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彪: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从增殖逻辑到权力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 次 更新时间:2021-12-17 14: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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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彪  

   摘   要:在马克思的视野里,权力批判和资本批判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本身就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权力形式,它既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更是对经济和社会的支配权力。经由超经济权力向经济权力的历史转变,资本最终成为凌驾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结构化的总体性权力,这种权力在资本自我增殖、自我扩张的循环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以资本权力批判深化资本批判,不仅可以深化对资本增殖逻辑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深刻揭示由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共同构成的资本逻辑的内在关联及其发展趋势,并在历史辩证法中找到超越的路径。把资本批判推向对资本权力逻辑的批判,也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资本权力;增殖逻辑;权力逻辑

  

   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是资本最为基本的逻辑。而资本的价值增殖又与资本支配劳动和社会的权力运作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整体。因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并不限于对资本的增殖逻辑的批判,而且在于对资本的权力逻辑的批判。全面把握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应当在资本的增殖属性基础上把握其权力属性,把批判视域由增殖逻辑批判推向权力逻辑批判。本文的目的,就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文本,从三个方面对资本的权力逻辑进行阐释:一是立足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揭示资本的权力属性,指出权力逻辑同增殖逻辑一样均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规定;二是立足权力支配的社会形式,阐述传统社会的超经济权力向现代社会的经济权力转变的历程,厘清资本权力形成的历史脉络;三是立足资本的价值运动,分析资本权力的结构化和自组织特征,说明资本权力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性权力。

  

   一、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及其权力属性

  

   资本的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所谓资本逻辑,是指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发展的整个过程,并在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经济环节中表现出来。(参见丰子义)资本逻辑是由资本的本质决定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7-878页),但资本又离不开物,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2页)。这表明,作为“物”的资本和作为“关系”的资本具有统一性,“物”是资本关系的表现形式,“关系”则是资本的深层本质。只有把物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资本本质才能被准确把握。

  

   作为资本本质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增殖是资本的独特属性,“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同上,第997页),“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9页)。因此,资本首先无疑是以剩余价值增殖为目的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这一理解并不足以完整把握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实际上,资本的价值增殖还蕴含着资本对劳动和社会的权力。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下,财产的有无必然导致在社会中形成不对称不平衡的力量,形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资本不过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私人财产只有在同时“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同上,第878页)。

  

   资本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从主客体关系来看,资本权力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力。一是对人的支配权力,包括货币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生产资本对工人的身体规训和生命治理、商品资本对消费者的欲望操控等;二是对物的支配权力,集中体现为资本对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索取权和占有权。从自我运行的场域来看,资本权力是以市场为中心的价值权力。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背景下,资本的权力表现为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权力、货币对商品的权力,从而表现为价值系统对人的权力,“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8页)。也就是说一切产品和活动,都必须转换为商品、转换为货币,继而转换为能创造价值的价值,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地位。如果说资本家对劳动者及其产品的支配是一种具体的、可视的权力,那么资本的价值形式对个人和社会的支配则体现为一种抽象的、隐匿的权力。因为在后者中,市场成为了资本强制的场域,无论买者或卖者都不过是商品的代理人,不过是资本实现增殖的工具。商品向货币转换的“惊险一跃”、剩余价值的分割以及资本积累的实现都离不开市场;受供求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制约的交换关系不仅支配着每一个交换者的行为,而且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同上,第95页)。

  

   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以及资本的价值形式对人和社会的支配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形成了互为表里的两种权力形式。一方面,以市场为中心的价值权力是资本权力形成的基础。由于分工和交换的普遍发展,人们对交换价值的追求超过了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货币在商品世界取得了独占权和统治权,获取更多货币成为了交换的目的。由此,“W-G-W”的商品流通公式转化为“G-W-G’”的资本总公式,这为资本家购买和支配雇佣劳动实现价值增殖创造了动力。正如列宁指出,“从商品中,从商品交换中,从货币权力的出现中,产生了资本权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29页)。另一方面,资本支配雇佣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推动了商品市场的繁荣,这又反过来扩大了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权力。正是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购买和支配,商品生产才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77页)。

  

