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国式现代化呈现耦合共生关系，本质上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互成就的历史证成。“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赋予现代化“中国式”精神标识，揭露“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幻想，以文化主体性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通过搭建生成场域、注入时代活力、赋予现代品格，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孕育、成长提供具象化场景。“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共生发展范式，融通中华文明基因与现代性要素，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合力。
关键词：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重要论述研究”(24CKS004)的阶段性成果
“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重大标识性和原创性概念，意指通过“两个结合”逐步形成的具有“新文化”意涵的生命体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1) 由“两个结合”造就何种“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② 显然，“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经由“两个结合”催生的新文化构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体而言，这种“文化形态”与“实践进程”之间呈现有机关系：“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自信与精神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则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现实土壤与发展空间，二者在坚守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共同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与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对此，厘清二者内在的耦合共生关系，既能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根与魂”关系，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又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任务勾勒出清晰的文化使命和现实指引，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
一、精神供给：“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其本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时代的融合创新，形成的具有生命力、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层精神滋养和价值引领，不仅表现在“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重要反作用”,更通过文明互鉴等方式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一)夯实根基：“新的文化生命体”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式”精神标识
“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中华文明厚重基础上开辟和发展，并经由“两个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成对中国价值观念、信仰信念以及人文理想的当代彰显。“新的文化生命体”强调建立民族文化自信自立的自我意识，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自觉能动与独立探索的伟大精神。“新的文化生命体”所造就的文化面深深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被标注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鲜明标识。
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标注过程，首先，通过文化自觉肯定现代化的道路自觉。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2) 即文化自觉并非是对传统主义的复归，而是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深刻省思后形成的自觉意识。这种文化自觉现在就是文化主体性，直接关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传统道路的反思、对现实道路的抉择以及对未来道路的预测，体现的自主选择意识是这种自觉意识的当代呈现。正如汤一介所言：“‘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文化’上的‘自觉’就不知道社会应向那个方面发展，不能自觉地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 (3) 具备文化领域的自觉意识，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文化自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其次，以文化自信增强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中华文化历经千年洗礼已成为观念世界的抽象存在，但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来说却是可感可触的精神律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霸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乱象的泛滥，中华民族始终保持思想张力和实践定力，抛弃惰化腐朽的“文化复古”论调和不合时宜的“全盘西化”主张，坚定以文化主体性确立文化自信，以卓绝的毅力和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自信来自于文化主体性的支撑，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强大底气。因此，“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文化主体性的现实载体，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道路自信。再次，文化主体性铸就共同精神家园。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中华文化的滋养不断厚植自身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更广阔的现代化叙事空间持续高扬文化主体性，确保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主题中，始终内蕴共创精神家园的价值指向和理想追求。“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文化主体性的“生命之形”,承载着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寄托，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宏伟的实践中坚守文化主体性，走出一条中国独有、内涵着中华民族特性的鲜明道路。
(二)澄清迷思：“新的文化生命体”揭露“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幻想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视域看，现代化无论在理论抑或实践时序上都是以西方为起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处于先发行列并在全球保持广泛影响。以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为开端，现代化开始席卷欧洲乃至全世界，这种以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为手段的现代化过程，给整个社会关系带来深刻变革，在推动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对全社会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乃至思想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更为深重的是，在近三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始终垄断着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模式，在全球拥有极为重要的话语权，“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滥觞为“现代化=西方化”的思潮。同时，资本主义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孕育的主体性文化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而虚化价值理性，奉个人利益为圭臬，将理性与利益算计相对等，进而造成文化领域的意义丧失和公共准则领域的认同危机。当前，人类依然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困境中，由西方现代化伪善的异质文明观造成的矛盾弊端和历史局限还在不断放大。
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范式，“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法论，把主体间性视为文明交往的基本前提，将文化作为生命体以实现共存。这种基于共存的主体持存，要求充分厘清自我生命体与他者生命体的边界，拒绝以霸权扩张方式发展自我生命体，以共生的生命境界克服资本主义孤立的文化构想。“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特质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在超越个体利益基础上对全世界发展和全人类进步的普遍关切。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明加持下不断拓展广度和深度，逐渐明确了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内核，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以“生命共同体”的全面性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以“共享性发展”驳斥“分化性危机”,廓清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面对西方话语陷阱和臆造的虚幻现实，“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中国价值和人类共同价值来解构西方现代化的“色彩定义”,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充分汲取各类现代文明成果，有效规避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价值和实践偏向，从深层次上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力量，有力破除了西方对现代化的垄断式解释，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方案。
(三)凝聚认同：“新的文化生命体”以文化主体性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具有生命力的文明因其持久的存续性而产生古今之争的问题。各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通过文化滋养孕育出特定的文化精神，造就了文化生命体在历史阶段不同的形态和特征。自近现代以来，中国围绕“古今中西之争”展开各类思想交锋，既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垒，也有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一系列争论以形而上学的对立思维为根基，要么视“古”和“今”为非此即彼的矛盾体，要么将“中”与“西”置于优胜略汰的对立框架中，这种认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及文明发展方向带来严重阻碍。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通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求同存异”等方针尝试破解这一困境，为走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拓宽现代文明之路提供了现实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4) ,新时代的中国已具备独立自主选择道路和形塑发展模式的基础和能力。
