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礼同志积20年之功，完成了这部朱子研究的厚重之作，要我写一篇小序，我不能推辞。

林振礼同志在研究、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经常以通信或电话的方式与我讨论一些问题。对于研究范围之内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他都是那样认真，决不轻易放过，总要追究到底。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使我深受感动。我除了从他那里知道很多有关朱子生活实践方面的知识之外，最大的感受是，在当今急于成名的时代，还有像林振礼这样孜孜不倦、埋头耕耘、披荆斩棘、持之以恒地研究学问的学者，真是感到莫大的欣慰。

这本书并不是纯理论的学术著作，但是却洋溢着理论探索的精神和理论分析的气息。这本书也不是编年式的传记著作，但是却对朱子的人生经历有真实的描述，对朱子的心路历程有深刻的体会。这本书是深入朱子的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对其人生和思想进行微观研究的独特之作，也是作者实地考察、亲身感受之作。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遗闻遗事，有迄今未曾涉猎或“语焉而不详”的学术问题。

这是一部史实考证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学术著作。他将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将哲学理念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将理论学说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将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相结合，在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和比较的过程中，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朱熹，并与之展开对话。这种研究方法，拉近了今人与朱子的距离，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地理解朱子其人其学，同时又有很强的历史感。

要从事这样的研究，当然不能只在书斋中完成，而要进行大量的野外作业。为了考证朱子的有关经历和事迹，林振礼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到各地去考察，收集各种资料。他曾亲赴朱子当年从政与讲学的湖湘地区，两次到朱子祖籍江西婺源，三次登临朱子办学的赣南、庐山，八次踏访朱子最喜爱且居住最久的武夷山。每到一地，他都要仔细寻访朱子的遗迹、遗物和遗墨，收集各种民间传说和地方志，甚至向当地老人询问各种习俗，从而为此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精神，是他能够完成这部著作的重要保证。

他所收集到的各种宝贵资料，构成了这部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比如他第一次发现了朱子庆元年间的手迹，再与文献、方志互证，终于搞清了朱子在“庆元党禁”中的实际处境及其思想活动。有了过硬的第一手资料作依据，对朱子的研究就深入多了。

但是，实际考察和文物收集，虽然是他独有的优势，却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用力最勤而为之不懈追求的，还是一些理论和学术问题。在这方面他广泛地吸收了今人的研究成果，但又不是轻易作判断、下结论，而是在涵泳朱子著作的基础上，从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境出发，从每一次历史事件入手，透过朱子的实践活动，剖析其思想形成的条件和历程，在相互比较中提出自己的见解。正因为如此，此书不是对朱子生活经历的一般叙述或遗闻遗事的描写，而是通过朱子的实践活动展示其内心世界及其理论学说。“情境意识”和“实践意识”是此书的最大特点。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都是在具体情境与实践活动中阐明他们的学说的，每一个概念、范畴，都不是在纯粹的“理论沉思”中形成的，因而不是形式的、抽象的，而是有实际内容的。朱子也不例外。此书就是在这一思路之下写成的。

比如，朱熹的“中和”新旧说，是学者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它标志着朱子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变。但是，朱子为什么从“中和旧说”转变为“中和新说”？这种转变是如何可能的？其意义何在？学者们通常都是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和解释（包括笔者）。林振礼则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同时展开研究。在比较各种观点的同时，更重视朱子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实践活动。具体地说，他是通过朱子三十八岁的湖湘之行，第三代主战派的学术会议，苦参“中和”的经历，说明其由“旧说”向“新说”升华的内在联系。他既不取牟宗三先生的“别子为宗说”，亦不取金景芳先生的“程朱悖谬说”，而是吸收任继愈先生的“文化嫁接说”，使其更能接近朱子诠释《中庸》的历史实际。同时又参照某些学者（蒙培元）关于情感哲学的观点，阐明朱子“心统性情说”的理论内涵，使朱子“中和新说”的意义得以彰显。这是从具体情境和实践出发，从方法上解读朱子的一个突出的例证，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这部著作开辟了许多新领域，提供了理解朱子的许多新空间，体现了作者敢于言人之所未言的探索精神。“朱子的风水观”、“朱子与摩尼教”、“朱子在民间的多重形象”等重要章节，就是其中最有特色、最有突破的成果。作者从佚文考辨和野外调查开始，进到生态、宗教和美学等诸多领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填补了朱子研究的许多空白。

“风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也为一些思想家所重视。但是，过去一律被斥之为“封建迷信”，因而很少有人研究。其实，“风水”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态问题，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林振礼根据朱熹的有关资料，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考证和理论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使他成为我国研究朱熹风水观的最早、最重要的学者。

朱熹与摩尼教的关系，是涉及中外文化关系的一个极有意义、极有趣味的问题，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长期以来无人进行研究。今天，摩尼教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泉州，至今却保存着摩尼教的一座寺庵。这为研究朱熹与摩尼教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20世纪80年代，美籍华人陈荣捷教授来大陆，走访并收集过有关朱子的遗迹和资料，写成《朱子新探索》，其中也有“魔”之讨论，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未能继续研究，故只讨论朱子知漳州时“禁魔”一事，并且认为，朱子所禁者，为佛教而非摩尼教。林振礼根据相关资料，重新考证了摩尼教在泉、漳一带的传播情况以及朱子与之有关的行踪与言行，认为朱子所禁之“魔”正是摩尼教而非佛教，并进而提出“仕泉偶涉，知漳则禁”的结论，真可谓“石破天惊”。他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要推翻这一结论，则需要花更大气力，提出更有力的证据。

历史上的朱子与民间传说中的朱子是不同的，“道学化”的朱子和人性化的朱子也是不同的。但是，这二者同时存在于福建一带。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后者虽不是“历史的真实”，却活在人民的心中。林振礼对于大量的见诸笔记小说与口头传说中的轶闻轶事，给予了高度重视，作为俗文化的重要资料，与正史记载互相参照、互相比较，从不同层面说明朱子人格形象的多重性，赋予其新的文化意涵，为重新解读朱子提供了新的视角。

实际上，书中的每一章都有新材料、新见解。诸如“考评”、“杂识”、“编辑”、“教育”以及佚文辑录等等，都是作者辛勤耕作、呕心沥血之所得，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的价值。这些价值将随着朱子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呈现。当然，其中的某些见解，不无可商榷、可讨论之处。但这都是作者独立体会出来的，不是轻易得出的，更不是简单的概念推演所能做到的。

作为一部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著作，此书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的特征，但是，其中包含着普遍的文化价值。正如朱子学被称为“闽学”，其影响则不止于中国，而且及于东亚地区一样。全书并没有什么“宏大叙事”，但是，能从细微之处见其全豹。这正是此书的一大优点。

读此书者，必将得到很多享受。

2004年7月25日序于北京

* 原载《朱熹新探》，林振礼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5页，题为“蒙培元先生序”。此文作于2004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