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事”与“理”:由“事”而思“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 次 更新时间:2021-12-30 16: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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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作者简介]杨国荣,198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1年被评聘为教授,2006年被教育部遴选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年当选为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形而上学学会主席、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等。

  

   摘  要:“事”既与“物”相涉,也与“事实”相关,“理”“事”之辨相应地关乎“事”与“事实”的关系。“事实”包含认识论与本体论二重含义,与之相关的“理”则展开为“物理”(物之理)与“事理”(事之理)。“物理”所表示的是事物的内在规定、内在联系和普遍法则,其存在既不依赖于人,也非基于人之所“作”。然而,“理”的存在固然与人涉,但其敞开则离不开人所作之“事”。无论是作为普遍法则的理还是“殊理”,其显现都以“事”的展开为前提。“事理”生成于“事”的展开过程,并以必然法则与当然之则为其内容。广义的“事理”无法完全隔绝于“物理”,在狭义的层面,“事理”或事之理则主要涉及“事”本身的展开过程。从实践的层面看,“事理”在生成于“事”的同时,又对“事”具有多方面的制约作用:事”的有效展开,以把握“事理”并进一步以“事理”引导“事”为前提。从认识的维度看,“事”与“理”的相互作用则既表现在“事中求理”,也体现于“理中发现事”。人之所“作”,一方面表现为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与之相关的是做事过程的“循理”;另一方面,展开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之相关的是做事、处事中的“讲理”。以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为背景,“循理”蕴涵着对必然法则的尊重和当然之则的认同,与之相涉的“事”展开为“法自然”和“为无为”的过程。以人与人的交往为背景,“讲理”将“事”与人的“共在”沟通起来,并通过形式层面的晓之以理与实质层面的价值关切,彰显了“事”和“理”之后人之“在”这一主题。“循理”和“讲理”都以把握“理”为前提,“理”可由“事”而知,同样,“理”也需由“事”而证。做事过程同时涉及普遍之理与特定情境之间的关系,而“事”的展开则不仅应“合理”,也需要“合宜”。

  

   关键词:事    事实    理

  

  

   “事”既作为人之所“作”而展开为人的多方面活动,又作为人与对象互动的结果而呈现为认识论与本体论二重意义上的“事实”。“事”与“事实”同时与“理”相涉,后者以“物理”(物之理)和“事理”(事之理)为具体形态。“物理”内在于事物,又因“事”而显;“事理”在广义上兼涉“物理”,在狭义的层面则关乎“事”本身的展开过程,并展现为必然法则与当然之则。就“事”与“理”的关系而言,二者在人之所“作”的过程中相互制约,而人则既可以“事中求理”,也可“由理发现事”。做事和处事的过程不仅与物打交道,而且展开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前者关乎“循理”,后者则涉及“讲理”。“循理”以合乎必然法则与当然之则为指向,其中蕴涵“法自然”的要求;“讲理”则意味着基于必然法则与当然之则而给出“为何做”“何以如此做”的理由,既表现为形式层面的“规范态度”(理性论说),也以人与人之间承认彼此的权利和价值为内容,并相应地关乎做事过程与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在的统一。

  

  

  

   一  “事”与“事实”

  

   “事”既与“物”相涉,也与“事实”相关,“事”与“事实”的关系的讨论在逻辑上构成了“理”“事”之辨的前提。在“事”与“事实”的关联中,“事”首先表现为人之所“作”。这种“作”,具体展开为人的多样活动,“事实”则可视为以上之“事”的产物。

  

   上述视域中的“事实”,不同于本然形态的“物”或“实在”。本然形态的“物”或“实在”尚处于“事”之外,未进入人之所“作”的过程,从而不构成基于“事”的“事实”。宽泛而言,“事实”可以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二重维度加以考察,二者在不同的意义上都关联“事”的展开过程。

  

   在本体论的层面,“事实”既涉及“事物”,也关乎“事件”,无论是“事物”抑或“事件”,作为“事实”都与人之所“作”无法相分。在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中,人通过做事而改变对象,并在对象之上打上自身的印记。这种打上人的印记的对象,既可以视为“事实”的事物形态,也可以看作是作为事物的“事实”。这一意义上的“事实”,也就是人所面对的现实存在:人非生活于洪荒之世,与人发生关联(人与之打交道)的对象也不同于本然之物;在其现实上,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乃是由“事实”所构成。当维特根斯坦(L. J. J. Wittgenstein,1889—1951)说“世界是事实(facts)的总和,而不是物(things)的总和”之时,似乎也从一个方面注意到这一点。

  

   事物主要表现为特定的对象。“事”作为人之所“作”,同时展开为一个过程,并涉及不同的人与物。在与多样的人和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仅物被打上人的印记而成为事物,而且不同的事件也往往随之发生。宽泛而言,作为“事实”的事件可以视为因人之所“作”而在一定的事件和空间中发生的现象。相对于事物的既定性,事件每每展开于一定的时间段,从而表现为或长或短的过程。“事实”视域中的事件之更内在的特点,体现于它与“事”的关联:纯粹的自然现象,包括自然对象之间的互动引发的现象,如火山喷发、地震、洪水,等等,不是“事实”意义上的事件,唯有在人与物或人与人的互动(广义的做事过程)中形成的现象,才呈现为具有“事实”意义的事件。作为因“事”而生的实在,上述论域中的事件已不同于本然的存在。

