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阅读李劼人《死水微澜》时，注意到一个“一女多男”模式——不论是袍哥首领，有权势的教民，或者是药铺掌柜及其他士绅，不同政治势力、经济背景、社会身份的男人，都会围着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转。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是主题隐喻？还是情节需要？象征层面上，或者女人代表山河、土地，男人们（各种势力）争来争去，都是为了占有这些山河土地，占有丰乳肥臀，就等于胜利。写实层面上，也可以说女人十分现实——你们去争吧，谁赢了，我跟谁一起，过幸福生活。
但是否还有别一种读法？男人们的战斗、争夺，甚至很神圣的民族、国家、战争、城乡、生死、革命，为什么常要在女人的身体上开辟战场呢？
一 第一个到解放区的知名作家
胡也频被国民党枪杀后，丁玲（1904—1986）在冯雪峰的安排下，和一个相对比较实惠平庸的知识分子冯达结婚（冯达晚年一直在美国和中国台湾，静静关注丁玲在中国大陆的沉沦起伏）。两人1933年在南京被软禁，很多人以为丁玲遇难，鲁迅纪念文章已写好。没想到后来丁玲在冯雪峰、聂绀弩的帮助下去了陕北。当时丁玲也可以去法国，但那是30年代，文人进步，延安比巴黎更美丽。1936年，丁玲到达保安，她是第一个到达解放区的知名作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开会欢迎她。毛泽东特地为丁玲写诗。组织上有意让丁玲领导文艺工作，她却要求去前线，且十分崇拜彭德怀。电影《黄金时代》，描述丁玲在陕北附近遇见萧军、萧红，其实那个时刻，对这几个人来说都是十字路口：萧军后来也去了延安，他和丁玲有十分特殊的友谊；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却随端木蕻良南下，经重庆到香港，后来在香港养和医院悲惨去世。一年以后，丁玲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再回到延安，抗战正式爆发了，周扬、何其芳、卞之琳等知名作家，包括电影明星蓝萍，都已经从上海到了延安，情况就不同了。
在延安的前几年，丁玲很受重视，担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副主编是陈企霞。1942年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是一个转折点，文章原意是帮妇女地位说话，但有一句涉及延安的官员：“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个女同志是谁呢？丁玲没有明说，但是当时大家都知道，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于是丁玲犯错了。康生领导抢救运动，反复审查丁玲当年在南京被软禁的过程，后来是中组部部长陈云保她过关，主席也说话。丁玲真正被贬入所谓“反党集团”是到了十几年以后，1956年的事情。
二 《我在霞村的时候》：“慰安妇”间谍回来以后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1万多字的小说，发表在1941年6月《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中国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杂志，主要发表理论文章，类似后来的《红旗》杂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就发表在《中国文化》上。可以想象，在这么一个期刊上发表这样一篇小说，规格很高，引人注目。也说明写作的时候，丁玲在延安有地位，有影响，也有信心。后来从文学史角度来看，这个黄金时刻转瞬即逝。
“我”是一个到霞村休养两周的作家干部，有点像丁玲自己。在宣传科女同事阿桂的陪同下，花了很长时间走到霞村，村庄里没什么人，气氛有点冷清诡异。虽是陕北农村，却有个天主教堂。她们慢慢爬山，爬到最高的地方，就是“我”要住的刘二妈家。“我”发现村民们在交头接耳，低声说话，神神秘秘，但并不是对干部感兴趣，而是议论别的事情。“我”很好奇，也去听，弄了半天才知道，大家是在议论她房东的女儿贞贞。贞贞从日本人那里回来，她已经在那里“干”了一年多了，阿桂说：“我们女人真作孽呀！” [1]
第二天，“我”听到了更多村民对贞贞的议论，一个杂货铺老板说，“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亏她有脸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听说”——说明他也没见到。老板的老婆在里头说，“那娃儿向来就风风雪雪的，你没有看见她早前就在这街上浪来浪去，她不是同夏大宝打得火热么，要不是夏大宝穷，她不老早就嫁给他了么？”老板进一步耸人听闻，“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
“我”听了村民的议论很生气，但也不愿同他们去吵，走了几步，又看见两个打水的女人也在议论，说贞贞“还找过陆神父，要做姑姑，陆神父问她理由，不说，只哭，知道那里边闹的什么把戏，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还说她怎么走路一瘸一拐，戴着鬼子送的戒指，鬼子话也会说等。
