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表达。随着乡村空心化和老龄化日益加剧，如何依靠内生动力来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运用制度、激励与行为逻辑构建乡村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基于村庄长期坚持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价值导向，以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实现村民收入长期持续增长和治理有效的四川省成都市宝山村为例，对其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进行全方位剖析，研究发现，宝山村共同富裕道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形态进行了充分表达，既有特殊性，也有可借鉴性。促进乡村共同富裕，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生发前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物质基础、持续的能力建设是根本保障，这些方面确保了共同富裕的共享性与发展性，不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共同富裕 集体主义 共产主义信仰 乡村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的一种社会状态。乡村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基础，也是关键前提。近年来，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农业农村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饮水工程、其他惠民项目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得以完善，尤其是脱贫攻坚、结对帮扶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最低收入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从2013年的5.7%下降到2019年的5.1%。这表明，乡村共同富裕具有机制保障，但也应看到，全社会在共同进步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之间的较大差异，尤其是部分落后地区的“蛋糕”既没有做大也没有分好。虽然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乡间、区域间收入差距大幅下降，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平均水平差距从2013年的7.41倍扩大到2018年的9.5倍左右。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共同富裕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2021年，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对共同富裕的重点任务作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学者们从理论内涵、评价维度、内在机理等方面对共同富裕展开了研究。一是从制度逻辑出发阐释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郁建兴和任杰从发展经济学视角阐释了共同富裕具有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大维度，认为政策议程在于优化资源和机会分配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李实根据中国国情阐释了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且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其实现路径在于从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着手来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认为共同富裕的重大价值在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此过程中，国有经济发挥着杠杆作用；也有学者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内涵进行解读，并提出可借鉴的经验与启示。二是从激励逻辑出发剖析乡村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张行发和徐虹认为，新型村集体经济通过内部行动者网络的形成与发展，破解村民异议与矛盾，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与提升治理绩效，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主要道路；徐凤增、袭威和徐月华通过两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认为党组织逻辑、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与村庄原生的宗族逻辑融合共存，提供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典型样本；黄承伟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相关性，从理论、历史、现实和国际四个方面阐述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四重内在逻辑，并从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以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出发，提出了理论界未来需要重点研究的一些议题。三是从行为逻辑出发对共同富裕效果进行评价。陈丽君、郁建兴和徐铱娜根据共同富裕的内涵，在借鉴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将发展性、共享性和持续性作为三大评价维度，设计了14项一级指标和81项三级指标；胡建兰构建了以人民主体性、发展的富裕度和富裕的共同度为主的多视角指标体系，为各级地方政府了解当地共同富裕现状和制订改进方案提供了测量依据。此外，其他学者在乡村共同富裕的研究中，把共同富裕作为乡村振兴的目标，或以其为背景探讨了乡村发展中的其他问题。
