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5 次 更新时间:2022-05-15 23:54:07

进入专题: 现代性   世界历史   中国共产党   中国道路   百年探索  

吴晓明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决定性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一种本质的关联。这种本质的关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通过中国道路的百年实践获得历史性的证明。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当今中国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在完成其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关键词:现代性  世界历史  中国共产党  中国道路  百年探索

  

   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并由此开启出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这条道路具有双重的本质规定:它是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的历史性进程。然而,这样一种历史性进程是在“世界历史”的境域中开展出来的,与“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具有内在联系。一方面,如果不是由于现代性的力量开辟出世界历史,就不会有以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定向的中国道路;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的内在关联,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就不能不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并在特定阶段上展现其深远意义。因此,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是:(1)现代性如何开辟出世界历史并设定其基本架构,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不可避免的?(2)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背景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何以同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联系,进而持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3)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如何不断推进着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一,并使这样的统一在不同阶段上得到历史性的实现?(4)作为中国道路的当代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世界历史具有怎样的意义,从而对于当今世界的历史性变局具有怎样的意义?

   一

   “世界历史”是现代世界的产物,换句话说,只有现代世界才将自身展现为普遍的世界历史。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取得了绝对力量,由于这种力量无远弗届地摧毁了一切地域间或民族间的隔阂壁垒,才第一次开辟出“世界历史”。因此,世界历史首先意味着先前局限于地域的或民族的历史不再可能,意味着先前的偶然交往被普遍的世界交往所取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根本性转变,是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自此以后,正像总体的历史不能不是世界历史一样,任何一个民族的或地域的历史性活动在本质上不能不参与到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正是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构成“世界历史”意识的现实基础,从而构成建立在这一意识之上的“历史哲学”的现实基础。在维科主张并推断历史具有一种普遍性质之后,在伏尔泰草创“历史哲学”的名目之后,普遍历史的观念作为世界历史意识的理论表现,便在德国思想界中迎来其多方阐述的鼎盛时期。无论是赫德尔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还是席勒的《普遍历史的性质和价值》,也无论是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还是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都试图揭示并论证一种普遍历史的观念。这里不必展开其具体内容,即便是这些论著的标题,即已表明各种学说都是围绕着“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这一枢轴旋转的。如果说,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的观念构成历史哲学的理论前提,那么,这种观念的现实基础就是现代性的特定力量所开辟出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没有这样一种现实历史的展开过程,也就不会有所谓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的意识或观念。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现实的历史运动本身转变为世界历史,由于现代性在18、 19世纪的凯歌前进,普遍的世界历史或世界历史的普遍性,才在当时的各种学术中得到积极的思考,并在历史哲学中得到突出的理论表现。

   然而,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并不是——根本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仿佛世界历史乃是一个可供任何民族在其中自由表演的场所或均质性空间似的。毋宁说,那种抽象的因而是无内容的普遍性,离世界历史的真相实在是无比遥远。现代性(其主干是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在它所占据的全部领域中建立起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共产党宣言》将这种关系表述为:“正像它(指资产阶级——引者注)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个世纪之后,海德格尔仍然重申西方历史“就要扩张为世界历史了”;为了强调这种扩张势力的源头(“欧洲”,即近代西方)以及势力范围的所及(人类、地球),他将这种统治—权力关系表述为“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

   中国自近代以来,遭遇到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和危机;与以往任何一种严峻局面完全不同的是,以1840年为标志性开端的挑战和危机,归根到底起源于现代性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及其内在的支配—从属关系。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历史之中,并且是不可避免地被抛到由现代性所设置的关系之中。抽象普遍性的观点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关系。只是由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才第一次将世界历史的本质性深刻地揭示为感性权力的支配—统治关系,就像现代经济生活植根于资本对活劳动的支配和统治一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是这样一种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使现代化——即进入到现代性之中——成为一切民族之普遍的历史性命运: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如此,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任务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由此而得到把握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乃是真正“历史性的”,而不仅仅是“历史学的”——海德格尔对这两个术语的区分表明:所谓“历史性的”是指“命运性的”;而马克思先行已用“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这个短语,明确提示出对于世界各民族来说是命运性的历史境况了。