  

   与“事实”的本体论形态相关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在本体论上,“事实”表现为人之所“作”的结果,包括打上人的印记的事物以及人的活动所造成的事件;在认识论上,“事实”则可以视为对以上事物、事件的把握,这一意义上的“事实”通常以陈述或命题来表达。在谈到事实时,金岳霖(1895—1984年)指出:“事实是真的特殊命题所肯定的。”此所谓“事实”,便侧重于认识论的意义。

  

   以人之所“作”的结果为对象,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与人的活动存在多方面的关系。金岳霖肯定事实有“接受成分,安排成分”,并认为“事实是所与和意念底混合物”,这里的“接受”和“安排”便表现为人的广义活动。这一看法,无疑注意到“事实”与人的活动的关联。不过,在金岳霖那里,以上活动似乎主要与概念(意念)的运用相联系,从而仅仅限于观念层面,对于更广视域中的人之所“作”,他未能给予充分关注。

  

   就其内容而言,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包括不同方面。在谈到事实时,罗素(B. A. W. Russell,1872—1970)指出:“现存的世界是由具有许多性质和关系的许多事物组成的。对现存世界的完全描述不仅需要开列一个各种事物的目录,而且要提到这些事物的一切性质和关系。我们不仅必须知道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以及其他东西,而且必须知道哪个是红的,哪个是黄的,哪个早于哪个,哪个介于其他两个之间,等等。当我谈到一个‘事实’时,我不是指世界上的一个简单的事物,而是指某物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有某种关系。因此,例如我不把拿破仑叫做事实,而把他有野心或他娶约瑟芬叫做‘事实’。”罗素的以上看法注意到“事实”不限于事物及其性质,而是首先指向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解,同时侧重于“事实”的认识论意义:在认识论上,仅仅指出某一对象(如拿破仑),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唯有对相关对象作出判定(如拿破仑有野心,或拿破仑曾娶约瑟芬),才表明形成了某种知识,而这种判断又以命题的形式表达出来。与之相联系,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也不囿于事物及其性质,而是以命题的形式指向事物之间的关系。罗素诚然曾提及“事实属于客观世界”,并以所谓“原子事实”为最基本的事实,但其考察主要是在逻辑的视域中展开,罗素自己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在分析中取得的作为分析中的最终剩余物的原子并非物质原子而是逻辑原子。”与之相应,原子事实内在地关乎语言:“每个原子事实中一个成分,它自然地通过动词来表达(或者,就性质来说它可以通过一个谓词、一个形容词来表达)。”这种与“逻辑”“语言”相关的“事实”,更多地呈现了认识论层面的意义。

  

   在相近的意义上,金岳霖区分了“东西”与“事实”。“事实”以命题表示,“东西”则以名词或名字表示。这一意义上的“东西”,主要表现为特定的个体,“事实”则关乎事物间的关系。以植物界的“麦子”而言,“麦子”只是东西,“麦子播种了”则是事实,因为它涉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如麦子与土地、时间与空间等等。引申而言,“东西”可以蕴涵很多事实,如,“书”属于“东西”,但其中却可以包含不同的“事实”,如这是旧书,这是外文书,这是精装书,等等。就“书”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言,相关的“事实”则还包括如下方面:书在桌上,书在计算机边,书已借出,等等。

  

   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与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尽管存在着观念之域与人化实在等差异,但在源于广义之“事”这一点上,又有相通之处。以事物、事件等为对象,作为人化实在的“事实”生成于人与物、人与人的互动,同样,凝结于命题的“事实”,也基于人之所“作”。后一意义上的“事”或人之所“作”涉及宽泛层面的认识活动。如金岳霖所言,以命题形式呈现的“事实”表现为“所与”和“意念”的结合。“所与”在此指客观的呈现,“意念”则与概念相通;与之相应,这里涉及二重认识活动,即直观与概念的运用。直观或观察包括日常经验活动中的自然直观、科学实验中的科学观察等等,天文研究中用射电望远镜观察星系就属于人所从“事”的后一类科学研究活动,这种直观或观察构成了使对象以“所与”的形式进入认识之域的前提。概念的运用则涉及直观材料(所与)的凝结和关联。作为认识活动,概念的这种运用同样表现为人之所“作”:广义之“事”固然不限于观念领域的活动,但同时又包含这一类活动。以上视域中的“事实”既不同于主观的构造而具有真切性,又作为人之所“做”而区别于纯粹自在的存在形态。

  

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与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既相互分别,又彼此相关,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事”与“事实”的关联。作为人之所“作”的产物,两者同时构成了“事实”的不同形态。然而,“事实”的这种不同形态,在哲学领域中往往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就总的哲学趋向而言,人们的注重之点,常常主要指向认识意义上的“事实”,从罗素、金岳霖等对事实的理解中,已不难注意到这一点。在这一视域之下,“事实”主要表现为以命题形式呈现的观念形态,尽管这种命题被视为“真的特殊命题”,但作为认识论之域的命题,它毕竟有别于打上了人的印记之实在。如作为“事”之产物的“事实”,显然不限于以上形态:当人们强调从“事实”出发之时,并非仅仅着眼于真的“命题”或“陈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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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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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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