综上可见，乡村共同富裕通过多部门、多主体联动来破题，以制度的、激励的和行为的逻辑生动诠释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表达。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追求，但是囿于各种原因，乡村共同富裕的典型案例相对较少，具有长期可持续、可复制的实践案例更少。笔者通过驻村观察发现，四川省成都市宝山村长期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践行集体主义精神，通过发展集体经济以实现村民收入长期持续增长和治理有效，创造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实践路径。基于此，本文以宝山村为例，对其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进行全方位剖析，进而挖掘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的乡村表达方式和可供其他乡村借鉴的共同富裕“密码”，从而丰富我国乡村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以期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一）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选择
本文着眼于乡村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通过典型案例来分析其随着时间脉络发展的系统情境和内在规律，主要采取归纳式案例研究法，原因在于：第一，乡村共同富裕道路各异，每个村庄在历史背景、资源禀赋、村级组织引领能力等方面均有差异，很难从“应该是什么”来回答如何进行共同富裕的道路选择，因此规范性、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案例研究方法均不适用于该命题，而归纳式的案例研究方法能够回答“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等问题，能够从现象到原因来解释典型案例的历时性变化逻辑。第二，随着乡村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乡村社会结构与治理方式也随之变化，尤其是在大多数乡村空心化和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如何依靠内生动力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没有现成的答案，而归纳式的研究方法能从典型案例的归纳总结中提炼、确认一个理论，进而得出更有力的解释和更精辟的描述。第三，在本文的案例中，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集体主义精神确保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同时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发展性、共享性和增长性，其根源在于完善的党建引领制度、“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企业治理理念等，这些方面激励着村级组织、干部和村民以及企业职工、游客等多元主体的行为互动，因此制度、激励、行为三重逻辑的关系与互动构成了乡村共同富裕的治理体系。基于此，运用建构主义范式对单一案例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挖掘多元主体行动的能动性，分析多重逻辑的耦合性。
2. 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了四川省成都市宝山村进行单案例研究，原因在于：一是该村位于成都市最边缘，处于龙门山断裂带，最高海拔4,000多米，山高林密沟窄，地质灾害和自然灾害频发，但该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至8万多元。二是该村除了少数农地包产到户，其余资源全部为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形成了包括26个子公司的宝山集团，工农业总产值超过百亿元。三是该村长期独立运营，没有合并过周边村庄；实行企业化管理，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规则；发展与治理同频共振，严格的治理为发展提供了统一的社会基础，高额的集体收益极大地提升了村民对村庄的认同度与归属感。四是该村在村党委带领下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主义信仰、集体经济道路、绿色生态治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发展历程稳定。五是村党组织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较早探索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起村党委、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实现村庄按需供给和村民、企业职工、游客等多主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六是村庄产业以水电、建材和农业为主，近年来旅游业成为宝山村的核心产业，村庄年均游客20,000人次，常住半年以上的游客2,000多人，超过本村居民人数。
3. 资料收集与分析
笔者根据研究需要，首先，保证每周蹲点4天并持续3个月，收集到了包括乡风文明、社区互助、职业教育、乡村旅游、矛盾纠纷调解等典型案例12个；40年来相关新闻报道14篇；包含村规民约在内的发展治理制度12项，“三治”规则13项；文学报告、口述史等专著3部。其次，选择了村党委书记和其他两委干部、“三会”注成员、退休村干部、后备干部、普通村民、企业职工和游客等进行了全面访谈，对访谈记录进行归纳整理，并根据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的运行现状进行概念化，从中归纳出共同富裕的“宝山逻辑”。最后，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了解各类主体对村庄共同富裕道路的满意度。上述三条资料收集路径遵循了三角验证原则，提高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二）分析框架
