去整全性的认识经典、阅读经典的能力。与此相应的是,现代学术分科把各种传统的写作体裁都打散,纳入新的视野之中。例如学案,便不是被当做学案来研究,而是被当做毫无系统的材料汇编。其结果,是只见材料,不见编者。而陈祖武教授的《中国学案史》,便是回到中国自身学术传统,对学案这一学术体裁进行整全性研究的尝试。

“学案”是古代重要的著述体裁。在华夏学术系统中,有意识地进行自觉的学术总结,殆有三次。第一次是战国秦汉时期,诸子之书,多有述评他家别派的篇章,如《庄子》中的《天下篇》,《荀子》中的《非十二子》,《韩非子》中的《显学篇》等,王遽常《诸子学派要诠》已综述其要。第二次是“学案”体的兴起,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开其端,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成其规模,绵延不绝。第三次是现代学科中的“哲学史”,“思想史”,这种思想总结方式仍然是今天的主流。

其中,战国诸子的学术总结,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认识战国思想的重要材料。而“学案”体,则被纳入不同学科之中,例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乃哲学史的材料,《国朝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是清代学术史的材料。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把学案当学案,而是把学案当其他学科的材料进行研究。这样的“外在式”的研究有一个重大的弊端:学案本来体现的是编撰者个人的思想,却被当成了机械罗列的材料汇总。

但事实上,时势有古今之别,学术亦有古今之异。古人编书与今人不同。现代学术讲究所谓客观性和科学性,要求研究者置身事外,对研究对象一视同仁。而古代学术研究,不管是战国诸子的学术总结,还是宋明以后的学案书写,目的皆不在所谓客观研究,而在于通过对前人行迹思想的编撰,或明其学派源流,证成己说,如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或保存文明,弘扬政教,如黄宗羲编《明儒学案》;或张其派别,排斥它家,如方东树编《汉学商兑》。所以,他们对材料的取舍、篇章的安排、按语的表述,无不煞费苦心。细绎诸种学案,无不见其深意在焉。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首推周敦颐,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首自阎若璩,皆见作者之苦心孤诣。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总结,都重新描述当时所见的学术图景,表达作者、编者的思想立场,乃至政教意图。如果不对编者本身的思想有充分的认识,便不可能理解材料本身。因此,“学案”体的研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即在于理解编撰者的苦心孤诣与微言大义,以此探究编撰的内容。惟有如此,才能避免教材式的浮掠光影。

《中国学案史》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伊洛渊源录》直至徐世昌《清儒学案》做了全景式的鸟瞰。其写法多仿《四库提要》,即描述一部学案的作者生平,学案内容,编撰过程等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是把学案这一体裁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用现代学科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分科式的探讨。所以,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学案体书写的来龙去脉。

例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一书,表面上是编撰道学家的行状遗事,与专门讨论思想的书完全不同。如果分散地看,它只是如《宋史·道学传》一样的道学家传记著作。《四库全书》也把它列入史部传记类。作为理学大师,朱子不会毫无用心地编撰这么一部史学传记。有宋一代,五经之学一变而为四书之学,在经学的脉路中,如何为道学争取一席正统之地,实为朱熹的首要问题。在理论上,朱熹把周孔之经,抽象为“周公孔孟之道”,从而抛开汉唐解经之学,直接将道统嫁接到北宋诸子之上。因此,他必须对北宋理学进行天地重整,整顿出一条明确的思想源流,才能构建道学统绪。朱熹不是采取思想论述的方式,而是采取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对道学家们行事轨迹的描述,整理出一个新传统的传承体系。在《中国学案史》中,作者看到,宋代面临着新的“一道德而同风俗”,而当时的思想论争中,“究竟是以荆公新学还是程氏道学来‘一道德、同风俗’,这一问题始终未获解决”。而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描述了朱熹写作《伊洛渊源录》的背景、动机和过程,并指出:“自《伊洛渊源录》出,通过对二程学说承传源流的梳理,在宋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周敦颐为宗主,二程为中坚,张载、邵雍为羽翼的道学统绪。”事实上,《伊洛渊源录》的出现,在学术史上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正如《四库提要》所云,“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后来的《宋史·道学传》沿袭着朱熹的思路,将“道学”从“儒林”中分出来,于是道学的系统,终于在经学脉络中获得不可动摇的地位。

不只是学案研究,对其他的中国经典研究,也不止需要一种分科式的主题整理,同时需要整全式的系统研究。这也就是我们提倡“国学”的理由。只有在整体性的“国学”视野之中,才能窥见大至整个文明,小至某部经典的全体大用。陈祖武教授《中国学案史》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正在于此。

《中国学案史》,陈祖武著,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2月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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