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有无价值？这是当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科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而出现这一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在自然价值的问题上发生了颠倒。
余谋昌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自然有价值的学者，近年来在生态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最近又完成了《自然价值论》[1]一书，对自然的价值进行了系统地论述。作者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明确提出20世纪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关键词”，而21世纪以“自然价值”为“关键词”。这实际上提出了21世纪哲学和人类文化转型的大问题。生态哲学将成为21世纪哲学发展的主轴。
20世纪，人们否认自然价值，建立了自然没有价值的科学哲学，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面临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形势。
本书关于自然价值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借鉴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和思想，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生态学思维方式，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的方法，提出自然有价值的观点，对自然价值进行系统论述，从自然的“外在价值”、“内在价值”、“系统价值”、“固有价值”等方面论证了自然价值的统一性，并对自然价值的性质、分类、评价、进化、生产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分析，提出人类只能在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创造文化价值，科学与人文应当统一，建议“自然价值”概念进入决策机制。这一见解不仅对于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而且对于经济决策、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然价值”（概念）的提出，是人类文化史的又一次革命性变革。目前，这一变革正在进行之中。这正是当代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这不仅是价值观的转变，而且是一个事实存在的问题。
此书是在吸收中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创造性力作，观点明确、论证充分、语言通俗流畅，引人入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1] 余谋昌：《自然价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原载《哲学动态》2004年第5期。
中华文化传统与企业家的人格形象
现代企业需要一种文化理念，现代企业家需要一种人生追求。这二者虽不是一回事，但是有密切关系。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不仅具有很高的科技素养和管理能力，而且有很好的人格形象，因而受到社会的尊敬。
无论是建造企业文化，还是树立企业家的人格形象，都不能离开自身的文化背景。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应当从中吸收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但不是从表层或负面接受它，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深层底蕴理解和继承其精神生命，这样就能开拓企业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人生的理想，得到人生的乐趣。
在中国哲学看来，人有怎样的境界，就有怎样的形象，境界不同，形象就不同。境界似乎是无形的，但又是有形的，是在日常行为和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它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制定人生的计划，推动事业的发展。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过，人有四种境界。一是自然境界，这种人和动物差不多，没有自觉。二是功利境界，有了自觉，但一切为个人功利打算，目光短浅。三是道德境界，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并能自觉地按道德原则行事。四是“同天”境界，也是最高境界。“同天”就是与宇宙自然界（即“大全”）同一，超越了各种界限，甚至有超越道德的意义。这样的人就是宇宙的人，不只是社会的人。能“同天”就能“乐天”，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境界就是对整个宇宙人生意义的理解，它不是纯粹知识性的认识，如同生物学对生命的认识、医学对生理疾病的认识。它是对人生价值的自我体验和认识。有人说，人生价值是没有的，是哲学家们编造出来的。这话是不对的。人活着，如果没有价值诉求，那就和动物一样，只是比动物更聪明、更狡猾罢了。但是境界不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不同。境界高的人，站得高，看得远，拿得起，放得下，能获得更多自由，有一种人格魅力，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能享受到快乐。这是一种无形的资源。