结合实地调研资料和既有文献中“理念-结构-行为”“制度-过程-行为”“激励-行为”等分析框架，将共同富裕逻辑置于乡村社会治理情境中，从宝山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特有的党组织逻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的市场逻辑和传统的乡土社会运行逻辑出发，分析乡村共同富裕道路上多元逻辑的存在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相关研究认为，多元逻辑之间彼此依存却又互相矛盾，共同影响组织和个人的决策与行为。因此，本文的研究起点在于：基于共同富裕的多重逻辑，宝山村是如何在矛盾中破解发展问题，进而推进村庄共同富裕的。宝山村共同富裕的道路并非自然形成，其经历了从干部党性激励到村民和企业职工股权分配、荣誉的激励，并辅以相应的约束和惩罚机制的演变历程。这些举措充分调动了村两委和村民积极践行集体主义以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激励逻辑是分析宝山村共同富裕逻辑的关键。在制度引领和机制激励下，从党员到村民和企业职工完成了理念转变，达成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逐步走向共同致富”的共识，通过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互促共融，塑造了乐于奉献、善为人先、敢做敢当的“宝山精神”，并贯穿于三次创业过程中，从而实现了宝山村的共同富裕。本文基于乡村共同富裕多重逻辑的理论框架，探讨制度、激励与行为在乡村共同富裕中投射的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乡村共同富裕多重逻辑分析框架
从宝山村共同富裕的历史演进来看，基层党组织基于“农村富不富，关键在党支部”这一政治使命和实践要求，激励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多次创业及产业转型，使宝山村成为乡村共同富裕的典型代表；从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来看，传统乡村的精英和权威发挥着经济动员、分配激励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乡村发展与服务和治理共融共生，使宝山村成为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被争相学习的典范；从集体经济发展机制来看，宝山村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其他村庄的共同富裕道路，即在集体经济发展之初就遵循市场逻辑，从而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正是宝山村特有的乡村共同富裕的系统情境，为本文从制度、激励与行为的三重逻辑对其内在机理进行研究提供了可行性。
乡村共同富裕的系统情境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部分农村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足，甚至与民争利；部分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力“软弱”、凝聚力“涣散”，极大地弱化了基层党组织对空心化、老龄化、产业同质化村庄共同富裕的引领功能。尽管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据统计，“农村居民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绝对差距从2013年18,446元，扩大到2020年的33,839元；从相对差距来看，农村居民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倍差在2013年为7.41，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至2017年达到历史峰值9.48”。这表明，农村居民的共同富裕难题仍需要系统性破解。
（一）乡村共同富裕是基层党组织的使命
“‘共同富裕’中‘共同’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强调了社会成员对生产成果分配、财富占有具有主体普遍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也是党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阶段性目标。“农村富不富，关键在党支部”，农村党支部的引领能力、资源统筹能力是提升基层组织力与战斗力的关键，只有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才能发挥好“头雁、归雁、雏雁”和有能力有视野的“领头雁”的示范带动作用，缩小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带领新时代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1969年，针对村庄极端贫困和村党支部无法有效开展工作的现实问题，在市、县、镇各级老干部的支持下，宝山村召开了第一次特殊的党小组会议，开始在石多土少的陡坡上改土造田，实现了人均口粮从70斤增加到405斤的突破性飞跃，从而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村民强烈要求土地分配到户，但是在村党支部的两轮调查中发现，全村仅有两户人家具有致富能力，其余村民均缺乏致富门路。在此基础上，村党支部召开了全体村民参加的岩窝会议，确立了除部分土地分配到户以外，其余集体资产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的发展道路。凭借改革春风和村庄优势资源条件，村庄的矿产业和水电产业在村两委带领下，在村民集资、筹劳中得以蓬勃发展，村民年均收入水平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自此以后，党员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群众基础等成为村庄选拔村两委成员的基本条件，村两委成员成为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可见，两次特殊的党内会议确保了集体经济成为村民利益长期联结的纽带，通过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带动了精神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组织共同体的创新性建设，在多个共同体闭环建设与形成中使乡村共同富裕得以持续。
（二）乡村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