接续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重要概念，从根本上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新的文化生命体”寻求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在现实层面呈现为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经由“两个结合”为生命体的自身成长和价值实现提供充足养分和广阔沃土。“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映射着对内外因的辨证选择，又彰显出卓绝的历史主动，表现为以现代化实践作为具体形态，要规避用抽象的普遍性的现代化模式掩盖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的本真性，避免因“公式化”套用现代化模糊了自身文化生命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提出，一方面，澄清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非文化断裂的产物” ② ;另一方面，又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绝非闭门造车而来的现代化，“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 (5) 。借鉴人类社会诸文明成果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文化生命体”发生了“化学反应”,不断凸显和巩固文化主体性，以“守正创新、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方针，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活力，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6) ,实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有机衔接，破解“古今中外”迷思。
二、实践统领：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坚实基础和现实土壤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发展进程，更是文化创新的实践场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7)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载体搭建、现代赋能、样态标注等方式，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孕育、成长和壮大提供支撑，逐步实现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和与时俱进。
(一)载体搭建：中国式现代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生成场域
社会现实性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两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实践活动的产物，而非纯粹的理论思辨。按照人类文明演进的整体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出现，其实践过程既受到“两个结合”的指引，又内蕴着中国共产党的守正创新，即这种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有机统一造就的新型文明范式，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关键场域。“新的文化生命体”遵循“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 (8) 的发展规律，在实践中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征与文化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经由“两个结合”方法论指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创新机制，构建出“问题导向—实践创新—制度设定—交流互鉴”的文明发展模式。通过现代化实践反推体制机制完善化，并不断拓展深度和广度，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充足的生发条件和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③ 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蕴含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贯通起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形成了如“智志双扶”、“造血扶贫”等制度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厚植了内生创新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将“天人合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了“两山”理论范式，实现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由点及面的迭代升级，以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万千农民群众。再如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中，通过“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绿色转型方案，立足生态优先规则，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经济的绿色发展。在水源整治上，通过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努力提升我国水源涵养功能，为中华文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繁衍补给无尽能量。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伟大成就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跨越发展，通过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实现“民惟邦本”思想在制度层面的有效转化；通过弘扬“天下大同”共同价值不断为人类社会提供新型治理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具有鲜明文明指向性的实践，给予“新的文化生命体”迅速生长、繁荣的土壤和养分，始终保持文化生命体的生机和活力，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从文明追随到文明创造的跨越发展。
(二)现代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注入时代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品格的践行，在立足本国国情基础上持续融合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注重人民精神世界富足和实现共同富裕，不断充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9) 。这种带有鲜明中华民族价值关切的现代化模式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伟大创造力和引领力，不断形塑“新的文化生命体”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中国历史上一直将“天人合一”视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状态，这种共存状态最终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共生，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关系的深刻领悟。进入新时代，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对效率与公平、发展与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本土发展与世界共荣等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对“天人合一”思想理念的辨析和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进一步丰富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理论内涵。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小康”社会思想。中国社会历史脉络中一直贯穿着构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理想社会的夙愿，古代君王意欲发挥柔远能迩的治国智慧以满足人民的这一诉求，但都未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社会建设路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时刻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与实践主动，为“小康”社会勾勒出理想蓝图，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对这一时代课题做出了圆满答复。通过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由理想变为现实，进一步丰富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涵。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以民为本”思想。民本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都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政治建设上，党和政府始终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社会民主建设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而持续发力。在文化建设上，党和政府将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不断丰富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产品提供精神层面的追求。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发扬民本思想和坚持群众史观形成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既实现了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又进一步巩固和彰显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在特质。其四，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和为贵”思想。“和为贵”表达了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基本思维。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弘扬“和为贵”思想，通过建设和谐社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历史底蕴。
(三)样态标注：中国式现代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赋予现代品格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实际，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明，是蕴含着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样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10) 这一特殊性赋予“新的文化生命体”以时代性和民族性规定，彰显了其在人类文明中的现代品格。
人类文明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实现进步。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 (11) “新的文化生命体”既具有现代文明的普遍性特征，还在生成逻辑、结构基因、内在特质以及实践价值等方面呈现出系统性创新，实现了特殊民族性与普遍现代性的有机统一。在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衍生出系列新型文明理念，不断激活“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是经由“两个结合”形成的现代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为这一生命体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动因。“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12) 中国式现代化有机融合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发展因素，为中华文明赋予现代品格进而激发出“新的文化生命体”。同时，“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壮大，依靠其提供的现实条件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换言之，“新的文化生命体”借助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生命更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标识。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两个结合”理论指引下不断形塑中国文化生命体的全新形态。“两个结合”在方法论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其中，“第二个结合”将中国的现代化成果有机融入到中华文明中，并不断丰富其文明内涵，成为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要素。“新的文化生命体”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景式战略谋划为契机，推动文明形态向全方位发展的整体性结构转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引领下，不断被赋予现代性要素和世界性视野，其内涵进一步丰富，向着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样态所迈进。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极具包容性的发展样态也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进一步壮大提供了机遇，“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13) ,“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理念，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吸收其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现代文明发展形态。