中国哲学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也是塑造人格形象的。它要解决人生价值、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和终极关怀这类重大问题，也要解决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的问题。这也是中西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解决的方式不完全相同。西方启蒙哲学主张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与创造性，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具有优先性。现代自由主义就是代表。不仅如此，人还是宇宙的中心，人能够主宰自然界。中国哲学被认为是提倡群体精神，人是群体中的一员，群体大于个体之和。这与当前西方兴起的旨在批评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有些接近。但是，在更深层次，中国哲学也重视个体，重视个人的德性主体、道德尊严、情感和意志自由。人不仅是家庭、社会中的一员，而且直接与天（自然界）相通。西方哲学将人看作原子式的个人即实体，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中国哲学则是从宇宙生命的意义上重视个人的，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的德性，因而有自身的价值。西方有“天赋人权说”，个人权利不可剥夺；中国有“天赋德性说”，人是“顶天立地”的。中国的哲人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在中间，要堂堂正正做个人。”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亦即无愧于自己的良知、良心，这就是个人的尊严。个人尊严不可辱。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志士不忘在沟壑。”这些话就是指个人尊严而言的。
所谓德性，只是内在的潜能，要实现出来，完全靠个人的修养和实践。企业家的人格形象也是在自我修养中形成的。这种修养建立在自尊和对自我价值的体认之上，同时又有一种自我担当和自信，能够得到他人和社会的信任和尊重。这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二者是互相包含的。说它是权利，是因为德性是我所具有的，由此表明我的价值，任何人不能强迫我做不仁不义之事；说它是义务，是因为德性只有实现出来，才有现实性，因此就成为对他人、对一切生命应尽的义务。这是一种善的行为，与法律上的义务不同。比如纳税人必须纳税，这是法律上的义务；而人道主义行为则是道德上的义务，完全是自觉自愿的。道德和法律应当是一致的，但人格形象主要是建立在道德（德性）之上的。
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所谓人文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理念，但又不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天不是上帝，天就是自然界，但又有超越性的层面（天道），也有目的性（天地之心即生），神圣性。天赋予人以德性，天是一切价值之源。因此，人要敬畏天，敬畏天命。但天的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人才是目的本身。所以，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是很高的，同时又负有神圣使命，即实现德性，“为天地立心”。这就是中国“天人合一说”的根本含义。因此，要把人看成目的，而不是工具，更不能当作工具去使用。中国的“民本”思想即含有这层意思，只是缺乏程序化的客观的社会架构理论，因而不能真正落实，人反而成了工具。
德性的核心是仁。仁的本质是爱。人既要发挥个人的内在潜能，“实现自我”；又要关心、爱护和尊重他人和一切生命，“超越自我”。现代企业建立了“契约”关系，这是现代管理的重要原则，必须遵守；但同时又要建立相互尊重和信任的伦理关系，这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老板和员工之间不能只是冷冰冰的雇佣关系和金钱关系，当然更不是私人关系。“契约”和德性应当是统一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是统一的。人越受到尊重，就越有自觉性、创造性，在市场行为和国际竞争中，尊重和诚信就更加重要。
有没有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是不是“家族企业”？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实行家长制管理，提倡绝对服从，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继承这样的“模式”，这也不是儒家文化的理想境界。家长制应当代之以现代管理，这涉及经济结构的问题。从文化上说，儒家重视个人的素质和德性，重视人的内在需要。人既不是“经济动物”，但决不是反对经济发展；人也不是单纯的“理性动物”，但也决不拒绝理性。儒家特别重视人的情感，人可说是“情感动物”。但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而多种多样的，下至纯粹的私人情感，上至宗教性的情感，儒家都很关注，但儒家提倡的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情感与审美情感。