   然而,构成百年中国道路的本质规定不仅是现代化,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乃是历史性的,那么,这一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否同样是真正历史性的呢?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西方现代世界的出生和成长初始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参与,而马克思主义倒毋宁说是现代世界的矛盾和对立发展到特定阶段上的产物。这种情形使得某种抽象的观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题上先验地假设: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进程来说可以是完全不必要的,也就是说,是偶然的或无关乎本质的。这样的观点全然无视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以一种纯粹主观的方式来假设并裁断历史,仿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本来”可以避开同马克思主义的关联似的,仿佛这一现代化进程如果听从其假设的指令就会得到更加“纯净”的开展似的。但我们从黑格尔的时代就已经知道,“……惯于运用理智的人特别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他们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真实可靠,以命令式的‘应当’自夸,并且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这个世界好像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个世界所未曾达到的”。

   与现实分离开来的理念是什么呢?是抽象普遍性的观念,是仅仅适合于主观主义地解释历史的观点。我们面临着“历史道路”的主题,而在这个主题上必然会表现出抽象历史观点和现实历史观点之间的对立。当现代性的力量开辟出世界历史时,就像我们在现实中遭遇一种普遍的历史命运一样,我们在理论上也面临着世界历史之普遍性的问题。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绝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有相当确切的实体性内容的;这样的实体性内容是如此多样纷繁,以至于这种普遍性除非能够通过不同的历史进程(“道路”)被具体化,否则它就根本不是真正普遍的(即黑格尔所谓渗入特殊并包含特殊的普遍性)。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用抽象的普遍性来假设并断言历史的观点就已经是时代错误了;更何况当这样的观点用西方历史所取得的普遍性外观来强制一切民族的历史道路时,它就尤其变得荒诞无稽。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宗教改革’只限于若干国家?为什么它不普及到整个天主教世界?”对此黑格尔通过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的多重具体化,来说明宗教改革在日耳曼、罗马、斯拉夫各民族中的“被接受或者遭拒绝”,并且来说明宗教改革在日耳曼人、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那里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和不同路径。同样,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从来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历史道路的抽象同一性。即使是在1843年的西欧,落后的德国也不会重复先进的英国或法国的解放道路,相反,德国道路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它走英国和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而当1881年查苏利奇向马克思询问俄国道路的可能性时,马克思同样最坚决地拒绝了那种由西欧的比附而来的流行推断(此类推断直到今天在关于中国的历史假设和想象中依然流行),将这样的推断称作“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的臆想,并且最坚决地要求通过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具体化,来揭示俄国道路的现实的可能性。

   抽象普遍性的观点根本无法理解现实的历史,它尤其没有能力把握世界历史普遍性境况中不同民族的现实的历史道路。这样的观点往往只是从现代西方世界——尽管其内部亦有种种差别——中去抽象地取得一个现成的“公式”,并把它先验地强加到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之上。用抽象普遍性的观点来解答一个特定民族的历史道路问题,实在比解一次方程还要容易,并且这种观点还颐指气使地把每一个逸出或偏离“公式”的历史行程指斥为荒谬绝伦,仿佛任何一条历史道路都必须听命于抽象普遍性观念的指令似的。最为吊诡的是,唯物史观的原理、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居然也时常被当作抽象普遍性的“公式”来看待和运用。这种做法之令人惊讶的天真和无头脑,只要读一下马克思的下述声言便足以一目了然:“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之所以要作出这样的反驳,是因为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了“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也就是说,变成了抽象的普遍性,即关于历史道路的“公式”——“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而马克思之所以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反驳,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历史道路理论绝不滞留于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普遍性,恰恰相反,它要求“科学的抽象”始终深入现实历史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并且正像它在本体论上立足于“实在主体”——即“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一样,它把世界历史的普遍性把握为在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中被具体化了的普遍性。一句话,“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在这里,具体化的观点也就是现实历史的观点,它与抽象历史的观点(其核心总是作为“公式”的抽象普遍性)相对立;这样的对立突出地体现在黑格尔的下述说法中: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

只有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把握世界历史处境中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展开,才能把握中国道路百年探索的历史性进程。如果说,中国道路的现代化趋势相对说来还是易于理解的,那么,为了能够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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