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绪言

——《蒙培元全集·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 次 更新时间:2022-05-16 16: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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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与“生态学”的概念是20世纪西方人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问题是一个现代的问题。但是,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看,生态问题又不是一个现代的问题,而是从人类出现以来特别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早就存在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不能离开自然界的“环境”与“条件”的,人类随时随地都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究竟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就有生态问题,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是生态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尽管如此,在现代工业社会出现之前,生态问题虽然已经存在,而且不同文明遭到不同的命运,但是,并未形成像现在这样全球性的严重威胁。现代工业社会使生态问题空前地突显出来,并且随着全球化的进行,以出乎人类想象的速度和程度继续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才引起人类的重视。这是目前人类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重大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应当重新反思人类文化,对于我们来说,首先要反思中国文化与哲学。通过认真的反思,我发现,中国哲学是深层次的生态哲学。这样说绝不过分。

  

   我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个案式的研究,即带着问题意识,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从中发掘出长期被忽略了的问题,揭示其精神意蕴,以理解的方式说明中国哲学何以是深层次生态哲学。

  

   这种方法就是“回到原点”的方法。

  

   所谓“回到原点”,绝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走向未来。中国哲学的文本是开放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开放的心胸,使中国哲学走进现代社会与未来社会,发挥其生命潜力,为人类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点”也就是“传统”(大传统),“回到原点”也就是“回到传统”。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古人和今人经常说的“究天人之际”,其实质是探究和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就是在这一“传统”之下发展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也是在这一“传统”之下形成的。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这一“传统”受到空前的冲击和挑战,但是,它的生命并没有完全停止,也不能说完全变成了“游魂”,只是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被掩盖了。现在是我们重新开发这一极其丰富的“传统资源”的时候了。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中国的人文精神同西方的人文主义是有区别的,其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哲学绝不是离开自然而谈论人文,更不是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形成所谓人文传统,恰恰相反,中国哲学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发展出人文精神。中国哲学也讲人的主体性,但不是提倡“自我意识”、“自我权利”那样的主体性,而是提倡“内外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德性主体,其根本精神是与自然界及其万物之间建立内在的价值关系,即不是以控制、奴役自然为能事,而是以亲近、爱护自然为职责。

  

   研究中国的生态哲学或中国哲学的生态观,会遇到一些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在个案研究中随时进行过讨论,但是,未能一一单独提出来展开论述。为了阅读全书的方便,现在将其中的几个重要的但又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提出来,略加说明,以便引起讨论(这里只提出主要论点,至于详细论证,见各章内容)。

  

   一、重新理解中国的“天人合一论”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究天人之际”的问题,而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论”。但是,人们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并不相同。我以为,只有着眼于现实问题而又回到“原点”,才能理解这一理念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天人合一”显然包含不同层次的内容,不同哲学流派和哲学家个人对此也有不同解释,比如,道家更看重“自然”一面,儒家更看重“人文”一面,但是,这一理念的基本含义则是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

  

   天不是上帝,也不是绝对超越的精神实体,天是自然界的总称,但是有超越的层面。其“形而上者”即天道、天德,便是超越层面;其“形而下者”即有形天空和大地,便是物质层面。但在中国哲学中,“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不是分离的两个世界,而是统一的一个世界。不能说,“形而上者”是天,“形而下者”不是天。事实上,“运于无形”之道是天,那“苍苍者”也是天。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主宰者。人以其文化创造而成为主体,能“为天地立心”,但这所谓主体,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目的的德性主体,不是以控制、征服自然为目的的知性主体,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然为“非我”、他者的价值主体。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切资源和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人以内在德性和神圣使命,要在实践中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与天地合其德”,而不是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

  

   二、“生”的哲学

  

   “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没有例外。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哲学就是“生”的哲学。从孔子、老子开始,直到宋明时期的哲学家,以至明清时期的主要哲学家,都是在“生”的观念之中或者围绕“生”的问题建立其哲学体系并展开其哲学论说的。

  