三、文明共塑：“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国式现代化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共生发展范式
“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耦合共生，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路径。二者通过文明基因的传承创新与实践形态的动态适配，在文化与实践、理论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等层面呈现出共生关系，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双向赋能：在“文化与实践”的统一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晶，文化作为文明的精神内核，为实践提供价值指引；实践作为文化的现实载体，为文化注入鲜活生命力。代表文化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代表“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互动融合中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走向统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标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实践的精神结晶，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价值指引。文明及文明形态的演进类似生命体的生长过程，“文明”的出现和演进是一种“文化生命体”萌发、成长以及成熟的过程。从历史逻辑来看，文化生命体在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催生了“文明形态”,并促进“文明形态”的壮大。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化的现实载体，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现实指引。“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本质上绝非是一种历史社会形态的概述，而是经由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超越之上所凸显的道路自信和价值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必然蕴含着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其目标就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14) ,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基本过程和目标” (15) 。就此而言，尽管“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涵盖众多内涵的有机体，其根本性质依然是中国道路在现代化潮流中的文明体现。具体来看，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以人民为中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担当、以建设“五个世界”为重任的中国道路的探索和构建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实际上就是现代化实践的“新路径”和“新图示”,它作为一种文化生命体并非静态的既定现实，而是动态发展的有机生长过程，必须在中国式现代化维度内展开对这一文明形态的理解。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也不只是一个结果，而是不断赓续发展的动态过程。
(二)固本开新：在“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16)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是“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要在守好中华文明“本和源、根和魂”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理论和道路的创新中实现文明的更新。
“新的文化生命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资源。以文化主体性为特征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持续强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完成对民族文化基因的自主发掘与自觉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静态的“标志性文化”向动态的“生命体文化”转变，助力由传统文化形成的“历史遗产”向满足现代化诉求的“当代资源”转换，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原本反映的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体现了劳苦人民渴望摆脱剥削和贫困的夙愿。这一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进而转化为应对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中国价值。“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蕴含着以“诚信”、“和睦”、“仁善”为标准来塑造人的道德品格的逻辑理路，体现了古人对“天下一家”和“民胞物与”的向往之情。中国共产党赋予它新的生命力，通过提出“正确义利观”、“真正的多边主义”等交往理念，不断将这一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为和平性、包容性、普惠性等理念，实现了对古代交往智慧的当代延伸，成为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文化基因。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社会基础。从文明创造的意义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质变的标志性成果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形态，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 (17) 。这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其内部各要素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运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关系是起关键作用的核心要素。当生产力发生从量到质的飞跃时，必然引领其他要素共同推动社会形态发生质变。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精准研判和把握，确立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推动生产关系的结构性改善和上层建筑的丰富式发展，通过矛盾体的运动为文明跃升创造条件。此外，现代化作为“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 (18) ,中国式现代化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的“五位一体”建设，最终在高质量发展中完成中华文明的新质蜕变。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为创造具有超越性的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兼容并包：在“中国与世界”的统一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有机耦合，使人类文明新形态既立足中国国情，又面向世界；既传承中华文明，又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既解决中国问题，又回应全球挑战。这一在“中国国情”和“世界潮流”、“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出的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路径、新样态，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促进不同文明交融中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标志着中华文明已步入系统性的生命更新周期和结构性的现代转型矩阵。“新的文化生命体”独特的文化使命和实践对策决定了其既能完成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又能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和积极吸纳的理念促成文明的“多元融汇”。从根本上超越了现代文明的发展范式，为文化的多样发展和文明的和谐共生提供了全新样本。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气派，坚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文化理念，力图在跨越时空维度和地域范围之上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以文化共同繁荣带动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致力于打破文化隔阂的“和合”态度，在坚守文化主体性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优秀文化精髓，以卓绝的历史主动性不断创造时代性、世界性的文化精品，以“同”化“异”。
“人类文明新形态”依托中国式现代化场域完成“出场”,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文明形态赋予“新”的内在特质。具言之，“现代化”动力来自包含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在内的人类整体文明的合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就是要在遵循文明交流互鉴的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的文明探索之路，要聚焦中国现实和中国优势，阐发“中国之治”的伟大成就，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现代化历程，“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图景” (19) 。中国式现代化标志着中国将现代化建设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念、治理观念和价值原则有机融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关键支撑。这一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萌发的文明构建思想，充分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
“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其生命力蕴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人类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价值内涵及其现实导向，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化，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所坚守的“魂”与“根”提供丰厚滋养。“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历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进程高度契合，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支撑，成为推动人类文明有序发展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