从宝山村共同富裕历程来看，全村共富基于三大现实情境：一是集体与个体的平衡；二是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三是发展与治理的同频。从集体与个体关系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人民公社和农村“大锅饭”成为历史，对于没有集体经济的广大农村来说，“分家”和“单干”是解决温饱问题的唯一出路。宝山村经过五年改土造田解决了村民的基本温饱问题，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形成数万元的利润，而这些成就却恰恰成为村民分家的理由，村民认为单干能够获得超越集体经营的收益。基于文件学习、致富能力调查、集体经济保留与否的大讨论，在市、县领导的支持下，允许村民耕地权益分配到户，但其他权益仍然保留在集体，化解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1996年，村庄进行第三次创业后，形成了村庄“一心四区三带”注的旅游发展格局和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个体经济为辅的经济发展思路，130余家农家乐的诞生标志着村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的部分解冻和村民个体职业的自由选择权益得以保障，但集体经济仍然是村庄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来看，宝山村要迅速脱贫致富，需要稳定的村庄秩序与领导班子，按照统一的战略规划实现村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宝山村村党委领导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不因任何外部环境而动摇，截至2023年，村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9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是四川省平均水平的5倍。虽然最先集资、投资的党员干部成为宝山集团的大股东，每年能享有较多的分红，但是企业严格限制中高层人员的薪酬待遇，最高层与最底层工作人员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控制在一倍以内；企业将每年大约10亿元纯收入的40%用于股东、村民小组和企业职工分红，以及村庄生态、人居环境、公共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其他公共福利支出（如免费教育、医疗补助、生产物资免费发放等），并且数年如一日地向村庄60岁以上老人每月固定发放60～80元不等的茶水费。由此可见，宝山村在快速发展集体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也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
从发展与治理关系来看，发展是乡村永恒的主题，但治理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宝山村的产业发展经历了改土造田、水电业、旅游业三次转型，每次转型均未打破“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推行村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同构，并把逐渐建立起来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经济资源嵌入村庄治理中，通过高质量发展，保障其有足够的能力反哺村庄的高效能治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宝山村陆续制定了村庄十年发展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举措等，将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与高效能的村庄治理耦合，确保了共同富裕分配机制的公平性；现代企业的契约化治理模式确保了村庄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促进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避免了个人利益对村庄整体利益的冲击以及短期发展行为对村民美好生活现状的破坏。从宝山村数十年共同富裕的发展历程来看，发展和治理的主体是全体村民，通过每月的党员代表大会、每季度的村民代表大会等确保村民的全方位参与和村民诉求（包括部分企业职工和游客诉求）进入村庄公共政策议程。
（三）乡村共同富裕的政治要求
在宝山村奔向共同富裕的起步阶段，“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以村党支部书记贾正方为代表的宝山村党员带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信念，宝山村迅速实现了“山顶林戴帽、二环果缠腰、平地建粮仓、亩产过千”等基本目标，至改革开放前已经做到集体和家庭均有余粮，人人都能吃饱饭。在宝山村奔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经历了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大事件，宝山村党委领导凭借敏锐的政治意识抓住改革契机，利用村庄特有的矿产资源、水利资源、森林资源，“靠山吃山”挖出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建立起完整的产业体系，通过工业反哺村庄发展治理，将宝山村建设成为全国闻名的百强村、小康示范先进村等。从宝山村共同富裕道路来看，坚定党建引领、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既符合党中央发展农村经济的政治要求，也是党委政府各项政策在农村的生动实践，在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完善乡村收入分配制度的基础上，缩小了村庄内部差异，实现了公共服务的优质共享，构建起舒心安心放心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形成了宝山村特有的共同富裕道路。
乡村共同富裕的多重逻辑
（一）乡村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
制度逻辑理论认为，理解组织和个体的行为必须与当时特定的制度情境相结合，不同制度情境对生产力要素的配置方式不同，具有积极建构性的制度情境能够激发各种生产力要素的潜力，从而达到约束性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上限。由于不同制度情境的合法性来源不同，持有不同逻辑的行为者之间可能存在乡村建设、发展和治理权益的博弈，并通过相互促进和相互制衡以确保组织整体目标的实现。