   “生”的哲学至少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生”的哲学是生成论哲学而非西方式的本体论哲学。无论道家的“道生万物”(从老子开始),还是儒家的“天生万物”(从孔子开始),都是讲世界的本源(道或天)与自然界万物(包括人)之间的生成关系,而不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生”的一个意义就是生成,是有时间维度的。后来的道家特别是玄学家,以及后来的儒家特别是理学家,都讲体用关系,即所谓本体论哲学。但是,这种本体论与西方本体论是有根本区别的。西方的本体论认为,本体就是实体,实体是静态的,作为本质(即形式)的本体与现象是永远无法统一的。中国哲学所说的本体并非实体,只是万物存在的根本、本原,并且通过功能、作用而显示其存在。万物是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存在的,而万物的本体是在万物中存在的。从根本上说,体用关系是从本末关系发展而来的,其中含有本末关系的内容,如同树之根与枝干,枝干是从根上生长出来的,而枝干之中便有根的生命,树根与枝干是一个生命整体,而不是二元对立式的两个世界。

  

   第二层含义是,“生”的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而不是机械论哲学,“生”的又一个意义就是生命与生命创造。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自然界不仅有生命,而且不断创造新的生命。正因为如此,自然界是有“内在价值”[1]的,所谓“天道”、“天德”就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中国哲学有“天道流行”、“生生不息”之说,就是指自然界具有内在的生命力,不断创造生命,而自然界的万物也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就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命的来源,而且是人的生命价值的来源。人本身是有创造能力的,但是,人的创造能力是有前提的,人绝不是自然界的“立法者”,而是自然界“内在价值”的实现者与执行者。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实现“天德”,“与天地合德”。

  

   中国哲学不只是讲生命存在,而且讲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道家强调自由的价值,儒家强调道德的价值,但是,他们都不否认,从宇宙论上说,人的生命价值来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绝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

  

   第三层含义是,“生”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即在生命的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整体,人绝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同样,自然界也需要人去实现其价值。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这是中国哲学的一贯主张。一方面,人类需要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人类的生命;另一方面,人类需要承担起保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使人类的家园更加美好。这不仅是为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为了自然界本身的生命价值;不是为了人类的功利目的,而是为了超功利的道德和审美价值。因此,这样的生态哲学不只是保持或改善“生态环境”的问题,而是人类生存方式的问题和生命价值的问题。按照这种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价值的,而不是认知的;是一元的,而不是二元的。

  

   所谓“内在联系”,不仅说明,在生命存在上,人与自然界是有机整体,不可分离。客观地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主观地说,自然界又是人的生命的组成部分。在一定层面上虽有内外、主客之分,但从整体上说,则是内外、主客合一的。而且说明,人与自然界有更深一层的价值联系: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的价值之源;另一方面,人又是自然界“内在价值”的实现者,即自然界有待于人而实现其价值。总之,人与自然界构成哲学层面上的双向互动关系。

  

   三、自然目的性问题

  

   自然目的性问题是从“生”的哲学得出来的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包含在“生”的哲学之中。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本书的《目的与工具》一章中有较多讨论,这里只提出几点结论性的看法。

  

   在西方哲学中,也存在两条发展线索,即自然主义线索与自然目的论线索。前者只承认自然界的规律性、必然性、因果性,而不承认有任何目的,并且将目的性学说斥之为神秘主义;后者则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内在的目的,也就是承认自然界有某种生命意义而不是机械的物理世界。这两条线索在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中有明确而清楚的论述。[2] 但是在西方,自然主义始终占主导地位,自然目的论则受到严厉批判。

  

   在中国哲学中,所谓目的是指“生”之目的。凡生命都是有目的性的。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当然是有内在目的的。这同超自然的神学目的论不是一回事,同西方的目的性学说也不完全相同。西方的目的性学说,虽然承认自然界有内在目的,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的生命联系,即中国式的“天人合一论”,而是发展出西方式的泛神论,其最高成就可用斯宾诺莎的实体论作代表。

  

从“生”的目的性出发,解决“天人之际”的问题,便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内在的目的性关系。所谓“生”的目的性,是指向着完善、完美的方向发展,亦可称之为善。善就是目的。但是,自然界的目的是潜在的,只有实现为人性,才是“现实”的。因此,人才是自然目的的“实现原则”。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继善成性”[3]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真正的目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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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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