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科技创新战略与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效支撑。在共同富裕视野下，中国科技创新面临新的逻辑转向，包括科技创新目标从市场逻辑下的经济价值主导转向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混合型使命驱动，科技创新的价值目标更加关注人的发展与社会意义；科技创新场域逐步从经济场域转向公共社会场域，立足创新驱动的商业型创业与社会创业的双向嵌入实现混合型创新；科技创新关键主体构成逐步从熊彼特主义下的市场企业家、创业者与科学家驱动的创新转向群体大众，个体精英主义转向群体大众主义；科技创新的竞争逻辑逐步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与价值共创共生；科技创新的政策供给逻辑从强化企业创新能力的强选择性逻辑转向优化大中小企业创新环境与创新基础设施的普惠性与功能性逻辑。更为关键的是，共同富裕视野下中国科技创新范式要真正意义上走向后熊彼特主义下的公共创新、人民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向“政府—社会—企业”三重创新主体驱动的创新范式转型，构建并完善区域创新协同合作、产业跨界融合与深度赋能以及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

　　 关键词：共同富裕；科技创新；后熊彼特主义；区域创新合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继实现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又一重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党的初心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并铸就了辉煌历史成就，系统性地解决了人类历史上难以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中，我国科技创新具有了新的战略定位、新的使命目标、新的运行体制机制、新的要素组合以及新的范式引领。如何使科技创新发挥支撑共同富裕以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作用，成为新发展阶段下急需关注的重大研究议题。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涵与测度、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探索性与规范性研究［1-5］。从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来看，其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将共同富裕的经济制度支撑体系、共同富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共同富裕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系统性地联系与结合，解释了共同富裕的内在理论基础与理论逻辑，为共同富裕的合法性、合理性与价值性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框架。而共同富裕的实施机制与路径则与理论逻辑对应，更强调共同富裕的战略实践逻辑，其主要聚焦的是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差距、产业基础、社会保障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等问题。对上述实践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在实践层面为寻求共同富裕的深化推进与最终实现提供操作性的政策行动指南。总体来看，既有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学术界对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状态，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依然存在理论上的模糊性和争议性，对共同富裕的内涵理解与特征维度缺乏系统性的澄清；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尚处于相对零散化的阶段，既缺乏综合性、全局性的战略解构，又缺少细分支撑构面下的实现机制与路径研究，难以为深化理解共同富裕如何实现的宏观全局视野与局部细微理路提供理论框架参考。

　　 不论是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剖析还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机理来看，科技创新必然深刻嵌套于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中的全局视野之下，且深刻支撑共同富裕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系统性实现。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全面解构共同富裕视野下的科技创新战略新转向，在系统阐述共同富裕核心要义的基础上，解构共同富裕与科技创新的理论传导机制，并在系统澄清科技创新理论逻辑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迈向共同富裕征程中科技创新范式如何契合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战略支撑构面，从科技创新的视角为解释共同富裕实现的创新理论逻辑与科技政策设计框架提供全新的理论与政策参考。

　　 一、共同富裕的历史演进与内涵界定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便有诸子百家对共同富裕社会的理想描绘，现代意义上对共同富裕的推进实践始自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总体上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时期。不同时期共同富裕的推进重点与主要领域具有差异性，其内涵也具有包容性。对共同富裕的解构涉及价值归属、分配导向、群体基础等多重维度。

　　 （一）共同富裕的历史与实践逻辑

　　 共同富裕的思想形成以及实现进程并非一蹴而就，其形成、发展与演化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和时代性，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中华民族历史上便存在对共同富裕社会的美好向往与描绘，作为诸子百家思想策源的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诸多共同富裕思想，如儒家强调的“大同社会”、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富国强兵”以及道家的“小国寡民”思想等，皆蕴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共同富裕理想社会的描述。在封建社会，伴随着系列农民起义运动，各历史朝代也产生了诸多共同富裕思想，其中陈胜、吴广农民起义运动则是包含了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追求，太平天国运动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描述同样蕴含了共同富裕的分配格局与人民生活状态。

　　 从历史演进与实践发展的逻辑来看，共同富裕思想始终贯穿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中共二大上就鲜明地提出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党的最高纲领，而共同富裕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党的初心使命，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思想演进与实践进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阶段性，总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6］。第一个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为探索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经济基础，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进行了论述，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道路主要是通过实施“先富带后富”的战略逐步实现不同地区、不同时间节奏的富裕进程。他还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在改革开放深化期，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基于这一战略认识，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推进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断推进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要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发展观下的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在农业农村领域、城乡统筹发展领域、社会保障领域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领域持续深化探索，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提高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农村农民的收入增长以及迈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与新时代相伴随的是全新的发展阶段、全新的发展理念与全新的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共同富裕成为新发展阶段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的重要内容构成，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尤其是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发展，成为推进与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以及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是共享发展下共同富裕深化推进的必然要求。在战略目标实施阶段上，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对共同富裕的实现阶段作出了科学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即第一步是2020—2035年，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二步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这一阶段的目标是要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处于全新的历史方位下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路径选择，更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根本体现。

　　 （二）共同富裕的内涵界定：基于多理论视角的融合观

　　 目前，学术界对共同富裕的内涵理解存在多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发展阶段的视角理解共同富裕。即共同富裕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举措，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转换。相应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迈进的关键战略抉择，新发展阶段的“新”不仅仅是历史阶段的“新”，更是发展战略与发展要求的“新”。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量来看，2020年我国GDP总量已经突破100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2189元，迈向共同富裕要求我国不仅仅经济总量位居高位，更为关键的是人均发展水平得到较大程度提升、中高收入群体的比重提高，破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第二种视角是从社会利益分配尤其是收入分配的视角理解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公有制经济主导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分配原则总体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也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相应地，社会利益分配与收入分配视角下的共同富裕本质内涵，是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社会分配更加公正合理，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更加强调先富对后富的带动效应，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职业群体的物质生活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范围，更加强调社会财富的共创与共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三种视角则是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理解共同富裕，即遵循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描述，人类社会逐步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转型，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下，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获得全面与自由发展。相应地，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体现，是包括人的物质生活富裕以及精神富足的多维富裕，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进入共生共赢的发展状态。

相应地，共同富裕下的关键特征包括以下层面：第一，共同富裕的价值归属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