人们常说，西方人重理性，不讲情面；中国人讲情面，不讲理性。从现实层面看，这话不无道理。现在不是到处都有靠人情、靠关系才能办事的现象吗？可说是“私情泛滥”，连外国企业家都感到头疼。但这同儒家文化有何关系呢？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决不能把当前的腐败统统归罪于儒家文化，当前的腐败现象正是儒家文化被扭曲的结果。儒家所提倡的恰恰是与正义等价值理性相关的道德情感，是有是非善恶标准的。反而在私人情感方面，儒家倒是缺乏正面论述和应有的界限，因而容易出现无序状态。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恶之心人人有之，但儒家强调“好善而恶恶”，善恶是客观的。人要满足情感需要，但必须合理，从这方面讲，儒家主张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中国人做事喜欢讲“情理”，古人称之为“天理人情”、“人情天理”，情和理是统一的。“情理”是有情感内容的，不是抽象的，是有价值意味的，不是价值中立的。这同西方的纯粹形式的、逻辑推理的、数学运算的那种理性确实是不同的。但这种理性也是重要的，是人类理性的重要部分，其特点是能够满足人的情感需要，使人“心安理得”。人生在世能不能“心安”，这是人的价值诉求的问题，“心安”就能得到快乐，“不安”就会受到谴责，包括良心的谴责，便无快乐可言。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指此而言的。
西方的理性精神发展出现代科技（工具理性）与法制社会，在企业管理中讲效率、讲规则、讲程序、讲计算，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很需要工具理性。但是，仅有工具事不行的，还需要解决人本身的问题，这里包括人的素质问题（既有科学素质，又有人文素质），更重要的是人生价值的问题。而价值是由情感决定的，不是由科学认识决定的。
仁爱是人生最根本的情感需要，也是最高价值和终极关怀之所在。在西方，爱被归结为上帝之爱，爱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是最高实体），仁要按照上帝的启示去做。长期以来这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在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宗教，没有上帝。但是中国有天，天赋予人以德性，仁就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所以，中国哲学提倡人的自觉自律，也就是“为己”之学。实践德性、仁德，就是敬畏天命，不是祈求天的保佑。
仁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是二者的统一。仁的内容很丰富，大体上有四个层面。它首先从家庭的“亲情”关系开始，从中享受到“天伦之乐”，并能获得精神力量。进而到社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黄金规则，能在工作和交往中和谐相处，受到尊重和鼓励。再进而到自然界，同情、尊重和爱护一切生命（动植物）甚至山川大地，实现人与自然界万物之间的和谐，回到真正的精神家园，从而得到更大的快乐。最后，实现“天地万物一体”境界，即人与人、社会、自然界的整体的生命和谐，有一种普遍的宇宙关怀，这就是人生的“终极关怀”，也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与快乐。
这也是一种深层次的生态哲学，运用到现代能使我们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能解决人生的“安身立命”的问题。人始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回到大自然、回报大自然。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家霍金对人类目前的状况很担忧，也很悲观，他提出人类的前途只能是到外星去。这实际上是对人类的警告。我们应当解决人类自身造成的问题。有远见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开始发展生态企业。这是人类未来的唯一出路。我们每天都在制造垃圾，消耗有限的资源，人类生存已经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能不能发展生态企业，可能是未来竞争能否成功的关键。
那么，儒家文化作为前工业文化，是不是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的物质利益格格不入？只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就是主张“求富”的，不仅老百姓要“富”，他本人也想“富”。如能致富，为“执鞭之士”他也愿意，但有一个前提，要合于“义”。这就是所谓“义利之辩”。“义”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正义、公正。我们在致富的过程中，很需要正义，否则就没有公平的竞争。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贡，是有名的“巨商”，与陶朱公（商人之祖）齐名。他“富比诸侯”，与诸侯“分庭抗礼”，但他为什么向孔子学习呢？他当然不是向孔子学习经商，而是信仰孔子之道，实践孔子之仁，学习如何做人。春秋时期，商业发达，竞争激烈，各国之间自由开放，子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经商的。他是一位自由商人，不是后来的官商。但在卫国做过官。有一次，卫国发生内乱，按规定，内乱时期他是不能离开卫国的，但他不愿受其约束，跑到鲁国经商去了。他一生除了资助他的老师，还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比如用重金赎过奴隶（法律规定，他可以到国库领取赎金，但这意味着被解放的奴隶又变成了奴隶，因此他不去领）。他到处议论政治、批评诸侯，对人民和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崇高的信仰，因此受到人民的广泛爱戴和尊敬。“儒商”是后来出现的，但后来的儒商都以子贡为榜样。现代如果有儒商，当然要和现代科技、管理相结合，但德性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
《周易》提出“崇德、利用、厚生”和“盛德大业”、“崇德广业”的主张，对今天的企业家很有启示。追求事业成功，造福于人民，有成就感，这是很好的愿望，但是，人不只是赚钱的工具，他还有自己的人生理念。培养德性，提高精神境界，实现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享受到人生的真正乐趣。这就是最高的人生理念。
* 原载《炎黄文化研究》2004年11月号，第69‒73页。原稿题为《中国哲学与企业家的人格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