小说写到这里，“我”还没看见贞贞，但我们已经明白丁玲为什么要给女主角起这么一个名字，就像沈从文的小说《丈夫》一样，“贞贞”的反讽意义，就是强调解放区乡民依然愚昧保守，众人一起鄙视一个在战争里被侮辱被损害者，而且特别强调女人的身体的贞洁、疾病。之后，房东刘二妈补充细节情况，原来出事那天贞贞父亲帮她定亲，给西柳村一家米铺的小老板做填房，贞贞不从，跑去天主堂，正好碰到鬼子来了。原来，中国女人是为逃婚而在天主教堂被日本军人抢去成为慰安妇——多么复杂吊诡的一组象征符号。
“我”又问起夏大宝是怎么回事，刘二妈说这个小伙子挺有良心的，现在仍然要贞贞。这时小说已经写了一半，贞贞终于出场了——
这间使我感到非常沉闷的窑洞，在这新来者（贞贞）的眼里，却很新鲜似的，她拿着满有兴致的眼光环绕的探视着。她身子稍稍向后仰的坐在我的对面，两手分开撑住她坐的铺盖上，并不打算说什么话似的，最后便把眼光安详的落在我脸上了。阴影把她的眼睛画得很长，下巴很尖。虽是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 [2]
三 小说为什么用第一人称“我”叙事
小说明明写贞贞的遭遇，为什么要用第一人称“我”？花了那么多笔触写“我”，比写贞贞还多，标题就是《我在霞村的时候》。
小说的来源是丁玲听到一个传闻，“其中的主人公虽然没有其人，不过我却听到过这样一件新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同志要到医院里去，他告诉我说，是去看一个刚从前方回来的女人，那个女人曾被日本人强奸了，而她却给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把病养好了以后，又派她到前方去做原来的工作。她是恨透了日本人的，但她为了工作，为了胜利，结果还是忍痛去了。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难过。” [3] 这里有一句话听上去有点残酷：“又派去做原来的工作”。后来的革命文学，一般只写这类故事“非常感动”，张爱玲《色，戒》就主要写“非常难过”，只有独特的丁玲，既写感动也写难过。萧军的日记1940年8月19日也有记载了一段类似的故事：“一个从侮辱中逃出的女人，一个在河北被日本人掠去的中年女人，她是个共产党员，日本兵奸污她，把她挟到太原，她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做了不少有利工作，后来不能待了，逃出来，党把她送到延安养病——淋病……”萧军当时和丁玲关系密切，但也没明说这是他提供给丁玲的素材或是丁玲告诉他的故事，细节上也已经和丁玲后来写的故事有所不同。
1983年丁玲“解放”以后又回忆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说：“文章写了三分之二，我觉得写得不好，就撕了，改用第一人称。” [4] 改用第一人称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有侦探小说的角度，铺垫层层，随着“我”的目光，一步一步慢慢揭开贞贞之谜。第二，这个观察角度，等于看到了贞贞在她的家乡被示众，被围观鄙视，但是这个围观者当中也有阿桂、刘二妈等朴素的同情者，同时夹杂“我”的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只有“我”注意到鄙视贞贞的更多的是女人：这些女人因为有贞贞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强奸而骄傲了。
这些女人看贞贞得到的满足，只是“我”发现的。“我”和霞村的既投入又抽离的关系对立，也像《三八节有感》和另一篇小说《在医院中》所显示，某种程度上正是丁玲和延安的复杂关系。
在“我”和贞贞的交谈中，贞贞并没有太多控诉日本人暴行，反而不理解日本人也有人性的一面，比方说那些军人为什么藏着自己家里女人的照片，宝贝似的。在旁边听的阿桂插话说“做了女人真倒霉”。“做了女人真倒霉”这句话后来被王德威写评论的时候用作标题 [5] 。贞贞很朴素地讲她生病了，痛得要命，肚子里像烂了一样，可是还走30里地来完成任务，“后来阿桂倒哭了，贞贞反来劝她，我本有许多话准备同贞贞说的，也说不出口了，我愿意保持住我的沉默。”贞贞被这么多村民鄙视、同情、侮辱、围观，只有在“我”这个外来的知识分子身上获得了理解，所以小说里说我们的关系就密切了，谁也不能缺少谁似的。两周以后“我”要离开了，贞贞忽然显得很烦躁，小伙子夏大宝还来看贞贞。“我以为我是非常的同情他，尤其当现在的贞贞被很多人糟蹋过，染上了不名誉的，难医的病症的时候，他还能耐心的来看视她，向她的父母提出要求，他不嫌弃她，不怕别人笑骂，他一定想着她这时更需要他……”其实大宝来求爱、求婚时，心里带着犯罪感，因为当初是他不敢与贞贞私奔，贞贞赌气去了天主堂，才发生了被日本人抢去的事情。
“我”临走的时候问贞贞为什么你拒绝大宝？贞贞平静地说，“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
不仅村民这么看，贞贞也自觉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如果能去延安养病，在不认识的人的面前，她会比较快乐。最后，她实现了这个愿望，小说结尾时，“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光明的前途”。