从宝山村共同富裕的系统情境来看，其制度逻辑包含党组织、乡土和市场三个方面的逻辑体系。第一，党组织逻辑。王浦劬和汤彬认为，在乡村这一社区场域中，基层党组织是国家治理制度优势落实的重要路径。宝山村党委坚持“三会一课”，把“我是致富带头人”的理念内化于心，自觉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帮助困难村民提升学习能力和就业技能，将宝山村党委建设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强堡垒。第二，乡土逻辑。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具有鲜明的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在“面对面社群”中，“克己复礼”和“修身为本”是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价值标准因亲疏远近和差序人伦而定，道德和法律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宝山村在20世纪仅有千余人，世代居住于大山深处，村规民约作为乡土逻辑的关键权威不仅包含村民自治规定的相应条款，还有发展治理中逐渐形成的党员干部规范、公共福利奖惩制度、乡风文明规范等，严密的乡土逻辑为共同富裕体系的持续性、发展性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市场逻辑。在宝山村集体经济发展进程中，通过全员参与、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森林资源抵押贷款等方式完成了财富积累，按照公平竞争原则参与其他地区水电站建设与市场经营，建立了按工龄、能力大小、风险共担入股等七种分配制度，在打造村庄核心竞争优势时遵循差异化原则，允许村民与集体分别开发旅游产品，并通过村庄农家乐协会以协调个体与集体的利益边界。当然，上述三种逻辑不是单向度运行的，而是在发展中受多元主体能动性的影响，其能够在矛盾冲突中施加关注和响应，减少村民间、村民与村集体间的矛盾与摩擦，在合作共赢中实现共同富裕。
（二）乡村共同富裕的激励逻辑
激励理论认为，要解决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就必须实施相应的激励。成婧认为，等级差异塑造激励动能、行政级别附加品位激励等，企业职工和公职人员分别能获得经济激励、政治激励和社会保障，但大多数村两委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为熟人社会的存在以及非体制内的身份因素，无法获得相应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这也是许多村庄在集体经济高速发展时却被迫“分家”或“瓦解”的直接原因，导致乡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被消解。宝山村两委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样缺乏相关激励手段，却仍然着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带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笔者调研发现，党性激励、分配激励和约束激励是宝山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钥匙。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回顾宝山村共同富裕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带头人，要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成为宝山村党员干部的口头禅，“我们不敢犯错，否则村规民约要逗硬”成为宝山人自我激励约束的“增压器”。正是宝山村党员干部对自身“脊梁”的直、硬、通、顺等方面的审视，才不断更新了村民的共同富裕理念与知识结构，营造了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为越来越大的经济“蛋糕”的公平分配与共享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对贫穷落后农村的党员干部来说，只讲党性是不够的，他们也需要党性以外的其他激励，如分配激励。宝山村的经济收益分配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并在不断完善中得以明确，村民和企业职工可以投资、投劳入股，也可以用工龄、工资、利息、技术等入股，形成七种分配方式，激励村民在企业中就业，鼓励优秀村民和职工作为后备干部在村庄三大产业中自由流动任职和兼职。这既是便于相互监督和降低管理成本的需要，也是寻求村庄治理秩序与需求表达的路径，从而提升了“三位一体”组织结构的合法性，并保障强大集体经济带来的共同利益。与此同时，宝山村建立起村两委成员、企业职工和村民的约束机制，并将其与村民的福利分房、收益分红、水电气费补助、茶水费密切联结，有效预防了村民因为赌博、邻里纠纷、离婚和各种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所带来的村庄治理问题，避免了多元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和自利行为带来的激励悖论，有效保证了共同富裕的共享性。
（三）乡村共同富裕的行为逻辑
乡村组织和村民与其他社会主体一样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并理性回应国家战略的内在机制。当这些机制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相叠加、耦合时，就形成了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并最终演化为特定主体主导的共生行动。宝山村的一体化村级组织始终秉持“奉献、担当、创新、奋斗”的精神，遵守各级政策和村规民约要求，按照市场规则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通过定期的党员大会强化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信仰，用党性来激发党员干部的荣誉感、用多种分配形式来激励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持续发挥，这才有了“‘领’‘秀’天府”品牌的形成。
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宝山村共同富裕行动的强有力保障。在宝山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改土造田、探寻矿产资源、自学修建水电站、农村旅游和康养产业发展等系列经济建设活动中，不难看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党员干部冲锋一线，民兵大队注紧随其后的担当与奉献。即使村庄长期推行契约化治理，也并未带来多元主体间的对抗，这间接反映出宝山村数十年振兴产业、组织、人才、文化、生态的举措获得了村民的认同，建设、发展、治理、服务的多重耦合提升了村民的满意度，集体经济发展的集体主导积累、农户积累、乡村交换积累，推动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发展治理的互融共生，也实现了村庄共同富裕的可持续。由此可见，宝山村党委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党性激励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遵照乡土逻辑创新的“三位一体”组织结构支撑村级组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遵循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和市场逻辑构建的多元分配机制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这些强正向激励不断促使宝山人坚定不移地发展集体经济，从而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可持续。