   资本的权力属性固然离不开资本的增殖属性,但在某种意义上,权力属性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实质。这是因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过程中,剩余价值总是以物的形态体现出来:或是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或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统一的商品,或是通过交换而得到的货币,或是生产和生活的消费品,等等。受制于这种“物”性,人们容易仅仅从物质形式特别是量的大小的角度认识剩余价值,从而忽视隐藏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指出,从整体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这一过程的真正产品“不只是剩余价值……而且是生产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再生产[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永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81页),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0页)。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显然既包括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关系,也包括资本与劳动的权力关系。由于利益关系必须以物质形式体现出来,因而它和剩余价值一样,也容易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因此,如果仅从剩余价值增殖和利益关系来理解资本,那么资本批判就可能被理解为对资本增殖所造成的贫富分化的批判,扬弃资本逻辑的社会变革则可能被单纯等同于对分配正义(公正的利益分配)的理想追求——这显然不能真正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我们在解读资本的逻辑时,把目光定位在物的逻辑上面,那么,所能得出的必然是经验主义的思想结论。而如果我们把资本的逻辑直接定位为货币的逻辑,钱的逻辑,并试图从一种人类文化的角度来对这种逻辑进行批判,那就很容易在批判的思路上走向抽象的人本主义”(唐正东,第380页)。相反,强调资本是一种权力关系,则体现了资本对劳动和社会的统治——既包括具体的统治,也包括抽象的统治,既包括宏观的统治,也包括微观的统治。正因为如此,资本被马克思明确地表述为“工业上的最高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86页)、“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93页),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9页)。

  

   突出资本的权力属性,并非是要淡化资本的增殖属性,而是要在其基础上揭示资本的权力属性,以便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资本逻辑。实际上,资本的权力属性与增殖属性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在自我运动过程中,资本的双重属性展开为资本的双重逻辑,一是以剩余价值剥削为核心的增殖逻辑,它将整个社会生产和整个生活世界都裹挟到商品生产和价值增殖的漩涡之中;二是以资本统治为核心的权力逻辑,它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对劳动、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支配关系。资本的增殖逻辑把生产发展和财富增殖作为中心,展示的是“物”的逻辑;资本的权力逻辑则把“物”视为制造支配关系的中介性手段,深刻突出了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对称性。所以,研究资本的逻辑,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既要立足“物”的逻辑又要超越“物”的逻辑,既要立足利益关系又要看到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摆脱各种形式的拜物教的束缚。而超越资本逻辑,不仅在于消除资本剥削,更在于否定资本的统治,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

  

   应当指出,资本的权力属性和权力逻辑,是马克思资本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完整理解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维度,忽视这一维度,可能导致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识。例如罗素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把经济上的利己行为视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动机,把追求商品的欲望和追求权力的欲望分离,这造成了对近代许多重大事件的误解。在他看来,在人类的欲望之中,对权力的欲望往往超出了对物质财富、对经济利益的欲望,因为“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但不论是前一种情形还是后一种情形,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是经济上的动机”(罗素,第4页)。吉登斯也指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对于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有所帮助,但却不能完整理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当代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马克思对于权力概念从未做过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这种失误使其历史分析方案从一开始就存在某些严重的局限”(吉登斯,第3页)。罗素和吉登斯无疑都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批判。这从反面启示我们,资本不仅对剩余价值增殖充满欲望,而且对支配劳动和统治社会也充满欲望。所以,在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特别是资本批判理论时,不仅要看到利益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要看到支配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要批判资本的增殖属性和增殖逻辑,而且也要批判资本的权力属性和权力逻辑。

  

   二、超经济权力支配向资本权力支配转化的历史脉络

  

不同于诉诸血缘关系的家长权力、诉诸神秘特质的宗教权力以及诉诸暴力征服的军事权力等非经济权力形式,资本权力是以财产权利(Recht)为基础、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家的交换而形成的经济社会权力(Macht)。从资本对劳动的支配结构来看,这种权力产生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市场交换活动。由于与自身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只能出售包含生命时间和生命力量的劳动力;相反,资本家独占了全部生产资料,其购买劳动力只需要付出部分财物(即货币)。物的支配权的匮乏将直接导致社会支配力的削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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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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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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