小说里贞贞、“我”和霞村构成一个三角关系。贞贞是苦难民众，遭遇奇特命运悲惨，令人同情；“我”是干部身份的知识分子，哀贞贞之不幸，怒村民之愚昧。这些都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农民关系的沿袭。但新的因素是“霞村”。小说题目不叫《贞贞》或《贞贞的故事》，而强调“我”在“霞村”，增加了解读的复杂性。不知是否真实地名，但字面上看，“村”是空间，“霞”是时间，“村”里有旧生态，“霞”却是曙光。“霞村”既存在从柳妈、闰土以来的乡民保守愚昧，又是可以接待像“我”这样干部的解放区根据地，背后包含了新生的政权力量。官场政权已在现代文学中消失已久，而且晚清小说是官民对立，像“霞村”这样的官民混杂的意象，是20世纪中国小说在1942年的“新生事物”。新政权新文化理应批判乡民蒙昧，但又要顺应民风调控民情。“霞村”的内涵一复杂，“贞贞”与“我”与“霞村”的关系也变得吊诡：“贞贞”与“霞村”血肉相连，却只有“我”这个外来人才理解她；“霞村”无法原谅接受一个慰安妇，只好让她继续再做间谍；“我”对于乡民歧视贞贞很不满，但对于去延安医病后再去执行同样的工作，既感动又难过，其实是对旧传统新官方的混合体不知所措。《三八节有感》里有批评，结果是自己被批判。《在医院中》抱怨官僚主义，结果也无济于事。在某种意义上，丁玲初到延安时，她和延安的关系就像“我”和“霞村”的关系：认同，但也批判。等到丁玲最后离开延安时，她和延安的关系更像贞贞和“霞村”的关系：已经血肉相连，又隐隐怀疑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人人都好像在帮助她，走向“光明的前途”。
王德威认为，就文字艺术的试炼而言，丁玲的小说或者流于煽情造作，但她对女性身体社会地位及意识的体验，是有心人探讨性与政治或者女性与政治时候的绝佳素材。 [6] 贞贞回村被乡亲歧视，还不能声明自己是为革命牺牲肉体。到了1958年，丁玲被批判时，《文艺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丁玲“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 [7] ，说丁玲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做随营妓女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神化，而且说贞贞是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背叛了祖国和人民的寡廉鲜耻的女人。原来50年代的革命理论家跟霞村的杂货铺老板是一脉相承的，所用词汇直到今天在网络上还是常常可以见到。
百年中国，百年小说，太有戏剧性了，鄙视或者批判贞贞固然是极左加封建，但赞扬贞贞牺牲身体为革命，又何尝不隐含着女性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和《死水微澜》以及将来我们要读的《白鹿原》《红高粱》一样，女性身体在男性社会中具有某种神话意义。日本学者中岛碧在《丁玲论》 [8] 一文当中说，贞贞是个慰安妇，现代文学当中写慰安妇的作品非常罕见，《我在霞村的时候》倒是一篇。在我看来，《我在霞村的时候》代表了延安文艺的最高水平，不明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人把它改编成电影，应该可以像李安改编《色，戒》那样，“把病养好了以后，又派她到前方去做她原来的工作……”
[1]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1941年6月；《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选》，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2]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选》，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516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3] 丁玲：《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参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245页。
[4] 参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245页。
[5] 《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经验》，收入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6] 《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经验》，收入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7] 华夫：《丁玲的“复仇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文艺报》1958年第3期。
[8] ［日］中岛碧：《丁玲论》：“女主人公贞贞，过去曾被日本军拉走，强行作过‘慰安妇’”，原载日本《飙风》1981年第13期，参见孙瑞珍、王中忱：《丁玲研究在国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