研究结论与启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党执政基础的重大问题，而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宝山村共同富裕的经验表明：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表达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条件方面具有特殊性。宝山村同大多数中国中西部乡村一样，自然条件恶劣，生产资源匮乏，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关键带领人独到的战略眼光、无私的共产主义胸怀使其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前瞻性地发展集体经济和完善各项制度，这恰恰是其他乡村不具备的。第二，制度、激励与行为的多重逻辑在共同富裕实现道路方面具有可借鉴性。理想信念和发展共识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体现了乡村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党组织的规则设计、乡土规范和市场规则下的制度逻辑对乡村共同富裕具有较强的指引功能；集体经济是形成乡村利益共同体、组织共同体、精神与价值共同体的关键纽带，它的发展壮大不仅有助于强化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还能强化共同富裕政策的有效执行，激励村级组织和村民积极参与到乡村共同富裕行动中；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提升了村庄治理能力，还推动了发展与治理的同频共振，实现了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等目标。显然，乡村多元主体的有效行动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力量。
（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乡村共同富裕的生发前提
“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性不强、凝聚力弱、松散涣散”等内容有时会出现在一些新闻、刊物和公文材料中，这反映出农村部分党员干部对应有的理想信念、对群众路线运用的忽略。农村事务错综复杂，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很容易陷入狭隘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争，倘若如此，也就没有今日繁荣富庶的宝山村。宝山村的经验表明，“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构成了村庄共同富裕的“魂”，党员干部在每次创业和产业转型中身先士卒，用行动凝聚群众共识、壮大集体经济，这是乡村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只有培育关键引领者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增强基层党组织带领村庄共同富裕的能力，并辅以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心扎根农村基层的党员干部，才能带领群众实现共同致富。
（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如何打破农民以单打独斗方式实现发家致富的传统经济思维，对全面推进乡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农业生产单位碎片化会导致农业整体生产力下降，市场风险不断叠加，农民个体依赖农业生产获得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被破坏。从宝山村的共同富裕历程来看，恶劣的自然条件、资源枯竭、国家对小水电的抑制均没有成为村民共同富裕的瓶颈，反而促使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在一次次危机中不断创新组织体系、经济体系、治理体系，促使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村民农业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外最大的收入来源。由此可见，村庄党委领导下的集体经济道路有助于改变传统农村散、弱、小的困境，提升造血功能与营利能力，提升经济对村庄建设、发展、服务和治理的反哺能力，并遵照制度和激励逻辑来选择发展集体经济的行动，将企业治理资源嵌入乡村，推进村美人和的富裕乡村共同体建设。
（三）持续的能力建设是乡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征程中，能力建设尤为重要。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党员干部的引领能力、资源统筹能力，也离不开村民素养的培育与提升，如果缺乏先进的发展理念、前瞻的战略眼光和充满干事创业激情的群众，村庄的繁荣发展将很难实现，更谈不上共同富裕。宝山村的经验表明，落到实处且多途径强化党员干部学习与反思，有计划培养后备干部，形成“能人”治理局面是非常必要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在办理实事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统筹各类资源并获得群众认可，进而推动村庄发展规划和各类政策的高效落地。当然，除了基层党组织建设，还需要适当开展针对村民能力培养的中长期计划，这有助于提升村庄的政治引领与动员能力、村民依法民主议事协商能力，从而遏制个体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分化，同时在能力建设中逐渐形成特有的乡村文化，这有利于达成村庄未来发展的共识，形成类似于宝山村这样可持续的共同富裕道路。
文章来源：《行政论坛》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